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三):从不怀疑

@ 一月 27, 2011

【本文为王磊老师的自述体回忆录,作者授权INXIAN连载,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三)

我能上大学,实在幸运,我曾想过,如果上不了大学,我这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上大学和上研究生,两次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说“知识改变命运”,还真有点道理。

1962年,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许多1958年刚办起的大学纷纷下马,不少老大学暂停招生或减少招生,高考录取比例是历年来最低的,据说理科是10:1,文科是16:1。陕西师范大学当年只有中文、数学两系各招60名,其他系都没招。在招生数量这么少的情况下,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能录取,当然是幸运。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感谢师大那年的招生老师。据他后来讲,我的平均分是78分,算是很高的。西北大学的招生老师嫌我出身不好,没要。师大这个老师觉得不录很可惜,犹豫片刻,还是要了我。这些是我上学以后才知道的。

我感到幸运的是原因还在于,入学正遇上好时候。中共领导人在发了几年高烧之后,开始冷静下来,全国进入相对平稳、务实的时期,社会风气好转。一开学,全校上下抓学风,副校长郭琦亲自给新生作动员报告,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中文系一年级除了按常规开设写作、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典文学之外,还开了书法和工具书使用法,配备的师资也较强。

在学生这方面,似乎都有雄心壮志,好像在百米起跑线上,哨声一响,个个飞奔向前,唯恐落后。有的从头到尾背《诗经》,有的一篇一篇细读《古文观止》,有的啃《说文解字》,也有的写诗、写小说,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晚上12点以前睡觉的人少,谁要是谈情说爱,就被人看不起,认为没出息。在这种你争我赶的气氛中谁也不敢放松,逼着你前进。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除了完成功课以外,拼命多读书,阅读的面也比较宽。刚进校时,看到宿舍楼贴的研究生复试的通知,才知道大学毕业还可以再上研究生,心中暗暗产生了考研的念头。

学校的伙食开始并不好,还有点困难时期的阴影,菜是开水煮冬瓜或开水煮萝卜,几乎见不到油,主食量也少。上午第二节课后就饿了,常从南门跑出去到吴家坟买红薯吃。从第二学期开始忽然好转,原因是1963年春节前后,中央招考座谈会,关心青年知识分子健康,决定提高大学生伙食标准。伙食费由每月12.5元增加到了15.5元,食油由每月二两增加到半斤,加之全国经济形势好转,粮油副食品供应充足,使我们吃的越来越好,能起到一周内不吃重样的饭。

陕西师范大学
陕师大老照片之校门

师大重视了绿化,校园环境不错,尤其是图书楼前的教学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是读书的好地方。春天我常被周围的美景陶醉,和同学一起照相纪念,那是用135相机拍的黑白一寸小照片,放大后才看得清楚。

我上大学后三年没有回家,不是我不想回,而是家里穷得拿不出路费。从西安到清涧,路费是12元。这十二元在当时算不少的一笔钱,够我们家一个月买粮买碳用。父亲当小工挣的钱养不了家,还得母亲上街卖开水,给粮站洗麻袋,帮别人带小孩,挣点领钱补贴家用。我上大学期间,家里只寄过一次钱,是20元,父亲在西安的老朋友惠兆民给过20元,我吃饭不花钱,另外每月还有2月助学金可作零花用。我很省钱,上街次数很少,从师大到西安城内钟楼的公共汽车票是一角五分钱,我也舍不得花,步行的时候多。

一次周末,几个学生慕名去南大街剧场看李瑞芳主演的《梁秋燕》,走去走回,花两角钱买了一张站票看完戏。李瑞芳是陕西眉户戏的名演员,后来还看过她演的《两颗铃》、《雷锋》。上街饿了,到食堂吃八分钱一碗的素面,叫阳春面。奢侈的时候,喝一角五分一碗的八宝甜稀饭,或三角钱四两(两碗)的油泼面,记得吃过东大街老陈家的油泼面,很香。知道西安老孙家羊肉泡馍、白云章饺子都很有名,但没有钱,不敢问津。1963年9月,清中低我一级的女同学师立静考上西安音乐学院,我去小寨看她,她家境教好,请我到小寨义祥楼吃羊肉泡馍,每份七角。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羊肉泡馍的味道,印象极深。

三年没回家,最难熬的是第一个寒假。全班同学都回去过春节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陕北同学。过年那两天,整个学生灶只有三四十人吃饭。灶上也准备了不错的年饭,初一吃了饺子。但想家想得厉害,除夕夜我们俩在一起回忆在家过年似的热闹气氛。以后的几个假期就好过多了,已习惯了一个人离家在外的生活,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看书,颇有收获。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大一、大二时的假期日记,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借书、看书。

1963年暑假,我和班上另一个没回家的同学,去登了一次华山,那时华山游客极少,很清静。没有山门,没有卖票收费的,也没有小贩和饮食摊子,保持着自然、原始的野趣。我们走时每人身上只有四五元钱,带着灶上买的馒头和咸菜,往返的火车票是半价,共两元。在北峰道观借助了一宿,每人9角,买开水喝花了两角,回学校后还剩了点儿钱。华山的雄伟、险峻震撼了我,虽然回来腿疼了几天,仍觉得不虚此行。以后我接触到美学上壮美、崇高之类的概念,就不由想起华山。

在华山北峰见到了一个年轻道士,冷漠傲气,不太与人说话,后来问别的老道士,才知道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到华山当了道士。我想他心中分愤愤不平之气恐怕尚未消除,出家只是一种无奈的抗议。

大学阶段,和中学一样,我接受的是极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担任过短期的学习委员,大二以后当班长,直至文革开始。虽然没能入党,但一直是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认真学习过毛泽东的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心国内外政治,对党中央及各级领导的指示、决定深信不疑,坚决照办。当时流行一个据说出自刘少奇的口号:“做党的驯服而有力的工具。”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东西,我也没产生过怀疑。

批判苏修
批判苏修

从1963年开始,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共中央开始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系列批判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从一评到九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慷慨、激昂、浑厚的声音,回荡在校园里,提醒我们,全世界反帝、反修的重任已落在了中国身上。过去中国只有一个超级大国敌人,即美国。现在,过去的老大哥,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也成了敌人,不能不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严峻。学校里和社会上平和、宁静的气氛逐渐被日益紧张的阶级斗争取代。我们每天在“社会主义好”的广播声中走进食堂,中文系话剧队上演的是《千万不要忘记》。种种迹象表明,政治风暴正向我们刮来。

我们认真学专业知识,平静读书的时间只有两年多。1964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们中文系66级两个班被抽去参加长安社教。10月下旬,在绵绵秋雨中进队,第二年五月才撤出来。我被分到杨庄公社的大寨大队工作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社教政策,清理整顿基层组织,是专搞阶级斗争去了。为了便于和当地农民交流,我彻底改掉了陕北方言,学会了关中话。

原来我以为关中的农民都富裕,去实际一看,发现长安县南山下的农民日子过得也很苦。我们在农民家轮流吃饭,不搞一点特殊化。后来社教总团领导怕我们工作组吃不消把身体搞垮了,悄悄配发一些炒黄豆和炒面。我们到引镇、长安出差时,也趁机到饭馆吃顿好点的饭,稍微改善一下伙食。

长安社教好不容易结束了,我们原以为可以回校上课,不料又派我们参加西安市的城市四清运动,一搞又半年时间。1965年底才回校,66年春季开始上课。这时国内政治形势已是风声紧、雨意浓,我们离开学校的一年里,校内开展学九评运动,抓反动学生。我们班的温俊德同学因西北大学一位同学牵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说中学时组织过反动组织,后被开除学籍,逮捕判刑。67级的康正果、65级的蔡光兰也遭同样命运。

正规的教学中断了,我们的学习就是批《海瑞罢官》、《谢瑶环》,批“三家村”,批苏联的修正主义文学,如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这样的学习生活没有多大意思,我们都希望早点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据说学校和系里已经在五月份制定好了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出意外,我们本可以于1966年6月底或7月初顺利离校。

然而,形势的变化出乎我们的意料。(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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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 群众围观在“风雨人生路(三):从不怀疑”旁边

  1. 绞肉机 说:

    路过。

  2. 说:

    这种口述历史很有价值。只是错别字还得注意

  3. 山南水北 说:

    楼上的哥,很抱歉,我的校对还是不够仔细。

  4. 海盗电台 说:

    错字有些明显了。下期文革来了,高潮来了。

  5. 吴标题 说:

    不了解的历史,感觉已经很远了

  6. 扑哧 说:

    坐等后续部分

  7. 百富烤霸 说:

    老子愤怒了!!!老子要怒吼!!!还我e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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