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六):残酷无情的斗争

@ 二月 7, 2011

【本文为王磊老师的自述体回忆录,作者授权INXIAN连载,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六)

我是1981年11月初来到宝鸡的,宝鸡师院在福临堡原长寿中学的地址上,坐公交车二公里半下车。走近校门,说这是一所大学,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与西安的那些大学相比,尤其是与陕西师大相比,显得太小太简陋。天空阴沉沉、灰蒙蒙,和我的心情一样。报道后,安排住在半间大的平房小屋里,屋顶相通,一点不隔音,可以听到旁边几家的任何声音。

因为学期中间来,没有课,也没有什么事。为了打发时间,派遣愁绪,在孤独中我开始写下这些年来对家庭婚姻问题的一些思考。以书信体写,共写了十封信,约三万字。题目就叫“关于家庭问题的十封信”。核心内容是论证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正在走向衰亡。春节回家,找人帮着打印了50份,分送朋友。这是我至今没有公开出版的一部稿子,但在民间流传很广。北京的王润生看后说了一句很富有哲理性的话:“不幸是不幸者研究不幸的动力。”康正果看了大加赞扬。也有不同意我的观点,要找我商榷的,可是不知道我在那里。

1982年,我开始上课,给中文系八一级上文学概论,给政教系七九级上伦理学。我为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决定从源头上开始,通读马恩全集,编一本马恩论道德的书。这是个大工程,以一人之力,相当困难。我开始一卷一卷翻阅政教系资料室的马恩全集,此事进行了一年多,从82年下半年开始,到83年下半年拿出初稿,到杨凌的一家印刷厂油印了100本,寄给国内一些专家、同行、朋友,征求意见,并试探正式出版的可能性。

很快收到不少朋友的信,对这本书的必要性作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但出版社方面一时还没有肯定和回答,因为怕赔钱。1984年,学校征得有关方面同意,决定内部出版。在太白印刷厂印了3000册,然后自己搞征订、发行。全国各大图书馆及单位订购了近2000册。10月去成都参加全国伦理学年会,带了100本,成了会上的抢手货。2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仍是国内伦理学界许多人手头上常用的参考书,大家公认我为中国伦理学研究作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

1982年中秋前,我母亲病重住院,我和大哥都赶回去,在清涧县医院陪侍。难得三个儿子都在眼前,母亲很高兴,出院在家过了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节,看到母亲病情好转,我和大哥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春节我回家后,接到电报,母亲去世,我又从定边带全家赶回清涧,给母亲办丧事。母亲一辈子辛辛苦苦,终于走完了自己73年的人生道路。当时弟弟的工作环境好了些,母亲晚年生活无忧,丧事也稍风光一点。回想到1970年冬天我父亲在下放农村期间去世时,处境非常凄凉,我当时在姬塬,因大雪封山,不通车,回不了家,只能寄50元钱以表心意,弟弟一人护送母亲和父亲的灵柩回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叫了几个人悄悄上山把父亲埋在家族的坟地里。

我上研究生后,曾对母亲说,等我毕业留在西安工作了,接你来西安住一段时间,好好玩玩。母亲高兴地等着这一天。但因为我的挫折,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我心里绝对对不起我的母亲。母亲不在了,这就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我和妻子的关系仍不好,但这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个好的生活环境,我还是决定把家搬到宝鸡。83年我开始打报告给妻子办调动,84年春节回去把全家带来。妻子在师院财务科上班,孩子上西关小学。原以为结束两地分居,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会有好转的可能,在我上研究生的两年,平心而论,妻子的表现还可以,没有闹事,一个人带孩子,承担全部家务,让我得以安心学习。即使在暑假回家的日子,也没有让我干家务活。有这么一段平静的日子,为了孩子,能凑合就尽量凑合。但是一起生活不久,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她性格和脾气一点没改变,互相之间都难以忍受。

1985年起分居,我在附近的农村相家庄租房住,她和孩子住在学校家属楼。1987年上法庭,调解失败。一直拖到1988年8月才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桩婚姻对双方的损害都很大,对孩子也带了心理伤害,所幸三个孩子基本正常发展,现在都能自立,有了自己的工作、家庭。

反自由化

王磊老师政治上一波三折的起源

在婚姻生活经历失败和痛苦的同时,政治上也一波三折,只有在学术上较为顺利。

1983年,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缩写稿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光明日报很快摘登了主要观点,1984年出版的哲学年鉴也收录了文章的内容摘要。1985年,《孔子在道德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伦理学专题收录复印,《高等文科学报文摘》摘录基本论点。我和王润生合著的《中国伦理生活大趋向》一书,作为“观点变革丛书”的一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两年内连印三次,印数达8万册,在全国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获全国图书金钥匙纪念奖。我的《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一文1986年8月在光明日报哲学专栏发表,后被当年《新华文摘》第10期全文转载,各种文摘报纷纷介绍主要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伦理学界,我的名字渐渐被许多人知道。北京《理论信息报》的一个编辑给别人介绍说我是“西北一怪”。

1987年,我评了副教授,当时已44岁,不年轻了。可在武汉一次学术会上,王润生、肖雪慧、兰秀良和我被称为伦理学界4个年轻副教授。我想,不是年龄,而是因为观点新一点,才被划到年轻的队伍中。

西北大学的校办主任姜秉正来宝鸡师院当院长后,认为我是一个人才,竭力鼓动我当个中层干部,帮他干。我开始不愿意。他几次到相家庄我租住的地方,谈他的治校理想,我被他的开拓精神和诚心打动,答应了他,很快被任命为学报副主编(副处级)主持学报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该走这一步,不该卷入政治。姜对我的器重,成了他的政治对手恨我的理由,而一旦我有可能进入院级领导班子(姜在一步步做这种安排),马上成了准备争权者的打击目标,问题只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和借口,1989年6月4日事件前我的表现刚好授人以柄,这就决定我被打倒的结局。

从读研究生开始,我立志潜心作学问,无意于政治,但因为我搞的文艺学、伦理学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你不惹政治,政治也会来惹你。1981年第一次反“自由化”,使我没能拿到硕士学位,也没能留在西安。来宝鸡以后,每次反自由化都波及到我。1983年,第二次反“自由化”,是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而这时刚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一书,书中收入了我1979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引人注目。在陕西省委科教部召开的高校工作会上,陕西师大有人汇报我在读研期间写文章鼓吹人性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所谓“自由化”问题,主持会的领导指令宝鸡师院回去查处我的问题,在省上开会的党委书记回来后,找我谈话,要我认识错误,做思想检查。然后副院长、教务处长、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都找我谈话,讲了同样的意思,我看自己如不作检查,很难过关,院领导对省上也不好交待,就在星期三政治学习会上,讲了半个小时,说是检查也行,说是发泄也行,有的青年教师下来说我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次学校领导算放我一马,没有太为难我。

1986年,胡耀邦下台那次,是第三次反“自由化”。一个在西安的朋友专门打来电话,说据内部可靠消息,陕西日报要公开批判我的“自由化”观点。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有什么值得省报批判的呢?以后并不见动静,打听以后才知道,赵紫阳决定把这次反自由化只限于党内,而我不是党员,算又逃过一劫。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我注定在劫难逃。

1988年8月离婚后,我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又正逢赶一部书稿,忙的不可开交。但由于事业上正处于高峰期,心情还不错。这年还在宝鸡师院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伦理学研讨会,由中国伦理学会与宝鸡师院合办,主题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分析与评价”。我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论孝》,在学报发表后,新华文摘登了主要观点,没想到这点摘要后来招引了一次批判。

1989年清明节我去余姚和绍兴参加王阳明哲学讨论会,回校后北京的学潮已成声势,逐渐波及全国。宝鸡师院的学生也闹了起来,开会、上街游行,到北京天安门静坐,校园里静不下来了。5月18日,我主动给学生讲了一次话,题目是:“对时局的看法”。讲话的教室可容百人,实际听讲的比这个数字略多。

我讲了两点意思:一、认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二、目前国内的腐败问题是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步伐造成的。我的讲话受到学生的欢迎,掌声热烈。后来校内有些人给我加的罪名是煽动学生到北京静坐,实际情况是学生早已到火车站了,所以来听的学生比估计的要少。5月20日宣布北京市戒严,到6月4日就进行了镇压。这以后就是全国范围大规模的清查运动,我和胡绳生成了宝鸡师院的主要清查对象。胡被当作全国的典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我是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免去一切职务,回中文系任教。这次清查持续10个月,到90年5月才作出最后处理,我从人生的高峰又跌回低谷,花很大功夫才走出政治打击的阴影。

这次事件又让我知道,政治斗争、权力之争是何等残酷无情,学校高层内部有矛盾,有些人为了自己掌权,极力想赶走姜秉正,为了赶走姜,必得有借口,于是胡和我就成了首先被打击的对象,而我们就在别人想打击的时候,给了人家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实。我和胡被处理后,姜果然被赶回西北大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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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 群众围观在“风雨人生路(六):残酷无情的斗争”旁边

  1. 先疯的先锋 说:

    好吧,我在桂林抢沙发

  2. 泊盈 说:

    看得内心压抑

  3. twitter观光团 说:

    我很佩服INXIAN编发关于那段历史的文章,但是我更担心INXIAN的安危。非常之时期,要为国内、墙内留下火种啊。

  4. 两面针 说:

    很喜欢这一系列的文章,用一个真实的人生,还原了50多年的历史。

  5. 非死不可 说:

    我也有和twitter观光团 同样的担心,看看当局的心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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