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怎样被国有化的…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作者“狄马”,感谢“优质陕北人”的推荐!原文较长,略有删节,阅读全文请登录其博客。相关:《火车票和奴隶主的统治技术》】

我自认为我是个顽梗的人,外在的生活、习气很难改变我,但今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自己怀疑起来:春节回老家过年,闲极无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纸牌。玩了几天,竟上了瘾,晚上做梦,尽梦见手中拿着好牌,将别人赢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欢呼声中醒来。醒来后,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因为我平时是极厌恶打牌的,不仅自己从不打,看见亲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几天,竟在梦中也疯玩起来,可见人的精神、意识是很容易改变的。

只要把一个人的生活封闭起来,然后只允许他按一种程式生活,那么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变得单一起来。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个大君王或“伟大领袖”起来,自诩为“世界各族人民的导师”,他规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种娱乐方式、一种生活形态,包括吃饭、睡觉、拉屎、送尿都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姿势,甚至做爱都要求达到“国标”,“国标”以外的都不算,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仅会控制我们的生活,而且会控制我们的梦想。

到那时,我们不仅会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而且会梦着同样的梦。这梦因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称它为“国有化的梦”或“全民所有制的梦”。

前两年有人讨论胡适和鲁迅谁更伟大,有的说是胡适,有的说是鲁迅。胡适是侧重于制度建设的,鲁迅是侧重于国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认为,没有一种劣根性单属于中国,国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实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国民性,首先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好坏;挺鲁的人则认为,制度是由人设计的,人不变,尤其是国民性不变,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坏。

二者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喜欢给英雄“排座次”本身就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单一的制度,必然产生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单一的生活与梦想,又只能制造出单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有一个笑话是讲蒋委员长的:说在古都西安的城墙根下,有两个老汉在展望未来。一个说,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每天油把辣子泼得红红的,粘在面里,顿顿都咥饱;另一个说,你看你个没出息的!我如果当上蒋委员长的话,全村的粪,我一个人全包了,谁也不让拾!现在我们推想一下:假如前一个老汉上台,问题不大,顶多是个贪图享乐的土皇上;可假如让后一个老汉上台,那还是要搞独裁,比蒋委员长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只能产生那样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样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闭的环境和单一的生活决定的,因而胡适和鲁迅的工作并行不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的问题。

幸好这样的生活不是天宝遗事,三十年前的生活状态总还不至于忘记吧?那时,城市和农村被一项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编户”制度隔离开来。农民被严厉地限制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须开出行政当局的介绍信;否则,饭店不能进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个发现的警察都可以将其当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喝多少油,穿多少条裤子,都是严格地由计划当局发放的“粮票”、“油票”、“布票”决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个头决定的。

我在农村,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农民一天的生活:拂晓时分,这些被严格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他们现在不叫“农民”,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社员”,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队长”驱赶,来到一块据说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去服无尽的劳役。劳动的间隙,这些“国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许休息,他们必须放开嗓门背诵当今圣上的语录。直到黑夜完全降临,他们才回到各自的屋里,开始一天的休息。

生产队
生产队里的担水劳动

城市人的境况相对这些挣扎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说,当然要好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已。一个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在机关当差的公务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一生,从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连死后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但在这种无微不至的“规定”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公共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无尽吞噬。那时,几乎所有的厂矿企业、政府机关都流行一种说法叫“业余活动安排”,仿佛不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即使在“业余”也无法“活动”。或者换一种理解,只有经过行政当局“安排”,人民群众才敢在“业余”“活动”,否则,就可能像太平天国一样把老百姓自己过的年叫“私过妖年”,论罪当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权力部门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事无巨细,连发放避孕套这样的琐屑也烦劳领袖亲自过问。毛泽东曾在1973年12月的一次计划生育工作会上,专门指示他的各级党政机构:“避孕药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群众不好意思去拿”。

历史就这样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个性与故事。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历史的背后。他们的幸与不幸无人问津。没有一支笔肯记录他们的悲欢离合,没有一首歌肯抚慰他们的深沉黑暗。御用文人笔下的历史成了各个周年纪念和代表大会的周而复始,成了权力和它的各级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视基地。人民,这个没有长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词”,只是作为群众演员被抽调来举拳头、喊口号的,类似于电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枪撂倒再没有出现,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

生产队
生产队出工前的训话

当然,对一个极其自负的权力系统来说,仅仅控制人们的当下生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知道,人类除了要吃饭、会思想外,还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有记忆。记忆能使人们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从那些推动过人类文明前行的伟人那里,人们可以聆听到智慧的声音,从而对当下的生活作出判断。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必须推倒以往历史上一切能够站得住脚的伟大学说,否则,人们就会利用记忆和当下比较。于是,他们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侮之为“封”,把西方人数千年积累的精神财富蔑之为“资”,把俄罗斯一切贤哲明达创造的不朽经典斥之为“修”,——你数数看,自有文字以来,我们能够学习和继承的还剩什么?

当生活失去记忆以后,时间就变得没有了刻度。在这样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一样,春夏秋冬除了气温不一样外,其余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换。人们见了面,除了问“你吃了没?”,再不敢传递别的讯息。因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个性化叙述都可以被当作罪证移交当局。爱好写日记的人们,除了记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后的大小便,别无可记。私人的空间被强制拆迁,时间完全被国有化了。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抵挡住这种历史的虚无。他们顽强地从时间的深处汲取力量,监狱、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们改变。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对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在上世纪20年代创办了当时苏联最好的杂志《红色处女地》,左琴科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不幸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当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于对神父儿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剧总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喜欢卖弄博学,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是所有独裁者都爱玩的把戏。但伏伦斯基拒绝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可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对这个国家的主人——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待遇,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厉声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重新返回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苏联大饥荒
苏联大饥荒导致成千上万人饿死

后来斯大林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毫无效验。最后一次是,伏伦斯基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态,以证明自己终于征服了这个人。“见鬼去吧,神父,”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当时世界上最横的强权?我认为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最顽固的记忆,它能使一个人从高处获得权力,而这个权力胜过地上的一切,因为颁授它的是来自穹苍之上的上帝。中国人没这么幸运,他们自小生活在一个宗教观念极淡薄的国家,因而他们对抗世俗强权的主要力量还得来自地上,只是当传统的忠孝节义解决不了问题时,仁人志士们就会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来的档案资料显示,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仍然不乏一些抗世独立的骨鲠之士。顾准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位。传记作家告诉我们,这个红色政权的财税要员,曾在50年代因个性原因和拒绝执行野蛮的财税政策两次打入另册,却不思悔改,终于在60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县,实行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妻子离异,子女因怕受牵连,相继签写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见,但这个孤独的思想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将对世界、对亲人的爱雪藏起来,终日蛰居斗室,以冷馒头果腹,写下了日后令知识界、思想界汗颜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本大著,从而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性堕落挽回了些许尊严。

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不管是因为目光短浅还是贪图享乐,总是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安乐,去寻找一种在他们看来完全是无谓的烦恼,就像在太平盛世,人们不愿意放弃优渥的工作,而选择一项看不见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业一样,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会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屈从于自己的肉体感受”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要看在什么时代。在丰衣足食的“中兴之世”,“肉体感受”当然不错,可一旦遇上饥荒、暴乱、人民没有任何自由的极权时代,“肉体感受”就不是什么好滋味。这时,极权者除了开动杀人机器,实行监禁、杀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正常感受,实行乾坤大转移。

极权者取消人们对当下时间的感受有两种办法:一是忆苦思甜;二是展望未来。前者要把人们硬拉回过去;后者要把人们强推到未来。前者认为,通过宣教部门的有组织宣传,人们会在今昔对比中忘记饥饿,忘记寒冷,忘记奴役之苦;后者认为,通过人为努力,历史会按照自己的设计奔向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天堂。在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贫穷和犯罪,人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按照自己的需要拿东西。就这样,人悄悄完成了对时间的“挪移”,而“挪移时间”原本是上帝的事情。

据《旧约·列王纪下》记载:亚述王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王希西家病得快要死了。先知以赛亚就来到床前安慰说:“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希西家问以赛亚:“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希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这说明时间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只有他知道其中的秘密。

当然,时代不同了,权力者利用时间的手法也变了。现在,紧握权柄的人懂得了,只有毛皮长长了,才能打死熊罴的道理。因而时间主要用来安慰失意者,麻痹异议者,糊弄外国旅游者。功能上相当于一个抚慰器,主治心浮气躁、肝火旺盛导致的易怒、失眠和气血上升。他们说,你看,我们仅仅用了三十年或六十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会有的成就。不信你想想,我们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过的什么日子?潜台词是,不要急,万事都有定数,只要你乖乖的,肯定会有好果子吃。到时候,面包会有的,自由也会有的。

其实,时间是个客观的容器,关键看你往里边填什么。是用它来建设,还是用它来破坏?它本身没有亲疏,没有善恶,无始无终地游走在永恒的宇宙之流里。没有亲疏是说它无所偏爱。一段时间,比如,此时此刻的“某分”、“某秒”,不管你躺着还是站着,睡着还是醉着,它总是要过的,不会因你幸福而延长,也不会因你悲伤而驻足。民谚说的“时间不等人”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善恶,就是说好人可以利用它,坏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时候坏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还高。因而,马丁·路德·金说;“人类的进步绝非在必然的车轮上滚动;这种进步的实现,要通过愿意做上帝同工的人们不倦的努力,苟无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只会帮了社会停滞势力的忙”,结论是,“做正当的事情时机永远成熟”。

2010年5月4~17日
草就于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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