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二):大跃进时期

@ 一月 26, 2011

【本文为王磊老师的自述体回忆录,作者仅授权INXIAN连载,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二)

清涧中学是1953年建立的,当年招生,首届学生1956年毕业,称为56级。我们这一届算59级,共四个班,我分在59级3班,班主任是白家骥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

清涧中学是县上的最高学府,校长曹国璋和县长一个级别,老师多是从外地来的大学毕业生,很洋气。城里人由于尊师的传统很深厚,对中学老师格外敬重,师生也都有点高人一等的自豪感。我上小学时,每次看到清中学生到文庙开会、听报告时,排着整齐的队伍,每人手里拿一个油漆的又黑又亮的单人凳子,比我坐的长条凳好多了,心里非常羡慕,盼着自己也能成为清中的一名学生。

我1956年进校,1962年高中毕业离开,在清涧中学生活了6年,这六年是我成长中的一段关键时期,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亲眼目睹了许多事,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

从1949年秋天踏进小学那一天起,我就注定要与共和国同甘共苦。五十多年来,共和国的晴阴风雨,每一次成功或失败,每一个发展变化都刻在我成长的年轮里,我不自觉地成了一名历史的见证人。

刚进中学时,学校的气氛很好,学生尊称老师为先生,教师宿舍的门牌上也写着“XXX先生”。以后什么时候改成老师,记不清了。有几个老师非常引人注目:体育教师邵先生,哈尔滨体院毕业,高个子,大块头,身体魁梧,戴近视眼镜,说话很直爽,常感叹这里的学生有许多身体素质不错,有运动潜力,只是吃得太差,营养跟不上。他是资本家家庭出身,有个漂亮的妻子在哈尔滨,没过两年,他就调回去了。窦先生也是个大个子,篮球打得很好,能唱浑厚的男中音,晚会上经常登台演出。还有教史地的一对李姓夫妻,英俊、漂亮,课讲得好,男李老师的字非常有特色,许多学生跟着摹仿。这些老师无形中成了学生心中的偶像。

1957年上半年,开始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报上发了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学校教师也开鸣放会,晚上会议室里灯光通明,学生不准靠近。有些学生偷偷趴在二斋的砖栏上偷听。下来纷纷传说某某老师发言了,那位老师说了什么。记得窦先生痛哭流涕,批判共产党不讲人情。学校弥漫着神秘而紧张的气氛。下半年一开学,又接开着教师会,这次变成反右了,会上发言都是慷慨激昂地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不久,听说窦先生和徐先生打成了右派分子,被公安局抓走了,学校里从此不见了这二人的踪影。活生生的人忽然从身边消失,肯定给年轻学生的内心里留下不安的阴影。

接下来,学校里和整个社会一样,不得安宁了。

1958年大跃进,全民布下天罗地网打麻雀、灭四害,又是大炼钢铁,把老百姓家里的锅铁收来打碎,在清中的操场建起土高炉,要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全校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把门窗都糊满了。学校大办工厂,每个班都办起几个工厂,两三个人刮来烟灰、和成黑水,就算一个墨水厂。学生经常下乡劳动,不停搞运动,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影响。

1957年反右以后,学校里新来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赵老师,一个是西北大学毕业的蒋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前打成右派,发配到陕北改造来的。打成右派对这二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万幸,否则我们大概无缘见到这些出色的老师。尤其是蒋修业老师,是西北大学物理系高材生,本来准备选派去苏联留学的,因整风时说了一些话,成了右派,来清中当了物理老师。我们有了一位好老师,中国却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蒋老师是我终身崇敬的对象。他是四川大竹县人,出身名门,祖父留日归来,最早在家乡办新式学堂,是当地教育界元老。蒋老师非常聪明有才气,他精通英语、俄语,订阅几种外文的物理和文学杂志,中外文学的书都看,文学上的知识远远超出其他语文老师。他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打兵乓球,物理、数学的水平我们觉得高深莫测,他上课夹一本教材,从不看,讲得非常清晰。我们常常跟不上他的推理演算思路,有时他在推理过程中稍作跳跃,就出现我们瞪眼他也瞪眼的情况,我们是弄不清怎么推出这个结果,而他困惑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听不明白。后来我明白,超常的天才与平常人之间,必然会出现沟通的障碍,因为都错误地把对方想成和自己一样。

从初中开始,尽管我自己在学校是好学生,语文成绩突出,作文屡受表扬,又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在校内算是知名人物,但家庭的政治背景却变得越爱越糟,1956年教师整风中,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清除出公办教师队伍。1959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成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之一,是阶级敌人,民办教师也当不成了,到建筑队当一名小工,靠体力劳动维持家庭生活。

大跃进
这,就是大跃进

1959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清涧中学的高中。这之后是人民公社化,大办公共食堂,居民都上了街道的大灶,我也开始在学校吃饭、住宿。在三年困难时期,尝够了挨饿的滋味,灶上吃的清水煮白菜根、榆树叶、野菜、老茄子,主食是谷糠、高粱糠,少量黑豆、豌豆。高粱糠蒸的长条形馍馍,学生叫它“红专”(砖)。因为当时学校里大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批判“只专不红”,号召拔白旗,人人都要积极靠拢党团组织,要求进步。一心学功课,不关心政治的同学被当成只专不红的典型,受到批评指责,压力很大。

在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时候,全校师生却被要求保持高昂的政治热情,运动一个接一个,向党交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宣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扫盲、除四害、全民写诗、大办报纸等等,一浪接一浪。在办报热潮时,班上办报,少先队大队办报,团委学生会办报,各种手抄、油印的小报满天飞。我当时满腔热情、精力旺盛,几乎每项活动都积极投入。值得一提的是,在高一基干民兵训练结束,进行实弹射击时,我居然三枪连中靶心,取得优秀,受到县武装部的奖励。那次的奖品是一个硬皮笔记本,盖着武装部的大印,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在打枪上似乎有点天赋,不知是否与父亲当过军人有关,以后上大学军训,也是优秀射手。七十年代下乡整队,在我蹲点的大队民兵训练时,也打过一次靶,三枪打了24环,比那些复员军人强多了。可惜此生没能从军,这点打枪的才能就算埋没了。

高中阶段,我在文学上的兴趣和特长继续发展,曾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试着写过诗、散文、小说。一位很有浪漫气质、爱写诗的语文老师看了我的习作,说我不适合写诗,适合写散文、小说,而我第一次公开发表在地区报纸《榆林报》上的作品却是一段快板。我对美术、音乐都比较喜欢,画画算班上第二名,高二时因为主演歌剧《三月三》,成了学校文艺骨干,并学会了识简谱。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苏联歌曲我都喜欢唱,水平不高,可以自娱。总之,高中阶段是我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兴趣广泛,各方面都有所发展。

初中、高中时课余看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学校图书馆的书不少,质量也还可以,足可以满足我的读书欲望。学校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上的一些问题,如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问题,是自由体还是格律诗、民歌体。我的好友师随平爱写新诗,主张自由体,另一位杨明湘喜欢写民歌,主张民歌体。杨明湘有一首民歌体诗在省作协办的《延河》上发表,当时大家觉得很了不起。后来我们几个没有当作家的,有的从医,有的干了行政,我当了教师,搞理论研究。尽管没能当诗人、作家,但那一段文学爱好的经历和氛围,对我大有益处。

尽管我在各方面表现不错,校内也有些名气,但就是入不了共青团,只能当个超龄的少先队员,因为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一直到高二时才被团支部通过,上报到团委审批。一般情况下,团委审批只是走个过程,报上来的绝大部分照批,可到我就不行了,第一次上会没通过。下来大队辅导员找我谈话,说是因为有团委委员说我有点骄傲自满。

又过了半年,才把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典型批准入团,这已是高三的第一学期了。那时学校的惯例,高三学生为了准备参加高考,一律不再担任校一级学生干部,回到班上任职。我不当大队长了,到班上当学习委员。

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下的孤独童年(《我在伊朗长大》)

那时候高考的压力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大,至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高一、高二轻轻松松地过去了,高三才开始想到考大学这件事。有些年纪稍大同学抓的较紧,我紧张不起来,按部就班地学。高三第二学期前两个月上课,后两个月分文理科进行高考复习,我无疑报了文科。那时分三类:一类理工、二类农医、三类文史。文史类不考数学,只考政治、外语、历史、语文四门。我的记忆力还可以,政治、历史该背的东西记得差不多,语文没有记忆性的东西,只考作文和古文,我觉得自己有优势,不必费多大劲,所以从没加班加点开夜车,晚上最晚十点就睡了。后来看别人都点灯熬夜,拼命学习,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也开始加班,每晚看书到十二点才睡。不到一周,就困得受不放弃了,还是老样子十点睡觉。

高考在绥德进行,榆林地区分南北两个考点,北六县在榆林,南六县在绥德。绥德这个点上实力较强的是米脂中学和绥德中学,建校较早,师资水平也好一点,应对高考的经验较丰富。清涧中学我们是第二届高中毕业生,比起老牌的米中、绥中是小弟弟,被人看不起,米中、绥中的高考复习资料不外传,给学生辅导时也关着门不许外校人听。

我高考时,心里不很紧张,发挥正常。记得语文分两次考,第一次只考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一是《说不怕鬼》,二是《雨后》。显然前者为议论文,后者为记叙或抒情文。我因为不久前看了报上发表的《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介绍和长篇序文,印象还较深,就选了前一个题目。那篇序文好像是何其芳写得,从不怕鬼联系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等等。我写完作文,觉得比较满意。第二次是一段古文,标点、注释加翻译,一小时完成。大约是苏轼的一段文章,讲一个小孩在野外玩,老虎来了,他不认识老虎,一点不怕,老虎触他、碰他,他也没有害怕的意思,只觉得好玩。老虎没吃他,走了。作者推测,老虎吃人前先要吓倒他,让人恐惧,这个孩子无知无畏,所以虎不吃他。我一看就懂了,翻译的很轻松,注释不敢说全对,但八九不离十。答完还剩十五分钟,就坐在那儿把古文背下来。因为那时考试题不许带走,事后也不发什么标准答案,我想把那段古文背下来,回去有机会查查出处。

考完自己感觉可以,但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当时正大讲阶段斗争,说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考生的政治背景肯定要求严,有个学生曾在背后对人说“像王磊那种家庭还想上大学,哼!”显然断定我上不了,我也作了考不上的思想准备。八月下旬未见录取通知,我就去十多里外的一所小学当了民办教师,给小学一年级和四年级上课。才上了一周课,一天下午,同班一位同学骑自行车来通知我,说我考上了,让我把民办教师的位置让给他,他未考上。我一听大喜,马上交了手续回家。

父母为我考上大学高兴,又为路费发愁,我被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时上大学没有学费,师范类院校还包伙食费,吃饭也不用花钱,住宿更是免费的。我父亲东凑西借才为我准备了20元,我独自一人踏上赴省城的路。学校通知9月1日报到,我接到通知晚,来不及,请了两天假。9月1日动身,经延安、铜川,9月3日才到西安。但是新生已开学,我看到班干部名单,上写“王磊,伙食委员”。这是我大学期间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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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 群众围观在“风雨人生路(二):大跃进时期”旁边

  1. 酥麻拉姑 说:

    沙发而已

  2. 钟楼夜行人 说:

    继续,请继续!
    期待下文。

  3. 扑哧 说:

    首届学生1965年毕业,称为56级
    应该是1956年毕业吧…

    经过我们分析,你说的没错,应该是1956年毕业,已修改。——胡铁花

  4. 匿名 说:

    围观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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