拉仕泰多·布拉布殊夫 @ 二月 8, 2010

【英文原文首发于《Foreign Affairs》、中文版首发于《共识网》，作者姚洋，由米央、SoapSalesman、@xiaomi2020、@Freeman7777等翻译；感谢“wangkf”、“niechen”的推荐！】

自从中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现在其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的成功要归因于它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混合型所有制，基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政府的大力干预的综合。《时代》杂志前外文编辑约拿·C·拉莫给它起名为：北京共识。

但是实际上，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货膨胀。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总体税收负担（计算方法：税收收入与GDP相除得到的比例）在20%到25%之间。这个国家引进外资排名世界第二。

在国内，80%的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或者成为上市公司。由于中共并非民选政府，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因此它被迫去不断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用这种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到目前为止，此策略是成功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因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不平衡的出现。

不出意料，中共的自由市场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均。总体基尼系数（用于衡量经济是否平等的指标，0为绝对平等，1为绝对不平等）于2008年达到了0.47，和美国相同。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3倍半，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

那么，中国政府是怎样一边实践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一边自诩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呢？答案是：30年来中国由一个中性政府来统治的——这是一个（与利益集团）分离的，没有（利益集团倾向型性方面）偏见的政体，当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保持中立的姿态。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当局一心为公。相反，这个政府经常掠夺公民。但是这种掠夺是“不问身份的”，北京当局总体上不在乎选择哪些社会、政治团体作为他们的猎物——和其他许多威权政府不同，其他政府只会保护一些特定的社会团体、政治团体，任其自肥。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比其他威权政体更精于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

由于在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之外，中国人民开始提出更多要求，中共单单将经济发展作为良方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招数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三十年来，中共有意地采取了有利于某些特定地区（注:比如四个经济特区、广东、上海、西部、东北、以及天津…）和群体（注:比如科技工作者、农民、工商业者、私营业主、以及国有企业…）的政策，来促进他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也有助于中性的中共政府不会永久的和某些团体或地区结盟。

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7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把中国拉入其阵营。中国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早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国内引起了不满：一些经济特区如深圳，享有充裕的特惠待遇，引起其他地区的嫉妒。此外，中共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拥抱非平衡的发展策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如今，中国几乎90%的出口依旧来自沿海九省。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入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将经历痛苦的结构和政策转型。虽然如此，中央政府实际上还是加快了和WTO成员的谈判。尽管加入WTO给农业和零售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入世推进了中国出口，那些担心副作用的人们被证明是多虑了。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每年增长29%，是90年代平均出口额的两倍。

中国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8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

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最显著的是目前的四万亿（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导致更大范围的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

中国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GDP的52%由储蓄构成，消费则降到历史新低。大多数成熟的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8%，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50%。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了。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中共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

尽管坐拥无上权力，又有近期的经济发展成绩单，中共还是周期性的遇到了来自公民的反抗。1976年4月5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自发的民主运动。1989年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和大量的后续抗议已经证明：中国人在政府无法满足愿望的时候，组织起来表达抗议的能力和意愿是相当强的。

另外，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政的监督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也开始关心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通常尝试提供各种各样的“止痛药”来管理常见的民怨，比如努力地消除掉在群众中有可能产生“动乱”的早期预兆，比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中心， 比如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降低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最近旨在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医保，农村教育等的“新农村运动”。

但是，想要用这些措施来压制强势的利益集团，阻止他们对政府施加影响，怕是勉为其难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历来认为和官府合作才能赚大钱，但并不是只有他们才做此想——政府本身和其裙带关系网，以及国有企业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公司相似：不像在成熟民主国家中，政府能获得的授权就是要重新分配收入，提高国民的平均福利，中国的地方政府不需要任何授权，他们只追求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将不可避免的的会侵犯到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例如，在一些城市，蛮横的土地征收仍然盛行，政府密切的监视着互联网，工会被压制，工人们不得不承受长工时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中国公民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他们的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不用多久，让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的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将成为不可或缺的。

过去30年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出的回应。日益广泛的反抗和经济不平衡现在正在将中国推向另一巨大的险境。强大的、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和重商的地方政府正在阻止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均分配，这将使得共产党的战略——用经济增长换取人民对其绝对权力的同意——成为徒劳。

在象美国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中，一个开放的和包容的政治运作中通常会出现各个利益集团的权力制衡。事实上，这正是公正政府的必要条件——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如果中国形成了一个适当的、有效的、而不是装模作样的民主协商体制，以牵制过于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依然可以保持中立。

事实上，对于中共来说，如果希望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继续稳定、政权继续在手，除了民主化改革之外不可能存在第二条道路了。

附录：
作者姚洋相关介绍——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主管科研），
北京大学《经济学季刊》主编。
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1986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9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96年）。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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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GDP, 农民工, 天安门, 就业, 美国,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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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星期一, 二月 8th, 2010,12:00，分属于 “评论.”频道， 欢迎您发表评论或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