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的榆林

原文首发于《锦绣》,作者“尹永铸”,感谢“晨曦岁月”的分享!】

题记:【西安e报】记载:神木府谷靖边三县入选2009版全国百强县,三县均属榆林,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它们并没什么前途,尽管它们有煤、有石油。如果这些资源完了,这些地方就完了…

大柳塔

从榆林朝东北方向,沿着一条行将枯死的无名河流颠簸地开下去,三小时以后就到了神木县,再从神木直直向北行驶一个多小时就是大柳塔,这个小镇几乎是整个“中国能源走廊”的原点,我们的探访便从这里开始。

站在几乎断流的乌兰木伦河边,仰望这个沿河而建的小镇,你会感到一阵阵慌乱:密密匝匝的临街商品房与白色马赛克装饰的低矮楼房间,一辆辆载重汽车轰鸣而过,扬起一股股煤灰。嘈杂,拥挤,繁忙,即便在深夜也不停歇。乌兰木伦河那边是乌兰木伦镇,它隶属于鄂尔多斯,原本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沟壑,因煤矿而成为鄂尔多斯的“文明乡镇”,绿意盎然,天空澄彻,仅一河之隔便与大柳塔有着天壤之别。

榆林地图
榆林地图

在大柳塔,你很难产生找个宾馆住下的愿望,它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无法居住的小城镇,所有的元素,包括噪音、粉尘、匆忙行走的人们,似乎都在提示你,办完了事赶紧离开。

大柳塔在二十多年前还只有一条街道,全镇人口不足五千。“一年到头,呜呜地刮风,男人根本找不到媳妇,光棍成堆。”49岁的艾富华说。正是中午时分,阳光毒辣地射向这片干燥的土地,偶尔有一辆运煤车懒洋洋地开过去,尘土经久不息。大部分运煤车都歇了,他的“风炮补胎”生意也总算可以喘口气。店门口的柏油路是通往大柳塔矿区的惟一通道,这条坑洼不平、早已负重不堪的道路有他的一份功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大柳塔迎来煤矿开发大热潮,却苦于没有公路。在政府的组织动员下,周边百姓多被召集过来,全国各地近三万建设者一时间也蜂拥而至,他成为筑路大军中的一员。路修成以后,轰轰烈烈的煤矿大开发开始了,这成为当地一景。“刚开始开矿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都来看热闹,有抱着孩子的,有骑着毛驴的,有的老汉嘴里叼着旱烟杆,蹲在地上,一瞅就是一天。”

煤是在1982年被发现的。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经过近一年的勘查,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在陕西神木、府谷、榆林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1984年,新华社发出了一条电讯:“陕北有煤海,质优易开采”——至今仍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榆林人记得这条朗朗上口的电讯。

被喻为鄂尔多斯煤海“白菜心”的大柳塔因此成为神华集团的发祥地。依靠这里的煤炭资源,神华建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府-东胜煤田”,圈定了如今“能源走廊”的核心版图。最初产量只有几百万吨,至2009年,产量超过了惊人的3亿吨,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煤炭企业和全球最大的煤炭供应商。

爬上一个小山梁,俯瞰整个大柳塔,会看到这个城镇由混乱和有序的两片区域组成,有序的那片区域是神华集团下属的神东公司,这家公司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超市、火车站、广场、星级酒店、银行、医院,一应俱全,整洁而有序。看起来混乱不堪的那部分,则是多年来由被“黑金”吸引过来的人们组建的城市。如今,大柳塔镇的人口总数将近四万,其中流动人口占了七成——对这样一个完全不宜居的灰色城镇来说,是什么吸引这群外来之客?答案似乎不难理解。

美丽的大柳塔神东小区
在官方宣传资料里频频出现的神东小区

傅连军是近三万外来淘金族中的一员。几年前,他怀揣着辛苦攒下的一点本钱,到西部很多城市去打听哪儿的钱更好赚,最后选择了大柳塔,在这里开了一家主营“铁锅鱼”的小饭庄。“这里不缺有钱人,可是缺鱼,尤其是像我这样做得好吃的鱼。”傅连军说,“这里太缺鱼了。不怕贵,只要好吃。”他的鱼的确够贵,因为都是从遥远的松花江空运过来的,门口的冰柜里躺着一条刚卸下的大马哈鱼,一米多长,又肥又白。

可是房租也够贵的。一般的邻街小商品房,年租金高达4万元。高租金自然掀起了高物价——我们在一家小店买了一张“神木煤矿分布图”,两张A4纸大小,印刷极为粗糙,居然花了十五元。

艾富华在大柳塔经营“风炮补胎”生意已经十多年了。运煤道路是惟一的,他的铺子也是惟一的,这颇有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味。就像美国淘金热时期那些不通过黄金照样发大财的聪明人,艾富华身在煤矿不挖煤,同样赚了不少钱(虽然小铺子和他这个老板都毫不起眼,甚至看起来都脏兮兮的)。但艾富华不是大柳塔人,他是从神木县的农村过来的,最羡慕的人是大柳塔人,最遗憾的事则是——他不是大柳塔人。

“做一个大柳塔人有什么好的?”我问他。

“那当然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干个买卖好贷款,只要是本地人贷款,六个保人一保,一百万就贷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

“大柳塔人有钱啊。本地人,有个几百万的就算是穷光蛋了。有钱,就有信用。”

“煤不是都在煤老板手里吗?不可能人人都有煤矿吧?”

“不用有煤矿,同样也很有钱。”

那我就纳闷了。

“他们没有煤矿,但他们有分红啊。”他费解地看着我,仿佛在跟一个外星人讲话,“每到过年的时候,煤矿总是给他们钱。”

他也说不清更多的具体情况,但他建议我找个大柳塔人聊聊。我确实对这种“坐富者”充满了兴趣,接下来辗转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一位肯跟我聊聊的大柳塔人。我在等他电话的那段时间里坐立不安,真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给我,或者能不能与我坦率地交流。

他终于打来了电话。我们约定在一个烤肉串的大排档边喝边聊,他并不介意在这样一个地方(后来他说,他喜欢喝酒,而这也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人,开着一辆四十多万的韩国车过来了。他二十岁上下,留着很“潮”的发型,穿着一件紧身圆领衫。

我们首先对他的豪车夸赞了一番,他并没有多开心,相反却苦笑了一下。

“这破车…开着玩么,开着玩么。”西北人习惯将“嘛”发成“么”音。

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建立在骄傲上的自嘲,他的表情却很真诚。他盯着我们,并不说话,用沉默来加强这种肯定——这就是辆“破车”。

“有钱人太多了,我这车算什么呀。没法跟他们比么,真没法比么。”他说。

“的确是没法跟煤老板比。在煤老板之外,这车绝对算是好车了吧?”

“我说的正是这个么,我正是跟那些煤老板之外的人比的么。不算好车。不算。”

“你不开煤矿,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解决“补胎老板”踢给我的那个气球难题——做一个大柳塔人究竟有什么好处。面前这个直率的小伙子并不掩饰这种优越感。

“我们有补偿。”他呷了一口啤酒,将一串羊肉撕在嘴里,“煤是从我们的地皮下挖出来的,对吧?挖得我们没法种地,没法盖房子,空气污染了,地下水没那么多了,就连那条河都快断流了。”他头也不回,手朝背后的方向指了指。他指的是乌兰木伦河。

“补偿的数额一定不少吧?”我知道,他除了这辆车还有一所别墅——虽然,在这个小镇上,哪怕有一所再豪华的别墅也不意味着美好的生活。

“每到年底,煤矿都会给我们分红。”

“多少呢?”

“不一定。不好说。”他端起酒杯,诡谲地笑了一下,跟我们碰杯。

确实不太好说,因为数额不是固定的——其后,我们断断续续地了解到,每到年底,每家煤矿给每人的数额在几万元左右,大矿拿得多,小矿拿得少。这种补偿,最早肇始于神华集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四处开矿之时,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征收土地,并为村民们争取了丰厚的补偿。

“现在,大柳塔那么多煤矿…”

“当然不是所有的煤矿都要给你分红了。”他大笑起来,“如果这样,那神木的、府谷的煤矿也都给我们送钱好了。”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只有相关的煤矿才会给他们分红——这种“相关”,至少是指距离上的,比如被占用耕地或宅基地等,此外还有粉尘污染、地下水位下降之类的补偿。正是基于对这种坐拥财富的预期,很多村民习惯于突击盖房——这种景象在“拆迁村”最容易看到。他家前不久刚刚新盖了六间房,这六间房建在一个待开挖的矿上,拆迁补偿无疑将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祸兮福所倚,坐在他面前,你会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他们出生在这里本不是一件幸事,一年到头的风沙,贫瘠的土地,干燥的气候…可以说,人类的存在,在这里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上帝的某种旨意——只要是土地便能养活人。而煤的近乎突然的显现,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啊。

不过,他尽管已经很富足了,也还有羡慕的人和羡慕的生活。

他羡慕煤老板。他羡慕更多的财富。

他表姐夫就是一个煤老板。十年前,他表姐夫花了两万元从村里买了一个煤矿,过了一年多转手卖给了别人,赚了一百多万。他一看这势头有点不对劲,赶紧借了点钱又买了几个煤矿,就不再卖了,即便到了煤炭市场的寒冬期,他也硬挺着,隐约预判到这种不可再生的黑金子不会一直落魄下去。他挺住了,他成功了——现在他手上的每个煤矿都价值上亿。

我们提出能否采访他的表姐夫,他又笑了。“他在国外,你见不到他的。”这时他的啤酒已经下去几瓶了,颇有些醉意。“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接受你们的采访吗?因为我实在是闲着没事干。这里到处都是来做买卖的,跟他们聊天没意思,跟你们聊天有意思。”

而且,即便他表姐夫不在国外,即便他表姐夫就在大柳塔,我们也无法采访到他。这里的煤老板都太低调,没有人愿意抛头露面。当然也有高调的,开着悍马,雇着保镖,但那样的煤老板也不会接受采访。

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到煤矿走一走,希望能撞上大运,遇见一位神秘的煤老板,如果他能跟我们谈上半个小时那就更好了。我们的寻访显然太吃力了——别看“神木煤矿分布图”中的煤矿星罗棋布,其实现实中的煤矿相隔甚远,并且大多隐没在深沟浅壑中,这样走到了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才走了五家煤矿。吃力倒不要紧,关键是我们一无所获。最后,一家煤矿的管理人员彻底浇灭了我们的努力:

“我敢打赌,你在这里找不到一个老板。”他挥了一下手臂,将他面前的山岭全划进他的怀抱里,“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哪个煤老板愿意到这里来?你要是有几亿块钱,你天天呆在这里?”

神木

财富的巨大漩涡将我们吸引到神木去,当然,这与生意无关,吸引我们的只是管窥财富的一个小小企图。

神木县是大柳塔镇的行政上级,属全国百强县。榆林共有1个区和11个县,神木习惯上被称为“北六县”。在当地,以神木、府谷为代表的“北六县”和以米脂、绥德为代表的“南六县”分别是富裕和贫穷的代名词。

据说,身家上亿的神木富豪如果一个挨一个地站在一起,能站满整个广场。神木的广场在县政府附近,虽远不及天安门广场更大,但至少它是个广场——神木富豪的数量足够令人惊讶了。广场旁边是开业不久的肯德基和麦当劳,一般来说,西北的县级城市很难引起这两家传统洋快餐的兴趣。

这座小城就是一个山谷,被东山与二郎山环抱,狭长而局促。爬上东山,整个县城一览无余,看起来杂乱无章,仿佛一堆灰色的瓦砾,只有开发区正在兴建的一些楼盘才抹上了一点亮色。很难令人相信,脚下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城居然是个富得冒泡的聚宝盆,尤其当你看到盘山公路上一头驴子拉着泔水车优哉游哉地走着,那个老汉跟在它身后几米远,同样也慢悠悠地逛荡着——这分明是我们常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片贫困落后的黄土地。

通过朋友介绍,我们联系到了一位高校教师。他是神木人,在榆林一所高校的经济类专业任教,这几天正回老家神木办事。他答应给我们半个小时,聊聊他对家乡、对财富的看法。很快,他来到了我们的宾馆,这是一个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的中年人,清瘦,胡子刮得很干净,整个人看起来冷静而富有理性。

长城遗址
长城遗址

他接触过一些煤老板,在他眼里这简直就是“秀才遇到兵”。他谈到那些流传在煤老板之间的故事,比如一个煤老板去西安买房,另一个煤老板在电话里通知“顺便给我捎上一柱柱”(注:所谓的“一柱柱”,也就是一个单元);比如北京有条“神木府谷一条街”,神木和府谷的煤老板已经在那儿形成了一个社区;比如有的煤老板走起路来总是耀武扬威,身后跟着几个穿黑西装的保镖;比如有的煤老板在东南亚赌钱,一次能输上千万——在谈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的眼里流露出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不屑,还有愤世嫉俗。

当然,更多的还是隐隐浮现出的一种难以察觉的羡慕之情——在这里,由于最富有的人就生活在穷人的眼皮底下,所以这种羡慕之情就像神木的灰色空气一样,无孔不入。在我们其后的访问和观察中,总是能感觉到这种无奈的空气像煤灰一般钻进鼻孔。

“当初他们买煤矿的价格都不高,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就买了。”他说。

“可不可以说他们是机遇好呢?”

“或许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村子里有个煤矿,按说人人有份,为什么就让你一两个人独吞了呢?就因为你能拿得出那几十万块钱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啊,是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很好,这很好。”他说,“但不能差距这么大吧?再说了,如果你真是打拼出来的,你得到的财富也令人敬重,问题是你的获得和付出远远不成比例。你难道真比那些普通人付出得更多吗?一家人全是宝马奔驰的,一富富上几代…”

“也有不少回馈社会的煤老板吧?”

“你说对了一半。有是有,但不多。”

“即便大富豪们自己不愿意出血,可是政府也有作为啊,听说神木的医改搞得很好,在全国还是典型。(【西安e报】136期之8529期之2)”我说。

“你又说对了。的确搞得不错,不仅仅是医疗,就连教育都是公费的,从小学到高中全是公费,还有伙食补助。老年人也享受不少待遇。靖边、府谷也是百强县,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全国百强县更是多得很,为什么只有神木这样做呢?大家各算各的账,他们做不来就不做呗。神木做得确实不错,这也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吧。”

“这怎么讲?”

“一方面当然是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挖煤给当地生态造成了很大影响,比如地下水位开始下降,近两年开始从很远的一个水库引水,否则神木的百姓连吃水都会困难。在六七十年代,这里小海子特别多,有的地方用铁锨挖几下就能见水。现在这里暴富了,政府拿出一部分财政用之于民,当然是应该的。”

2009年,神木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住院费用400元以下自付,400元以上报销,报销的封顶线30万”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凡是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合作医疗的神木人,无论是干部职工还是农民都享受这样近乎免费的医疗保障。

神木这一招,在很多外地县看来,搞得有点太招摇——它2007年在全国百强县的综合竞争力排名是第92位。央视《新闻调查》记者问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为什么前91个县都没有这么做,你们就可以这么做?郭宝成回答说,“我们当时也没有考虑人家怎么办,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

统万城

神木不仅免费医疗,还免费教育、免费供养孤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在郭宝成的盘算中,神木县42万人口,三分之一富人,三分之一中间状态,三分之一相对贫困——前面这三分之一和后面这三分之一,收入差距天壤之别,所以才利用政府的财政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

这位有些愤世嫉俗的高校教师,在聊到这样的地方政府时,语气要远比聊到煤老板时缓和得多。我们想让他介绍一位熟悉的煤老板朋友,他表示为难,因为即便那些高调的煤老板,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媒体,至于那些回馈社会的慈善家们,他们同样不愿意。他有一个亲戚,一位姓马的女士,故事颇为传奇:最初的资本只有婆婆借给她的500元,她用这笔钱开了一家五金门市部,过了一年,有了点积蓄,又借了点钱,在1990年代用200万左右的价格买了一个煤矿,从此越做越大,现在有十几个矿,分布在榆林、包头及鄂尔多斯等地。

“她就属于那种积极回馈社会的,给神木老家一个乡镇修了一条公路,全长100公里左右,投入算是不小。”他对我们说,她惟一一次在媒体上露面,是在神东电视台(注:神华集团神东公司的有线电视),因为拗不过关系,从那以后再也没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跟他道别后不久,我们无意中在神木县东山祖师庙里发现了一块有趣的石碑,碑上镌刻了一位煤老板热心公益的事迹。“孙金祥,男,1952年古历5月初5生于神木县中鸡镇高家畔村。子女六人,他是老大。由于家庭贫困,从小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一直在家务农…”繁体魏碑体的碑文这样刻着,“1975年,23岁的孙金祥就成为生产队队长。1988年,神府煤田大开发刚刚拉开序幕,他率先在村里办起了煤矿,经数年跌打滚爬,积累了丰富的办矿经验。2005年,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张家沟煤矿,走上了一条富裕之路。”接下来,碑文历数了他回馈社会的经历:先后为神木县杨家将文化研究会捐款30万元;帮扶沙峁镇杨家塔村,投资15万元,为村里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此外,他还为其他社会事业捐款十余万元。

我们估计这座庙的管委会最有可能找到这位慈善家的联系方式,结果,我们在管委会问了一圈,居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孙金祥”这三个字,也不知道这位煤老板何许人也——其实碑文的落款就是这个管委会,而这块碑就在管委会办公室旁边。

最终,我们从网上搜到了这位孙先生的手机号——查找的难度一点都不大,因为他是神木很多煤矿企业的法人代表。我们数次打过去,他都拒绝接听,最后发短信说明采访的来意,他还是没作任何反应。

这个可爱的慈善家煤老板,说不清楚是低调还是高调。在他看来,媒体的采访并不重要,他更信赖的是一块石碑。

榆林

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榆林,是“能源走廊”的双子城之一,是陕西经济的桥头堡,而且还想做陕晋蒙宁区域的中心城市。不过说实在的,由于是从繁忙而嘈杂的矿区一路灰头土脸地走过来,我们对榆林的期待并不太高——或许它只是比神木多了些高楼,它只是更大而已。

进入榆林市中心,我们的想象被彻底颠覆了。

站在榆林市中心的世纪广场上,你会误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有几个年轻人在玩一种我说不上名字的极限运动;阳伞下坐着几个人,端着啤酒在闲聊;那边的大屏幕正重播着一场世界杯比赛;广场边缘一带,正在举办一场旷日持久的啤酒节…

榆林钟楼

顺着广场旁边的步行街走进去,进入榆林古城,又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景观:古树成荫,遮蔽着步行街,步行街两侧坐落着很多明清时代的老建筑——城门、钟楼、衙署、庙宇、府邸、店铺…随便从步行街开出的小巷口子走进去,便是一户户榆林人家,他们的房子都是一个个京式四合院,榆林因此被称为“小北京”。

四合院里的生活令我们颇为惊讶——他们的安详、从容和淡定,在这个被称为“中国科威特”的城市里,竟显得如此另类。那时正是日落时分,我们穿行在棋盘般的古城里,鸡犬之声相闻,夕阳的余晖洒在一棵发蔫的仙人掌上,并将一只懒猫的影子投射在古老的砖墙上。几个邻居端着大碗,蹲在墙根下边吃边聊,而不远处就是那一个个令城市使劲往高空生长的脚手架。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却对周边的五脏六腑所爆发的剧变充耳不闻。他们的周边就是那金光灿灿的财富与奢华的生活,却丝毫打扰不了这份宁静与淡泊。

红碱淖

时间在这里是凝滞的,你会有一种错觉——他们就这样不知不觉生活了几千年了。

这座古城自古为华夏御北重镇,兵家必争。按著名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零的说法,中国的北方有三条线:35度线是王都线,从宝鸡、岐山,到咸阳、西安、洛阳,到偃师、郑州、开封,一字排开,全是古都;38度线是华夏御北的第一道防线,石家庄、太原、榆林和银川在其上下;41度线是长城线,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是华夏御北的第二道防线,京包线上的北京、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在其上下。

从历史上看,榆林的地位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在春秋时为晋,战国归魏,秦统一六国后为上郡地。唐及五代时设夏州、银州、麟州、府州、绥州,均属关内道管辖(注:现在一些榆林当地的品牌,如烟、酒、宾馆等,很多以这些州名命名)。宋以后,分属北宋、西夏及金。明朝设榆林卫,素有“九边重镇”之称。清朝设榆林府,民国设榆林道。在这块以边防为特色的土地上,曾出现过大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西夏王朝建立者李继迁、北宋名将杨继业、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民主革命时期,则涌现出李子洲、杜斌丞、李鼎铭、张季鸾、高岗等一批知名人士,至于文学艺术领域,柳青和路遥对很多人都不陌生。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地处陕北的榆林几乎就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没有人愿意搭理陕北人,而陕北人说话也会引起关中人或陕南人的不屑——太土气了,太难听了,一股羊皮袄味儿。可是,自从十几年前人们将煤炭从地底下挖出来,一切都改变了。

榆林富集各种能源矿产资源,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中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且煤炭、天然气、石油、岩盐组合配置良好,开发潜力巨大,成为21世纪中国的能源接续地,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的重要源头。与鄂尔多斯一样,榆林也成为一个“暴富之城”。

这时,榆林话开始逐渐成为财富、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几乎每个榆林人都知道并喜欢向外地人绘声绘色地讲这个故事:有个毫不起眼的榆林人在西安一家4S店里看车,服务小姐很鄙夷地告诉他,买不起就不要在这里乱看。这个榆林人指着店里最贵的一辆车对小姐说,这辆车我买了,可我没有卡,只有现金。说罢,将背上的蛇皮袋子扔到地上,里面全是人民币。很多榆林人在讲这个故事时,总喜欢加上这样的一个结尾:“从那以后,没有人再嘲笑榆林人了。”

官方人士并不愿意如此单向度地描绘榆林的进步。“榆林不仅仅是新兴的能源城市,它还有深厚的历史,有浓郁的边塞文化和黄土文化。”榆林市招商局局长王利华女士对我们说,“而且它还是一个很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甚至有点风调雨顺的感觉,需要雨的时候就来上一场。”她告诉我们,近十年来榆林非常强调生态建设,比如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也非常注重生态保护,“哪个企业都要过这一关”,这些都使得环境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你们北京常遇到沙尘暴,在我们榆林反而没有。”

我们是在榆林人民大厦采访王女士的。这个外形酷似延安宝塔的当地政治地标性建筑里,正在开榆林“两会”。她答应在她的“小组讨论”结束后给我们一些访问的时间。我们在大堂等待着,被那些展示榆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易拉宝”招贴给吸引住了:2009年榆林人均GDP、农业增加值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净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等五项指标居陕西省第一。2009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02.31亿元,增长13.3%,经济总量继续坐在陕西省的第二把交椅上——而在“暴富”之前的很长时间,榆林一直排在末位。

尽管在陕西的综合竞争力算是老大,但榆林与同处“能源走廊”的另一个“暴富之城”鄂尔多斯相比较,却有着不小的差距——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榆林与鄂尔多斯相比较,而这两个城市也的确在地理上相连,在人文上相亲,在资源上相近。

二者的车牌似乎暗合了这种差距——榆林市的车牌是“陕K”,鄂尔多斯市的车牌是“蒙K”,于是有人调侃,“咱们是‘闪开’,遇到困难就躲;人家是‘猛开’,迎着困难就上,差距能不大吗?”

王利华认为,二者的差距的确不小。“2009年,榆林的GDP是1300亿,鄂尔多斯是2600亿,我们才相当于人家的一半。人均GDP比我们就更强了,因为鄂尔多斯人口只有160万,而我们是350万。”她接着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常去鄂尔多斯取经,他们却从来没来过榆林取经。”在她看来,造成这种差距的因素非常多,但下面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鄂尔多斯的土地成本较低,它们的很多土地不是承包给农民的,而是属于国有单位或林场,这样一来,运作起来就比过去以农业为主的榆林要容易得多;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往往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些陕西当地人则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陕西日报》记者白亮曾撰文指出,“在鄂尔多斯广袤的土地上,以前只住着很少的蒙古族人民。解放前后,陕西、山西等地的不少人拖儿带女来到这里,使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黄土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一种不排斥异文化的多元文化,造就了鄂尔多斯人开放的思维方式和超前的思想观念,培育了鄂尔多斯人包容、博大、务实、进取的精神。而相对于鄂尔多斯人来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榆林人则显得保守、落后。”白亮通过一位受访的企业家之口形象地描述了两个城市官员为政风格的差别:“榆林的一位企业家说,鄂尔多斯是非禁即入,而在一些榆林官员的思维中,却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的。他曾为一个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找某部门领导签字,结果,这位正在看报纸的领导因恰好在报上看到一段有关这个产业的文章,就说‘等政策再明确一些再说吧’。这一等,一个好端端的项目泡汤了。”

榆林的主政者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加快了发展的速度。王利华告诉我们,五年来,榆林在能源化工领域的投资达到了1200亿,投入增长幅度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

“榆林真正富起来就是在这十年内,当然不完全是神华的功劳,因为神华二十年前就进入了,它以资源输出为主。”王利华说,“真正的转机出现在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转化’的要求以后,榆林才真正发展起来。”

她所说的“三个转化”,是指由煤转向电、由煤转向化工以及由盐转向化工,即煤电、煤化和盐化。

如今这个能源化工基地包括两个最大的开发区——榆神开发区和榆横开发区——以及各县大大小小的24个开发区。我们在榆神开发区见到的所有项目,几乎都跟“三个转化”有关。“不搞转化的项目,我们不给煤炭资源。我们是根据你转化项目的大小来配置资源的,所以转变生产方式其实是从源头就开始的。”王利华说。

在这位榆林市的招商局长看来,榆林未来肯定会超越鄂尔多斯——“煤气油盐,在一个地方聚集得这么好,这是鄂尔多斯无法比的。鄂尔多斯缺水,这是一个很大的先天性制约条件。我们还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榆林的农业生产条件也比较好,现代农业发展在全国有36个单产第一,鄂尔多斯的农业就差远了。从转变生产方式上,从资源配置上,从产业结构条件上来讲,榆林都要优于鄂尔多斯。即便人口基数大,这其实也是一个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

她似乎给这座城市上满了发条,我们感觉,它随时就要铃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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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plies to “暴富的榆林

  1. 看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看完
    希望榆林人民不要成为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已经成鬼城了!

  2. 写的不错,特别是大柳塔那个地方和报道中所采访的那几个角色,还原了真实,我每次开车经过上柳塔街道的时候,都是担心会不会堵车,特别是车站路边的那些路边摊,太让人崩溃!这个小镇的外来人口占了本地人口的3/2!从大柳塔到上湾的那座呼和乌素大桥是和鄂尔多斯的分界线,两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很近。

  3. 大柳塔,曾经去过。
    扬尘,广袤的砂土场,还有满脸黑灰的人们。
    大柳塔的居住环境恶略,但似乎不影响在那里淘金人们的心情,跟喝了鸡血一样。

  4. 另一个版本:有个毫不起眼的榆林人在西安一家4S店里看车,服务小姐很鄙夷地告诉他,买不起就不要在这里乱看。这个榆林人指着店里最贵的一辆车对小姐说,这辆车和这妞我都买了。

  5.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会使其经济结构偏于单一,抗风险性降低…不过此类地区政府财政收入高,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齐全,后期经济转型相对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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