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应再以血路相辅

原文首发于《都市周报》,感谢作者“严伟民”的真知灼见!作者为《南方周末》、《时代周报》等媒体专栏撰稿人,陕西乡党,目前居住在深圳】

30年前,“杀出一条血路”这个充满改革激情和英雄豪情的口号艰难地启动了改革(via:百度百科)。它也曾经激励了无数的改革者和拓荒牛奔赴特区或投身改革。30年后,当温家宝在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又有人提出这个口号,这实在令人惊愕(via:中国青年网)。

这个口号的合法性在于它有这样三个前提:一是发出号召的人有相当权威和信誉,可以保证改革者尽可地少流血或者不流血;二是改革的参与者也有足够的资历和经验避免流血;三是在操作层面上讲,立法保护改革者的现实可能性几乎没有,不争论还可以一试,一争论可能耽误历史赋予的最好时机,甚至,可能连试的机会都没了。

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口号。一大批把个人荣辱跑到九霄云外的改革勇士挺身而出,让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功不可没的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越来越明显。

当一个个改革勇士莫名其妙地消失和倒下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因为没有法律保障,这是所有改革和改革者悲剧的根源。如果说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只能如此的话,那么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这显然是在放弃领导(注:确立规则)的责任。

既然改革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改革者流血!一个特定时期的口号毕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常规的发展路径。没有法律的保障,无论对于改革或任何改革者个人而言无异于一场以国家和个人命运作为赌注的豪赌。这是根本没有可能持续的事。

豪情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神奇作用,但漫长的历史不能只靠豪情写就。最有力量和持久的保障当然必须要靠制度,没有制度,把希望寄托于英雄豪情等非理性的力量,风险巨大——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30年前的经济改革,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长时间地深受制度伤害的背景下启动的。所以,在开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注:至少是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这是一个全社会所有人都受益的“帕雷托过程”。

经过30年的演变,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的前提条件也不复存在。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毫无疑问会对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其中的艰难和风险不言自明。如果还按30年前的方式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极其简单的推论:经济体制的改革尚且要以杀出一条血路为代价,那政治体制的改革岂不是要血流成河?

深圳城市景色
30年来,深圳走过了一条“血路”

如果仍然要求改革者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所谓“大无畏”精神去赴汤蹈火,这与当今法治、契约精神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这个口号和要求等于在告诉全社会:一、改革仍然没有法律保障,因此改革者可能随时牺牲;二、我们也不打算对改革者负责,所以,世界通行了数百年的法治和契约我们不打算给你提供。显然,这两条又不可能成为高层决策依据和逻辑。

那么,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立法!我们应该以立法的方式规范改革的领导者和执行的权力边界;确立媒体监督的权利;确立公民的权力;彻底消除以人治的方式任意逐利,决定改革方向、路径及改革者命运的可能。

“杀出一条血路”是突围,而不是目标,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规则的改革,人类目前最有效的规则就是法治。用法治和契约精神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保证社会在低成本和可持续的道路上前行,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政治体制改革不光是代价巨大的问题,而且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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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eplies to “改革不应再以血路相辅

  1. 三十年前杀出一条血路是在当时计划经济面临崩溃下喊出的口号,当时也并不是意思说说要让人流血换经济增长。 如果理解有误的话,成昆铁路修建时候牺牲的烈士上千,那是血铺就的铁轨,那岂不是可以理解成不顾人生命的珍贵而去换取西部无用的铁路,如果付出这种代价,在平原地区不知道都要修多少铁路了。那都是由于当时技术限制,环境限制有关,当事人都怀有建设祖国的热情,并不认为这条铁路修错了,反而认为很重要。具体可以参见凤凰卫视最近播出的《凤凰大视野》三线纪录片。

    我认为问题在于社会形成不同的阶层,特权阶层牺牲弱势群体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问题。

    福州最近禁电动自行车,一群坐车的老爷下达命令禁了走路人用的电动车。这就是强势群体,特权阶级断了老百姓的生路。如果要全民投票,占大多数比例走路的人绝对不会干出这种SB事。

  2. 特权阶层牺牲弱势群体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问题。
    ————
    对,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3. 离婚又咋了?
    我作为一个公务员,我都离婚两次了,不一样为人民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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