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五):大事自做主

@ 一月 29, 2011

【本文为王磊老师的自述体回忆录,作者授权INXIAN连载,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五)

大学毕业后,家里就开始操心我的婚事。由于我出身不好,不仅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文革中家庭成分又划补为商业资本家,成了“双料货”,一般人家都不敢和我家攀亲,怕政治上受连累。加之我在山区工作,接触人的范围非常有限,一时没有可谈的对象。我自己对这件事倒不是很急,但父母亲特别着急。1969年春节回家,有人介绍了一个插队知青,是高66级学生,认识后双方大体还满意,就进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互赠礼物。我到单位不久,女方即后悔,来信说怕受我家政治上的影响,将来不好找工作,我当即表示解除订婚关系。

这件事更使父母着急,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受到打击,曾想找个寡妇算了,可寡妇也不想要个出身不好的人。这时有人上门说亲,对方是中学低一级学生,正在银行工作。她人不笨,也正直,缺点是长得不好看,性格孤僻绝强,不善与人相处,且在文革中受刺激,有过一段精神病史。我的同学和朋友知道后,都曾善意劝我不要答应这件婚事,但我父母觉得自家政治上不好,能找个有工作的就不错了,不能要求太多,极力劝我同意这门婚事。

要是在以往,谁要说让我和这个女人结婚,我只当做玩笑,而且是侮辱我的玩笑,可是在1970年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件婚事。看着父母老为我的婚事发愁,我觉得实在于心不忍。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孝子,为了减轻父母的心理负担,我宁愿自己受点委屈。再三考虑,明知是火坑,我睁着眼跳了。一但决定,就开始通信联系,几封信后,确定结婚,事后想起,真有点草率,对自己,对她都不负责任。1979年暑假,她来姬塬,花50元,很简单地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第四天,开始吵架,十八年的痛苦就这样开始了。

我在校办干了七年,到1979年考上研究生才离开。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给文教局帮忙,起草文件,准备教师会,下乡检查学校工作等等,我跑遍了定边县的30个公社,对那里的教育可以说非常熟悉。另外,还抽去下乡整队,给五七大学上课。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教办改为教研室,开始主要抓教学业务。

1977年,我一次去榆林开会,到榆林师范拜访了中学教我们物理的蒋修业老师,他问起我的外语,我说丢了十几年了。他劝说再拾起来,会有用的。还送了我两本俄文小册子,其中一本是托尔斯泰写的小故事。当时他已在精通英语、俄语的基础上,又自学了法语、日语,桌上放着许多外文杂志,我被他深处逆境,却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精神所打动,回去开始学习俄语,去定边中学借了本俄汉大字典,每天坚持背单词,借助辞典阅读翻译俄文小册子。在定边中学图书馆还发现了一本俄文原版书,汉语注明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因为从没听说过“伦理学”这门学问,出于好奇,我借回去看看。先把前言目录译出来,就知道了伦理学的大概轮廓,觉得挺有趣,与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思考的一些问题有联系,便继续读下去,没想到这件事决定了我后半生学科研究的方向。

恢复高考

1978年恢复高考

1978年,国家恢复高校和研究生招生。我一看中国社科院招收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指定的参考书我几乎全读过,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我很仔细地读过,并有许多想法,非常高兴,马上决定报名,初试在县上进行,社科院把试题邮寄过来。共四门,政治、俄语、哲学、伦理学,学习了一年的俄语正派上用场。考过感觉还可以,但不敢抱太大希望,觉得全国人才很多,自己不一定占优势。

7月初接到复试通知,我大喜过望,县上也轰动了,都议论我去北京复试这件事。我去北京参加复试,正是最热的时候,社科院借北师大的教室让我们住,一个教室住20多人,地上摆满床板,每人只有薄褥、床单、枕头和被单,非常简陋,但全国各地来的考生在一起,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同住一室的好些人,后来都成了学界名流,复试分笔试、口试,难度不大,参加伦理学复试的6人,来自北京、上海、东北、杭州、桂林,只有我来自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因为初试成绩我算最好的,有人说取一个也是我,最后结果正相反,6人录了5个,唯独没有我,时候才知道,其中另有原因。

我和前妻的关系一直不好,我曾提出过离婚,但她坚决不离,就继续往下凑和。这次考研复试她当然知道,就在社科院决定录取名单的关键时刻,她给社科院写信告我,里面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要害是坚决反对录取我,认为我如被录取,我们的婚姻关系就会破裂。伦理学招生的导师是老干部,思想正统、保守,接到这封信,改变了参加复试者全部录取的计划,将我排除在录取名单之外。知道此事的内情后,我差点气疯了。当时满脑子装着自杀和杀人的念头,一遍又一遍地计划着杀人、自杀的方案和细节,甚至想过用死者的血在墙上大写“杀人者XXX”几个大字,就像武松做得那样。

“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的话成了我的自白。外表我很平静,只是和人说话少了。内心里进行着生与死的激烈斗争。经过半月多的反复考虑,我终于从人生的危机中走了出来,给我力量的是某位哲人的一句话,“自杀是软弱的表现。”我不想做一个弱者。我想,你阻挠,破坏我考研,我偏要坚持考上,这才是强者的选择。我自杀,等于承认失败;我杀了人,更无法改变我的失败。最后,我从失败中抬起头来,下决心再考,一定要考上。谁知,中国社科院伦理学专业第二年停招,我在西安的同学告诉我,1979年陕西师大开始招研究生,有文艺学专业。母校的老师了解我,即使有人告,也不会随便就听信,因此他们劝我改报陕师大的文艺学,我觉得有道理,决定重新复习,这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过年,一个人在单位看书。

这次的考试我下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除了单位上交给的非做不可的事,抓紧完成,其他一切时间都用来复习。人际的交往应酬,基本上取消;除了看政治、外语、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我还把自己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写成论文,题为《人性、人民性、阶级性》,找人帮我打印50份,寄给国内当时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想投石问路,看自己的观点是否被人认可,自己有没有搞学术研究的才能。同时也给自己算一卦,能发表,预示考研成功;发表不了,说明考研希望不大。

当时对能否发表没一点把握,只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寄出一星期多,就收到《辽宁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加急电报,说他们想立即发表,删去文章最后一部分(即对毛泽东、鲁迅观点表示不同看法的内容),题目改为“人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问我同意与否,速电告他们。我对此感到意外和惊喜,征求周围几个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说赶快回电同意,因为那时我们都认为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是件很不容易、几乎有点神圣的事,在小县城工作的普通干部一般都不敢想。我当时即回电表示同意,过了不久,又陆续收到十多家刊物来信,要全文发表,不少刊物比辽宁大学学报名气大,我有点后悔,但来不及了,只得向那些刊物一一表示歉意。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1979年第二期辽宁大学学报上发表,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开始,尽管后来因为学术观点给我造成了不少麻烦,但学术道路的开头一段还是出乎想象的平坦、顺利。1979年7月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9月进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

我第二次进陕西师大,又遇上适合学习的好气候。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国内政治上出现少有的宽松、民主气氛。国门打开,国外的各种学术信息潮水般涌入,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而入校的77、78、79级大学生多是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研究生则多是老五届大学生,经历了文革浩劫,就像久旱逢雨的禾苗,对知识的渴求异常强烈。校园里到处可以感觉到浓厚的学习风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中文系这一届招了9名研究生,唐代文学5名,文艺学3名,外国文学1名,大家开玩笑叫外国文学研究生为“独生子”。我们宿舍三人,文艺学专业的我和胡安仁,唐代文学的康正果。学习生活非常紧张,我每天坚持11小时学习,周日不休息,也极少外出,寒假不回家,暑假回家避暑读书。两年时间,既要过外语关,读专业书,还要完成毕业论文,大家都压力极大。

我思想上的成熟,应该从1973年算起,那一年我30岁,应了孔子“三十而立”那句话。从对文革和林彪事件的思考,我长期形成的对权威的迷信一点点消除,加上自己错误婚姻的教训,自主意识、独立意识产生和发展起来,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大事自做主”,对许多问题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辽宁大学学报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独立思考的结果。那篇文章被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动态”详细介绍了论文观点。后来我与同学去拜访西北大学的刘建军教授,他夫人毛老师一见我就说:“你的大作已经拜读过了。”就指这篇文章。

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有生命力的能量

考上研究生以后,就更喜欢怀疑和思考。第一年的政治课上,老师让我们讨论四项基本原则,自由发表意见。我经认真思考,提出应该应用无产阶级民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我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是民主革命刚取得的胜利,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临时措施。过渡阶段结束即应以社会主义民主代之,而中国的过渡阶段在五十年代后期就结束了。我的观点有充分的论证,引用了马克思列宁的话。但这一观点在口头传播中省去了论证,只剩一句话,就是“有个叫王磊的研究生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课期末考查时,老师让我们把讨论时的口头发言写成书面文章,就算开卷考试。我按发言时的观点整理成文,老师看了很为难,特地找我的指导老师,说这样的观点与中央的四项基本原则相背,他打了及格要负政治责任,若打不及格,觉得我学习不错,于心不忍,让导师劝我重写。导师找我谈话,说书面和口头发言不同,要存档,还是改一下。我觉得政治课老师人很开明,善良,不想让他为难,就把书面的观点改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老师给了个优秀。但这件事传的很广,影响大,给以后留下了隐患。

在读研期间,我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管窥》,这是在学年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我的导师寇效信先生认为写得不错,推荐给学报发表。文中质疑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艺术起源于社会生活的综合起源说。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摘登了主要观点。另一篇是《试论道德的结构与起源》,提出了道德分为两部分,即进取性道德和协调性道德。这个概念是我和社科院研究生王润生在通信中讨论提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成果。1978年我虽没能上社科院的伦理学研究生,但和当年考上的王润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们观点相近,是很要好的朋友。

“六四”事件后,他被迫流亡法国,现在国外定居。这篇关于道德的文章后被光明日报摘登,人大报刊资料复印,在伦理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成了赞许和批判的对象。这篇也受到原师大校长后任陕西省社科院院长的郭琦先生的赏识,被邀去参加省社科院的一个理论座谈会,在会上我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发言摘要登在省社联通讯上。这两篇文章都把人性、人的需要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现在看来是毫无问题的常识,当时却要冒点风险才敢讲出来。

研究生学习阶段,是我一生中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从长期的胆小听话,循规蹈矩,对各级领导坚信不疑,对传统的权威盲目信服的人变成了喜欢怀疑、批判、独立思考,甚至敢于离经叛道、标新立异的人,头脑中经常会冒出一些新想法,怪念头,变得自信、坚强,不愿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就人的自立、自觉、自由的发展趋势而言,这是个进步,应该是好事,但就个人遭际来说,却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因为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个性的张扬,都会造成与环境的冲突,与权势和权威的冲突,从而引起环境、权势、权威对你的报复,惩罚,悲剧往往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两年的暑假,导师带我、胡安仁、栾栋和张积玉几个弟子,先后去参观了山西芮城永乐寺壁画、晋祠、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北京十三陵、天水麦积山、刘家峡炳灵寺、青海塔尔寺、敦煌莫高窟等处的古代艺术品。81年初开始毕业论文写作,我由于对伦理学的爱好,选择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题目,论文写好后经导师仔细审阅,加工修改,觉得还可以,导师也满意。

81年10月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主任是师大一位名教授,也是我导师的老师,委员中有西北大学和省社科院的,答辩进行得也还顺利,但宣布的结果是“论文通过”,没有说“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我对这一结论感到非常意外,脑子里一片空白,迷迷糊糊走出教室。事后在场的系主任批评我没向答辩委员会的老师表示谢意,失礼了。这个我承认,当时一言不发就走了,肯定会让在场的老师不高兴。可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和不满。答辩的结果传出去,同届的研究生均感到吃惊,因为平时都觉得我学习挺用功,成绩不错,给学位应该没问题。唐代文学的康正果更惨,论文没通过,不准毕业,留校重读一年,补答辩一次才通过,比我们晚离校一年。

事后导师告诉我,是他的老师故意和他过不去,借我来出气,硬说我的论文有自由化倾向,不能通过。导师为我的文章极力辩解,其他委员从中调和,才形成准予毕业而不给学位的折衷方案。当时中国正以批电影《苦恋》为由,开展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我因毕业论文第一次受到冲击,党总支书记(一个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严厉批评我不靠拢组织,不给她反映情况。党总支副书记不知从那听来的小道消息,指责我说过“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民主”等对党不满的话。总之,一时间,我成了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留校是不可能了。

分配方案宣布,栾栋留校,另有省委党校和宝鸡师范学院两个单位,由我和胡安仁去。第一个找我谈话,我认为胡安仁是独子,家在西安,当然他去省委党校合适,我一个外地人,去宝鸡也行,当即表了态。很快就这样定了。我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和伤心之地,仓促准备了一下,毕业分配方案宣布的第三天,我就乘车西行,萧瑟寒风中,去了那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宝鸡。

没有想到,38岁到60对的光阴就在这个山城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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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说:

    畜生

  2. 百富烤霸 说:

    老子愤怒了!!!老子要怒吼!!!还我e报!!!!

  3. 和谐党-文革遗风 说:

    让我把你的心拧一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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