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西安版“英伸”?

@ 二月 27, 2011

【原文首发于台湾《人间杂志》,摘选自《阿里山姑娘茶》网站下属的《不孝儿英伸》页面,感谢“六六他娘”、“阿九”等人的推荐!】

第一部分:推荐语

@拉什泰多

2011年2月27日,西安,阴天,说是有雪加雨,但是无雪无雨,只有灰蒙蒙的雾气。今天的这则《重磅阅读》,3万多字,在经过了8个小时的调整之后,编发完毕。

在此谨向30年前的台湾媒体同人致敬。文字的魅力就是可以穿过时空传递出道德、信义的价值,他们那代人做到了。他们的作品,对得起每个汉字。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很多作品,是在羞辱汉字的表达能力。

@六六他娘

1986年,在台北市发生一起震动全岛的凶案——十八岁的山地青年汤英伸,在其供职仅九天的洗衣店里杀死了老板一家三口。

英伸杀人的动机随即被媒体披露,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邻族青年在城市主流生活中的迷失。在遭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之后,他仓惶走上通向地狱之路的过程令人动容。

这些案件后的隐情迅速引爆了岛内舆论,一部分人积极投身挽救英伸的行动。虽然最终法不容情,但经此一役的台湾社会无异于冷水浇头,一时间检视社会作为青年犯罪土壤的自省精神,尊重法律同时又不失宽容、仁爱的现代公民意识萌发,让这起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显得并不那么“廉价”。

其实,《不孝儿英伸》和几年前马加爵(相关:愿所有死去的人入土为安)的故事有更多相似之处。药家鑫(相关:药家鑫事件前前后后),则像是汤英伸的反面——他是城市孩子,家境宽裕且受到良好教育。相较于英伸的“弱势而杀人”,小药却是基于对优越感丧失的恐惧,转身摸出了利刃。

诚然,药家鑫杀人的动机、定罪是法检部门的事,不能靠某个煽情片段对他的罪行做一丝一毫的抵消。不过,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历经媒体热炒、网络喧哗,一度也在各个泡馍馆和凉皮店里成为高点击率的谈资。如今高潮过去,只剩无尽空虚。

我们和药家鑫、张妙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或许还和他们擦肩而过。但是,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客心理,让我们在药家鑫案件之后并没有产生“汤英伸案”后那种痛并理性着的反思和纠结。

青年犯罪尤其让人扼腕叹息,因为它除了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苦痛之外,有更多值得惋惜之处:青春荷尔蒙的冲动,生命最灿烂之际的凋谢,壮年父母的精神失助。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更集中指向出这社会的“病灶”。

3月3日,药家鑫案件将开庭审理(【西安e报】795期之4)。我很想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推荐《人间杂志》当年的文章——《不孝儿英伸》。这篇纪实文学因为理性欠奉也被诟病,但是它比较全面的记录了英伸案种种,不知你会从中读到什么?

@作者官鸿志自序

1980年代,《人间杂志》记者喜欢背着“高雄书包大王”,上山下海,到社会最边缘的角落去做调查。出门采访时,书包内就是笔记本和相机镜头而已;但返回编辑部途中,往往填满了教人窒息的沉重背负,陷入巨大的思想挣扎。

“不孝儿英伸”写于1986年,原文刊载《人间杂志》第九期。这篇报导文学作品,深受陈映真及刘宾雁的影响。陈映真办《人间杂志》相当辛苦,我们在出差旅费上都做了最大的努力节省。但《人间杂志》的工作精神却是喜乐无比,好像一块海绵,在我们自己俯仰的土地上作了无止境的学习和思考。每次采访,都是一种淬链;而伏案写作汤英伸,则仿佛大病一场,终生让我刻骨铭心。也因为阅读刘宾雁作品,写作上,我才能够理解一篇报导文学作品如何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其中,“走入大众生活”和“做调查”是唯一的不二法门。

《人间杂志》关于汤英伸的系列报道

这一篇旧作,迄今仍在网路上讨论。由于1986年写稿时,台湾还没有网路环境,于是有人重新打字将作品上网,流传至今。最近,征得出版社同意,第一次取得电子档,除更正部分的文字误植,并将《人间杂志》原文的“曹族少年”,修改为“邹族少年”,这是原住民运动以后译音正名的新共识。图上这一张远山翠岭彩照,是汤英伸的故乡特富野,右边则是一张邹族人老照片。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作者谨志说明。

第二部分:正文

摄影:蔡明德 文:官鸿志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阴阴地笼罩着凛冽的寒冬。吴凤乡分驻所所长郭孝华接到台北一通电话,立即率领几名部下,匆匆地驱车赶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纯朴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岭上,四周环山依水,住着五十余户邹族人家。村内,最靠近翠谷断崖的一户,主人汤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个人在屋子里。四年前,她因为骑车坠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伤,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隐隐听到屋外有人敲门,呵卡答呵卡答的皮鞋声,在庭院四周走动。汪枝美勉强拄起拐杖,走进客厅,才赫然发现所长郭孝华坐在沙发上。

“妳儿子汤英伸有没有回来?”所长问。

汪枝美怔了一下,说:“他,才离家出去,失踪了几天,我们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长说。

电话铃响。恰好是目前还在台北警察学校念书的大儿子打来的,“爸,我找到汤英伸了,听说在一家天祥餐厅打工…。”才从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汤保富接了电话,也没等对方说完,就问:“人呢,你看到他了?”

“没有,昨晚本来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荣誉假转让给一位同学,他摔柔道受伤,必须去看医生…”电话的那一头说。

“听说你弟弟出事了,你赶紧去找人,带他到警察局解释清楚。一定有误会,你们老老实实地讲,没有关系,一定是个误会。”汤保富说。

由于住在这宁静的高山上,与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这一家人为什么缘故被惊动?当时连所长郭孝华也说不出箇道理。他只是奉命调查。但,当天的晚报,却早已传出一起凶杀命案,以三版头条刊布了出来:“一月廿五日(注:本文采用民国纪年,故年月日期为大写)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开设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儿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击打,头部破裂死亡,仅余被害人的两名儿子幸免。…”

报上的消息还不能确定凶手是谁,只隐隐地提到一个年约廿余岁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锁现场,进行搜索、勘验中。

电话铃又响。下午四点,汤英伸在台北建国北路的亲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妈妈没事啦,您放心…”汤英伸在电话中低声地说,这是他离家十五天后,第一通打回家里的电话。

“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释,老老实实地讲…。”汪枝美再三叮咛着。她对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个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个误会。

挂了电话,汤保富匆匆的又开车北上了。

说来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一月廿三日,他也听说汤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厅打工。本来和汪枝美约好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去找儿子,但熬不住内心的焦急,在嘉义开完会议后,当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汤保富按地址去找,报纸广告栏明明写着“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号二楼,富国大饭店对面”,却怎么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厅。他挨家挨户,几乎踩遍了街头一带的小巷,直到午夜,总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厅”。一问之下,老板说:“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样,没头没脑的,跑到我这儿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这个店像西餐厅吗?”老板无可奈何,看看汤保富一脸的风霜,开始用同情的口气说,“依我看,你还是赶紧到派出所报个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贯比平地冷。可是这时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头,使汤保富感觉到一股打心里窜出来的冷意。英伸离家出走的这些天来,音讯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厅,却遇上诡异的难题,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询,值夜的警员说:“天祥西餐厅没有登记!”

哥哥,让我先回家看爸爸妈妈…

廿五日下午六点,台北建国北路上,汤英伸和哥哥俩人,坐上计程车径自往台北中山分局开去。汤英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沉默地看着窗外的街景。突然间,汤英伸嘘嘘地抽泣起来。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说:“哥哥,我们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妈妈…好不好?”

事实上,当天下午三点,汤英伸已经打电话给中山分局说:“我杀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个人怀着全世界最大的孤单,站在约定的弄口上等警察来带走他。然而,警察没有出现。他又茫然地,孤单地走了。

第二度打电话自首时,才又讲明:“下午六点左右去自首”,这时,汤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泪地向警方笔录人方真彦招供。

这是文书上的供状:

:教育程度?现操何种职业?家庭状况?
:嘉义师专四年级肆业。现在没有做事。家有父母汤保富、母亲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亲薪津收入维生。小康。
:有无前科?有无参加不良帮派?
:没有前科。没有参加不良帮派。
:你今天是为何事来分局?
:因为我于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凌晨一时许,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电脑干洗店杀人,现在来分局投案。
: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电脑干洗店做工?
:我是于七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中午,由世吉介绍所邱世芳先生介绍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电脑干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杀人嫌犯

命案发生以后,舆论哗然,给社会带来不少的惊动。电视新闻以“灭门血案”为题,做了很大的报导;有一家报纸把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剧”。但凶嫌汤英伸却只是一个嘉义师专肆业的国家公费生,这个事实引起教育界关注,也造成省内罕见的议论话题。政大法律教授黄越钦在校园内演讲,说这个案件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台大心理学教授杨国枢,在一项针对汤英伸涉嫌杀人命案为题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必须了解山地同学的言行背后,意义并不一样”;海德堡法学博士朱高正建议社会:“应该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命案。”…

更重要的是,这件命案在几个大学和中学校园内,引起青年学生的讨论。汤英伸在狱中也收到雪片般飞来的信函。法务部长施启扬的姪女写信给他;一位云林地区的中学生在信中倾诉:“你是我们年轻人的一面镜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间杂志》编辑部也为此感到震惊。大家的议论焦点,集中在台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与适应问题上。“我们要找出个原因:为什么一名师专生,从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后,只在台北过了九天吧,就变成了杀人的凶嫌?”这个问题沉沉地压在大家心头。小说家黄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叹地说:“我们一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去听一听汤英伸的父母亲怎么说?他的老师、同学、族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的话,令人油然想起黄春明的一些动人的自叙,说到他如何被几所师专三次退学、转学的记录,使得他在这所、那所学校之间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汤英伸的心情…。”黄春明说。

陆陆续续地,山地音乐田野工作者明立国,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诗人莫那能,也先后跑到《人间杂志》编辑部,大伙儿凝重地谈着汤英伸的案子。双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凉的岁月。他说:“十三年前,我被职业介绍所卖了。当时我也真的曾经有过冲动,想要讨回一个社会公道…。”因此,他认为这是少数民族的共同问题。

“山地青年的命运,怎么十三年前是这样,十三年后也这样?”他哽咽了,目盲的双眼中,含着满眶的眼泪。

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为我这次采访中,最勤劳热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难以置信的热切和敬业的精神,开始了田野工作的调查,作为他迈向“报导音乐”的第一步。这是他创作上新的尝试,也是音乐家“接触人生真实的、具有反哺意义的事业”,他说。我们一同寻问着这个沉重的疑问:一位山地青年从纯朴的小山村,只身到繁华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九天,竟成为三条人命的杀人嫌犯。

这是为什么?这令人悲伤的社会新闻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严肃的社会的困局呢?我们能不能为它找出一点沉痛的线索?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别

到台北县土城看守所探监时,才知道汤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杀过。

二月二日清晨,他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在单人牢房内打破眼镜,以破碎的镜片割腕,被值勤人员发现,送医急救以后,才挽回一条生命。

“不能看见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带走一颗忏悔的心,向世界告别。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爱的世界再见了。…我的死不足回报,但诚心祈愿三位被我杀害的死者,在天之灵能永享极乐。…我愿把身体器官赠给任何需要的人…

立书人汤英伸”

汤英伸在这封遗书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许多名字,父母、邻居、兄妹、嘉义师专四年甲班的同学,师长,以及一名被嘉师退学转到花莲师专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简单记了一句话:“谢谢大家,但愿来世再相报!”

二月十一日,汤英伸才鼓起勇气,在狱中写了第一封家书,也是他离家出走后的第一封信。

“双亲大人膝下:

本来早该给您们写信。道出我对双亲的愧疚与感谢,却百感交集,提不起笔。世事多变化,双亲养育十八年的儿子,现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系囹圄。一切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我仍然希望,在双亲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纵使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丽的家园,只能在梦中浮现。双亲的慈颜,只能从记忆的箩筐中去寻找。真想痛哭一场。其实,早已泪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冲动。我不奢望会得到法律什么样宽容的制裁?甚至那极恶毒的制裁,我也应当接受。毕竟,我已铸下了大错,但是,若有幸让我重新改过,我愿尽我所能去补偿我所有的过失。
近来,得到许多关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请双亲替我谢谢他们!最后,也谢谢双亲、罗律师、以及亲友为我的官司奔走之苦,并主佑大家。

不孝儿英伸敬上”

割腕伤愈以后,汤英伸在牢内开始看一点书。他要求家里寄《徐志摩全集》给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但女朋友的来信,一字一泪,使他无法卒读,他全数撕毁了。心中最为惦念牵挂的,是他那贤淑慈蔼的母亲,却又害怕她来探监时自己不知如何面对才好。他盼了四个多月,母亲始终没有来,倒是土城看守所门外,许多陌生人和亲友,排队等着要和他面会。他的囚衣九十七号。每逢单日,可以接见两个人。

台湾地方法院(一):罗律师哭了

二月三日这天,汤英伸杀人命案第一审侦查庭,开始审理。台北地方法院第十七法庭白色墙壁的布告栏上,这样写着:“汤英伸,强盗杀人罪。”

汤英伸没有戴眼镜,眯着一双眼睛,戴手铐,由两名法警从走廊侧门,带进法庭。他一张瘦削的脸,苍白、疲弱,恍如隔世。看见拥挤的、黑鸦鸦的人群,他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众人的眼神下,他像古代极刑中被游行示众的人犯。

走廊的另一头,传来悲痛的哭叫声。苦主家属含愤悲凄,汤保富只能垂首请罪,忍气吞声。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邱世芳,扔掉手上半截香烟,来不及踩熄,就开始拉开嗓门,咒骂汤英伸。

审判长宣布开庭。死者的父亲彭阿升,在庭上控诉。他指控汤英伸是杀人抢劫、狡猾、残暴不仁的凶手,请庭上依法重处。“我媳妇的血,冲到天花板上。”他痛心地说着。

在被告席上,汤英伸俯首站立,不断地恸哭和抽搐,使他看来脆弱而孤独。他像是撕裂着自己最深的伤口,喃喃地说:“我犯了滔天大罪,愿意接受国家制裁!”这呜咽的自白,使他的辩护律师罗国宁捏了一把汗。后排座位上,一个嘉义师专的女同学流着满面的泪冲出法庭。她那踉跄的身影,在阴黯、窄仄的走廊上,显得那么渺小而无助。

整个法庭内,秩序井然。法官的问话,汤英伸的口供,轻重地交叠着…和血衣、凶器混织成一片令人寒颤,悲伤、绝望的故事。这些对话——审判长与汤英伸的对话,深沉、悲痛,汤英伸短短九天零碎工的生涯,仿若一道瞬间迸裂的火芒。短促,却永劫不复。

审判长向罗国宁律师说:“你有没有其他补充陈述?”

罗国宁站起身。“汤英伸年轻,不懂事。”他说。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旋即泣不成声。整个法庭陷入一片沉默…

台北地方法院(二):离开了家园

“因为休学,他到洗衣店打工,不幸发生这种悲剧,其情可悯。”罗国宁说着,一边弯身从桌上抱起一叠资料,絮絮地从头讲起。

一月九日,汤英伸离家出走。

在笔记本上,他抄下台北“天祥西餐厅”的地址,匆匆北上。报纸上、那一段诱人的广告词:月薪一万五千元。他盘算一下,暗自设想,若是一个人省吃俭用,还足足可以租房,在台北补习英文。“广告词这样写着,”罗国宁准备了一份影印本,大声朗读起来:

“新开幕中西餐厅,急征小弟小妹各三十名,免经验供吃住,薪一万五千,小费多,供制服,学历不限。环境单纯,工作轻松,随来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厅。”

显然,离开了故乡,急切地想要自力更生的汤英伸满怀了希望,却丝毫不知道这家餐厅根本没有营业登记。如果他稍加留意,他就会发现,这家始终自称“新开幕”的餐厅,在报上已经足足登了一年余广告。(注:命案发生以后,一直到本文撰稿的六月十四日,这则广告依然刊登着。)

那一天,他搭上嘉义客运班车,汤英伸告别了吴凤乡达邦村。几公尺外,他的父亲汤保富在乡公所上班,母亲汪枝美在卫生所服务。那一封具名“不孝子英伸”的留书,静静地躺在家里的书桌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与抉择,我还是决定找寻自己的世界。或许,在双亲的眼中,这是不智之举。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即使还没做好准备,仍必须承受这些事实吧!因为压力太重,无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许在年轻的岁月中,这些是必须历练的。我宁愿有个疯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时,叹悔自己。并请双亲勿挂念,就当我像平常出去一样,我会好自为之,也请不必找我,我不会耽误我的前途!”

汽车在阿里山公路奔驰着。公路边,一座被“欣欣水泥厂”铲平了的秃山,像一颗被剖开的南瓜,腰腹上满布了惨淡的流砂,像血一样流着…。

他可无法知道,父亲汤保富看了这张留书,心里多么伤心。汤保富把英伸的留书狠狠地揉在手上,丢进字纸篓,却又在半夜里爬起床,心疼地捡了回来,一读又读。汤英伸更不知道,去年暑假,嘉师四年甲班一位同班女同学,也曾经一头栽进这同一家介绍所的经过。她说:“我去应征时,被带进一个小房间。老板说先缴八百元。我问:何时开始上班?老板也说还没开幕,但可以帮我介绍到希尔顿饭店。后来我打电话去问希尔顿饭店,才知道他们并没有雇人的事。”

台北地方法院(三):“妈妈请不要挂念…”

“你是邱世芳吗?”审判长问。

“是,世吉介绍所负责人。专门介绍工作。”邱世芳回答。

邱老板卅岁出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遍话,对答也十分机敏。他手上持着一张备忘的小卡片,站在法庭前。

“汤英伸是你介绍的吗?”

“是,翔翔洗衣店才开业三个月。以前,彭喜衡的父亲开一家纺织厂,他的员工都是我介绍过去的。”

“你们谈了什么条件?”

“我们不谈薪水。薪水是雇主和找工作的人之间的事。汤英伸的待遇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只收介绍费三千五百元。汤英伸没有钱,来介绍所两趟,共付一千五百元。我告诉他洗衣店老板会自动扣钱,送过来给我们,叫他不用担心。”

“工作情形呢?你了不了解?”

“不了解。”邱世芳答。

一月十二日,汤英伸离家后第三天。他按着报纸广告,打电话给天祥西餐厅。电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有,随到随做。带身份证来登记就行!”

办公桌上,邱老板摆一本没有注明任何公司行号的工作登记表,只注明是“本中心”,第一项求职须知清清楚楚写着:“求职人员委托工作登记时,应先付清费用”。所以,邱老板开门见山地说:

“这个工作,你愿不愿意做?”他没有指明是什么工作。汤英伸点头,表示:“愿意。”

“先缴一千块”,邱老板说。

汤英伸楞住了。没想到应征小弟也要缴钱。离家时,他身上只带一千多块,只好怯怯地说:“我没钱,可不可以先缴五百。”

“行!”邱老板亲切地回答。然后在“本中心”表格上,潦草填写“小弟”两个字,并在左下角,盖了手印,签上“邱世芳”三个字,表示收到五百元无误。

一月十六日,汤英伸坐车到三重市向亲戚借钱,又转回世吉介绍所,向老板缴了五百元。前晚,他在表哥家里写了一封家书,告诉远在特富野的双亲:“儿子在一家餐厅上班,妈妈请不要挂念。”

不料,在汤英伸的回忆里,这一回邱老板的说法却有不同,他说:“要缴三千五百元,不够的钱有人会帮你先缴,再从你的第一个月薪水扣下来!现在餐厅还没开幕,等过年以后马上就开张,你先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不错,一天五百元。”

汤英伸一直不知道邱老板开的其实就是职业介绍所。他一直还很感谢邱老板的好心善意,在餐厅未开幕之前先给他介绍工作,“反正过年快到了”,他心里这样想。但三千五百元这笔不小的数目,使他开始觉得懊恼。再说,一千元都已经缴了,求职须知第二项又说明:“求职人员在本中心登记后,被本中心介绍去做任何一项工作,而不做再回来者,介绍费不能退回,可免费介绍工作。”

无可奈何,汤英伸只好答应去做,又缴了五百元给邱老板。他摸一摸口袋中那一封家书,不禁庆幸着没有寄出去。

汤英伸追述,当时邱老板曾挂了一通电话。不久,翔翔洗衣店的彭先生跑来了,他当场付清了汤英伸的欠款二千元。

“你欠我们的钱,要扣留身份证做低押,请你签一张借据。”邱老板说。

这张借据,总共签下二千二百元。原来,去翔翔洗衣店上班的这一程计程车费两百元,也签在汤英伸的帐上。

台北地方法院(四):“…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审判长问:“你为彭喜衡总共介绍过几个人?”

“三个月来,我介绍两个人。一个小女孩做五天,就走了。”邱世芳回答。

那名小女孩被父亲带回家以后。一月十六日,汤英伸接下洗衣工人的工作。由于年关迫近,店里生意特别忙碌,每天上午九点开店,一直不停地工作到深夜两点,是常有的事。

一月廿四日中午,汤英伸到洗衣店做工的第八天,他趴在床上写日记。在彭老板小孩的卧房,彭喜衡用一张布帘和板架,隔出一个小角落,算是他睡觉的铺子。就在这个灰暗的屋角,汤英伸每天把疲惫的十八岁的身体,抛在那铺子上,在思亲的泪水未干之前,呼呼沉睡过去。

日记本上,他零乱地写下片段文字:“洗衣店蒙难记”、“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我立誓要辞职离开这里”。…

下午三点,汤英伸向老板辞职,他说:“我要回家过年,家乡运动会和丰年祭都快到了。”汤英伸心里仔细盘算过,已经做了八天,一天工资五百,应该可以抵偿欠债,剩余的钱还给亲戚。至少,回家的车资有了。

因此,他也向彭老板提出要求,索回被扣留的身份证。不料,彭老板竟说:“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资两百,就想一走了之,你还欠我钱哪!”

下午四点,汤英伸送衣服出门。他顺道去建国北路的表哥家里,一口气喝了五、六瓶红露酒。“我不做了!”他向表哥诉苦,他对台北感到疲累了。“也好,你先回特富野过年,等过完年后,我再替你找工作。”表哥是一个弹钢琴的乐师,在台北人面熟,可以为他找工作,他这样的安慰着汤英伸。

夜台北的路上,千家灯火。

汤英伸想到还要回去洗衣店,从建国北路到新生北路的这一段路途,他走得好疲累。就在前一天,他在日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诗。也许头一次吧,汤英伸在生活中,切肤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不为了什么…
没有目标,没有理想,
竟也甘愿投身红尘。
问,那是你不灭的梦想吗?
却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走过褪色的红砖道,
看汽车驶远时扬起的尘埃,
不禁觉得好孤独,
曾说过要成功!
曾说过要忍耐!
却按奈不住即将崩溃的神经,
大骂一声:太不公平了!

在深夜的路上,汤英伸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初春的冷风迎面吹来。他感到凄愁,感到伤痛。

那天下午,汤英伸向彭老板要身份证。他想辞掉工作回家,彭老板的回答却是——

“番仔(注:乡下人的意思,带有歧视意味)!你只会破坏我的生意!”

“番仔”的辱称,使他感到遭受重击似的挫伤。原先讲好每天五百元的工资,刚刚邱老板却说是二百元。照这样盘算起来,八天的工资却成了一千六百元,差借据上的二千二百元还有六百元。白白做了八天的工,却还倒欠了人家六百元。他怎么算都算不清楚这笔奇怪的帐。他想起平时彭老板常对他说:“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却从未谈到工资到底有多少。想着自己手脚笨拙,给机器轧了一口伤痕,又总是惹老板生气…学校、同学、父母——都让他背弃了,独独剩下这口饭,供他吃的、住的,至少,让他一个人躲在陌生的城市…

他流泪了。好几度,想打电话回家,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那些奇诡而疯狂的年少之梦:他在千百人的会场上,忘我地唱着他自己写的曲子。雷动的掌声和口哨声…。现在,眼看梦碎了,阻绝了回家的路。偎靠在电话筒旁边,他拨了两次电话,给在警察学校读书的哥哥。不知多少回了,这电话一直没打通过。“呜-呜-呜…”电话筒传来那单调的声音。他不知道,他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号码,也不知道哥哥那一头也正急着找他。颓然地挂上电话,汤英伸一个人拖着细弱的影子,彳亍地走着,消失在夜暗的台北。

在沈酣的睡梦中,被彭老板强拉起来。汤英伸说,当时他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哀怨和愤怒;他脱口而出:“老板,我不做了,你另请高明。这总可以吧?”午夜一点多,屋子里一片死寂,只传来洗衣机轰隆轰隆地搅动声。他躺在布帘背后。小孩子的鼾声,温馨、均匀地传来。突然,彭老板出拳打过来,冷不防地,他被重重一击。

“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负!”

这次,汤英伸冷冷地喊出彭老板的名字。“我工资不要了,你给我身份证,我要辞职回家。”他说。

洗衣机轰隆轰隆地怒吼着。

彭喜衡猛力一推,把汤英伸推到门边。两个人扭打了起来,一推一挡,汤英伸被推到洗衣机旁,顺手抓到一支拔钉器,他奋力一挥,击中彭喜衡的下巴…

“是不是这一支?”审判长从桌上高高举起一支拔钉器。锋锐的尖口冷冷地朝向旁听席。

“是的”,汤英伸低着头说。

“你怎么打他的?是不是用尖口打的?”

“不记得了。我打了一下,他又冲过来,被我推了一把。因为地板潮湿,彭老板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击中后脑。后来,我失去理智,不断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几下…。”

“当时彭老板有没有死?”

“有呼吸,没死。他的太太冲过来,拿椅子打我。两个人打成一团。我把椅子夺过来,用拳头打她。她倒在房间门口。我开始找我的身份证。彭珊珊一直哭,我哄她,劝她不要哭。她不听。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我急了,想把她勒死,用手勒了一下,她还是哭,我就把她推倒在床下。”

“有没有打彭珊珊?”

“有,用手掌打她!”

“王玉琴有没有死?”

“不知道。我心里很慌,一直很想找到身份证。突然看到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捡起拔钉器,追上去打了好几下。打到她不动为止。”他开始啜泣。

“你与什么人一起行凶的?”

“只有我一个人。”他瘖弱地说。

“…”

地方法院(五):死刑

三月二十日,汤英伸杀人命案第一审审理终结进行宣判。审判长站在法官席上。全场静默无声。罗国宁律师低头沉思着,静听着。

“本庭宣判…”,法庭里,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审判长低沉的声音仿佛自遥远的地方传来: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七十五年度重诉字第二十六号。公诉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被告,汤英伸,男,十八岁,嘉义县人。业工。选任辩护人,罗国宁律师…
右列被告因杀人等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本院判决如左(注:台湾公文至今依然是从右向左写,所以“如左”):
汤英伸连续杀人,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又窃盗,处有期徒刑陆月。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瞧,那就是特富野…

五月梅雨,向山里走去,路上只有滴答岑寂的雨声。“那是一种悲剧吧。我们老一代的邹族人,多半一辈子守在山上;年轻人却只想往台北跑,然后一个一个受到各种挫伤回到山上来。像汤英伸,到台北,才工作九天,就出了事,判了死刑…。”阿碧低声地说,她那一双深黑的眸子里,充满了迷惑。

那天,我们走向特富野的半途上,一个叫作阿碧的邹族姑娘,戴一顶宽边草帽,喘着热汗赶下山来。她解释由于汤保富不在家,村里推派她作代表,“老人家不会说国语,所以,让我来接你们。”她说。

崎岖、弯曲的山路上,远远可以望见忽隐忽现的阿里山公路。云霄里,远处的汽车,看来就像小小的火柴盒子,无声地在阿里山公路上穿梭、盘旋着。五月的季节,山路上落了满径洁白的油桐花。走过特富野大桥,阿碧指着远处,一座垂直、孤立的高岭上,隐约地露出几户人家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她说:“瞧,那就是我们的特富野。”

五分钟,生死相隔的刹那

虽然才见面不多久,阿碧没有丝毫生份的感觉。她开门见山,直接道出了她对汤英伸命案的感受。

她说,在一月廿五日那个晚上,分驻所所长郭孝华离开特富野汤伯伯家以后,族人一批一批地涌到英伸的家,大伙的心都悬着、念着,直到晚间电视新闻节目的萤光幕上,赫然出现了汤英伸那张熟悉、清秀的脸庞,大家顿时撕裂了心似的,放声地号哭…。

“谁能相信啊?”她说:“一个从小就文静内向,不太说话,眼看着他长大的孩子,竟然变成了杀人犯!”

阿碧说,因为英伸小时候特别乖巧,族人给英伸取了一个乳名,叫“弟仔”,是一种亲密的昵称,含有大家的弟弟的意思。读达邦小学时,弟仔连续当了六年的班长,毕业时拿了一个县长奖,奖品是一本字典。后来,英伸还得了世界展望会的“资优学生奖助金”,考上嘉义辅仁中学,那也是一所台湾南部著名的教会学校。

求学期间一直是汤英伸学姐的阿碧回忆说:“我们山上的孩子,上学、下学,喜欢在山路上互相丢石头玩。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汤英伸会丢石头。”她望着路边断崖下的翠色的山谷,说:“也没听说汤英伸和别人打过架。”

在台北做过事的阿碧,比什么人都知道,一个山地孩子离乡背井到繁华都市的苦楚。“有好些山地孩子在城里落得永劫不复,有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客死他乡…。我在外面跌跌撞撞,才发现山上的故乡最好。”她说。

“在台北听说过,他们族人有人愿意卖掉房屋,田产,损钱出来为汤英伸抵命,有这回事吗?”我问。

“有。村子里几个读大学的年轻人也发起联名为英伸的人品作证,甚至有人跑到新竹买玻璃材料回来,打算做成手艺品,义卖了捐给汤家。但是这些都给汤伯伯婉拒了。”

我不自觉地望向那悠渺的山涧,脑海里浮现了汤保富一张黝黑、沉静的脸庞。

在台北时,和他打过几次照面。每回看见他,总是忽忽忙忙。印象中,他经常提着一只公事包,经常是仆仆风尘的样子,在嘉义、台北之间为汤英伸忧劳奔波。有一回,我看见他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说:“如果,给我儿子一个自新的机会,我,愿意…”,他的话没有讲完,就被打断了。他语结地站着,低下头,让泪水簌簌地落下…

初审宣判汤英伸死刑那一天,汤保富听不清楚审判长念着什么?只看见汤英伸带着满脸的泪水,绝望的表情,退出第十七法庭。簇拥在汤英伸身边的族人群中,有人塞了一千块钱给汤英伸,汤英伸一直摇头不肯拿。也有人摸着汤英伸的头流泪。那一双双粗糙、焦虑和钟爱的手,似乎使法警也感动了,特别通融在还押之前,多给了几分钟,让汤英伸和族人相聚…

窄仄的法庭中廊前,这些迢迢从嘉义特富野山上赶来的邹族父母,看来木讷、谦恭,不住地抽搐流泪,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他们只能用眼泪表现他们巨大的哀痛、惊惶和悲伤。

生死相隔的五分钟,刹时,任何言语都岑寂了。最后汤英伸抽泣地说:“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

他转过身,随着法警走了。

一条让特富野活络起来的山路

五月的梅雨季节才开始不久,梅树的枝桠上,还沾着晶莹的水珠。

断崖下,一棵壮硕的樟树旁边,躺着一条隐没的、废弃的小路,如今,已经在梅雨中长满了怒生的杂草,向着山谷底下蜿蜒而去。

指着那条小路,阿碧说:“从前,我们到学校上课,就是打这条小路走到十字路口,一个阿里山铁道的小站。再转搭小火车到嘉义。”

阿碧说,那段苦日子,大家也都这么咬着牙熬过来了。“现在,我们可方便了。我们乡里人自己出钱出力,开出这条长十一公里的宽敝的公路。当时是汤伯伯找族人商量、核计,用全村的热情和力量实现的…。”她说。

民国六十七年,当时年轻力壮的汤保富,满脑子建设故乡的炽热理想,为了测量地形,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了。当时没有测量工具,他居然学会了用眼睛测量,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竟也划出一张有模有样的施工地图来。

“蓝图有了,经费呢?我们村民穷惯了,可从来没有人想过这问题。”阿碧闪耀着光芒的眸子,说:“我们倒想过,纵使再穷,只要下定决心,我们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经过商量,族人共同决议:每户缴出一万两千块。几经辗转,汤保富终于募到了更多的钱——买水泥,租挖路机…大家轮流出劳力。有钱的时候动工,没钱的时候,汤保富天天望着停顿的开路工程焦急。“前后总共花了八年,我们踩着的这条公路,终于一寸寸开出来啦!也搞活了我们山边的经济。”阿碧说,“从前我们村子里,经常让梅子烂在梅树上,根本没有人去采。一斤才两块五毛,谁采啊!现在一斤,二十二块,商人还会自动上山来采购、订契约。”

有了这条山路,汤保富拿着族人用心血开凿出来的成果,到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申请拨款,请求建设特富野大桥。“因为架个桥,少说都是几百万元的事,不能说由村民一万、五千地凑,是不是?”阿碧说。

让公文往返了一年多,省方面(注:当时的“中华民国”还没有废掉“台湾省”)批下了架桥计划,拨下钱和工程队伍,才把特富野桥漂漂亮亮地架起来了。如今,它静静地弓在河水上,族人打桥头走过来时,总会想起汤保富这个人。

通车典礼那天,乡里的人兴高采烈的庆祝。在桥的那头,邹族妇女穿着鲜红的民族传统盛服,夹道欢迎县府的官长来剪彩。震耳的炮竹声中,汤保富背着相机,站在人群里。可他的脑海中却忙着想另一条更高的山边公路。经过他不断连系、奔波,目前也在开工了。至今,汤保富怎么也卸不下“道路主任委员”的差事。这个义务职,族人信任他,不让他辞职改选。

在农产合作社工作,阿碧对于整个特富野近几年来的经济变化,心中有她一笔清清楚楚的帐。

阿碧说,自从他们自力开了这条山路,村里的每户人家,一年平均增加了廿余万收入。现在,特富野部落里看不到精壮的男人在喝酒闲荡。“他们全上山干活去了。一批批的种植计划,透过乡公所农业课的推广,一步一步落实起来。”阿碧说,“山茶油、栗子、大蒜、夏季蔬菜,也一季一季在山坡上开了花、结了果;一季季换成一叠叠钞票,根本地改变了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阿碧沉思了,望着满山的翠绿,她独语似地说,“特富野,就是汤伯伯这条山路开活了的。”

“山地生的衣服洗不干净…”

特富野这个山村座落在一个山谷底下,美丽的峻谷在村头上边,岔开成两条支流,曲曲弯弯地淌着一条婉约的流水,四周散置着这座高岭上的几十户邹族人家。一面斜坡上,蜿蜒而上,只见半壁的铁皮矮屋,在细雨中显出朴素、干净而且柔致的廓影。

特富野天主堂的高义辉神父,坐在屋檐走廊下,谈起了这不幸的命案。

“我在日本听到消息,觉得惊愕。我心里想,如果说汤英伸跟别人打架,那是有可能的,但置人于死地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

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神父说,当时他的第一个直觉,英伸的悲剧,其中一定有文化差异上的问题。

他说他还记得自己读台中一中(注:国立台中第一高级中学)时,因为自己是山地人,“有些同学把我当牛马一样看待”。再加上每次数学都考零分,他内心感到极度的颓丧,埋下深深的自卑感。“每回有人骂我是‘番仔’时,总觉得痛痛快快地打它一架,会使自己比较舒服。”他说。

高神父又举了一个例子。

目前在日本福冈大学教中文的刘三福,跟他是台中一中的同学、也来自山地。有一回,他和刘三福在宿舍水槽边洗衣服,旁边的同学无意间丢了一句:“山胞的衣服洗不干净”,“这个两、三拳可以打死一个人的刘三福,蓦然扑了上去,把对方打成重伤了…”高神父说。

事隔廿余年,高神父还记得他握紧着刘三福颤抖的拳头,激动着说:“你要表现得比他坚强啊!”

台中一中的两位山地生,就那样相对着流着满脸的眼泪。

高神父说,山胞在劣势文化下,过着城市底层的游牧生活。他们容易冲动、紧张,经常会感到不安全感,而“辞职”、“想家”只是这个综合复杂体的一个代名词罢了。高神父清楚地记得,就在去年,汤英伸到教堂向他告解:“我已经变成病态的人!”汤英伸苦痛地说。

高神父听着他内心的剖白,耐心地安慰过他,高神父太熟悉这份苦楚了。一个离乡背井求学的年轻人,绝不是“不能适应,就不要来平地”的问题,高神父内心里涌起了一份伤痛,踌躇一会儿,沉沉地说出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以神职人员身份一次又一次听到的,山上的孩子们心灵最深处的苦闷。

不必查了!

安玉英,一个如今已长得亭亭玉立的邹族姑娘。有一回,因为山上交通不便,星期六下午必须提早一堂课下学,坐游览车回特富野。那天,女教官把邹族同学集合在操场上,安玉英也站在队伍中。也不知什么缘故,教官突然对着她们说:“听同学的反应,你们山地人常常不洗澡…。”

安玉英忍着满眶的热泪,跑回山上。才尽情地号啕大哭了。她向高神父倾诉:“不要把全部的错,都往我们山地生身上戴啊!”

安玉英满腹的委曲,幽幽地道出一件一件在学校中的辛酸。

“为什么我是山地人?为什么我们山地人就要被别人当成怪物?”这是长期压抑在她心中的问号。也有一回,邹族同学明明看见杜秀云的爸爸,送了一千余元到学校给她;谁知道那天恰巧宿舍里传出有人掉钱的消息。杜秀云口袋里准备缴食宿费的一千余元,竟成为偷窃的赃物证据。杜秀云抵死也不肯承认,邹族同学也都挺身作证,“我们的确看见她爸爸送钱到学校。”同学们说。不料,女教官却说:“大家确定是她拿了钱,不必查了!”

“我们山上的学生在学校宿舍里,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扰,凡有人掉钱,山地孩子就变成当然的嫌犯了!”高义辉神父说。

高神父把话题转回到那一次汤英伸的忏悔。他说:“我建议他去接受心理治疗,汤英伸只是苦苦地笑。”

高神父说,当时他心里想,汤英伸平时很乖巧,每天笑咪咪的,这个对人家客客气气的楞小子,不可能做了什么大错吧!他因而并不特别着急,也没向汤英伸的父亲提起。“哪里想到,厄运却降了大祸了!”高神父说。

害怕心愿会变成泡影…

提起这个遗憾。高神父开始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想,也开始替村中的小孩感到忧心。他说,汤英伸杀人命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典型例子,要真正去彻底了解,并不十分容易。他忧郁地说——

“现在我们只能假设:汤英伸的病态在于他的双重性格——”

据高神父说,在村子里,他一向对汤英伸另眼看待。英伸生长在本村的一个公认的“模范家庭”,爸爸、妈妈都是那么好、那么有风格和尊严的人,英伸又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嘉义师专,内心当然有一份秀异之感吧。“尤其是他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在伦理道德与做人处事方面,英伸对自己有很深的期许。因此,汤英伸到平地社会求学时,遇到客观压力,他身为山地人的自卑感就会被激发了出来,从而形成对于平地社会的一种激烈的反抗。”高神父说。

高神父严肃地说,“我的看法,只是一个自我反省下的假设。”他还记得就在去年,特富野举办了一个天主教夏令营。“汤英伸就那么自然而然变成夏令营的领袖人物。”高神父回忆地说:“白天,他表现得真是杰出,勤奋、彬彬有礼。但有一个夜晚,他忍不住凑上了一群比较低俗的年轻人,结伙跑到后面山岗去喝酒,被我们发现了。”

身为一个山胞,汤英伸隐藏的自卑感,在不断的压抑中反弹、化装而成为外表的优越感了。他从小就奋力上进,也时时患得患失,为了他许下的心愿——毕业后回到达邦国小教书——他努力考上了嘉义师专。但还没等他毕业,特富野的孩子,竟早已当他是小学老师一样敬畏他,爱他,不敢在他面前说脏话,而更多的时候,他却又私下害怕自己的心愿有一天会变成泡影!

我们好爱汤英伸

汤英伸的家,座落在那青翠的幽谷旁,是汤保富亲手盖起来的一栋木造房子。

廿余年前,汤保富白手成家。如今,墙垣四壁还留着他辛劳岁月的痕迹。汪枝美,英伸的母亲,平时沉静寡言,喜欢坐在屋角,静静地听别人说话。自从汤英伸入狱以来,她的眼神有时变得飘忽、忧郁了,仿佛总是在想念着什么。但是,尽管心里压着爱儿失脚的重创,她看来端庄、恬静,只在有意无意中,透露着母亲的深重的凄寂了。

“我们好爱英伸。…在父母面前,在我们部落里,从小他一直是乖巧、受人称赞的孩子。”汪枝美说着,眼眶红了起来。

厨房里,传来汤保富下厨的炒菜声。

自从汤英伸出事以后,汪枝美始终不敢上台北去。她寄了一整册的照片给汤英伸,母子相隔至今,也有四个多月了。“也好在是这样,凡事我都是坐在家里想…。”她说。她的眼神中充满着对丈夫汤保富的一份感谢。但每每有人向她问起汤英伸,汪枝美总是低头不语。一个曾经让她骄傲的儿子,如今却成了夺走三条生命的杀人犯。这难言的苦衷,恁谁也不能诠说啊…

她对于儿子英伸一步一步走过的不能回头的破灭困境,感到神伤。去年年底,汤英伸休学返家,在情绪上很不稳定,常常望着屋外的浮云发楞,叹息。发闷的时候,他偶尔会弹弹钢琴自娱,看看书排遣,几乎是足不出户了。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吧!英伸他去了一趟学校,参加学校的音乐比赛晚会。回到山上时,我看他显得更加闷闷不乐了,”汪枝美说:“我知道英伸实在很怀念学校生活,尤其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师专同学。休学以后,同学们时常打电话来,写信给英伸,鼓励他奋发起来,昂扬向上。奈何,命运竟然粉碎了一切。”

在忏悔中无穷地放逐下去

那天,汤英伸离家出走后,家人刻意不让英伸房间里的一切受到丝毫变动。他的各种奖牌,仍然兀自挂在墙头上。那是一次又一次在师专全校师生的瞩目和热情的掌声下,辛苦挣来的光荣。寂静的窗外,可以望见他在庭院小菜圃里种植的高丽菜,已经亭亭地抽出嫩叶子。更远处,那巍然耸立的鼻涕山,隔着一条山谷,苍翠地逼向他的窗口。

日落深处…
你若住在市区,日落在高楼大厦;
你若住在山林,日落在群山之外;
你若住在海边,日落在地平线下。
然而,无论日落何处,
我仍真摰地追寻…

小房间里,汤英伸有一架子的杂书。这首他写好的小诗,依旧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桌上。没有署明日期,也没有落好题目,却深深地叩紧着我的迷惑…,在这样温馨有仪的家庭里,就在这小房间长大的青年,他文静、内向,他怀着一份虔诚,开始追索着生命中无数的疑问,开始了他那充满尴尬、欢悦、苦闷的青春期…

“即使汤英伸能免于死刑,我想他也要被自己的忏悔无穷地放逐下去,无颜回到这美丽的家乡。这才是最残酷的重刑吧!”

在汤英伸的小房间里,我隐约记起了高神父的这句话。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救你啊!

离开特富野,走进嘉义师专校园,迎面就感受到围墙之内一股尚未平息的议论。同学们的口中,不免也分析起这件命案的远因:汤英伸被迫离开学校。

“他被迫休学离校时,我们全班哭着送他走的…。”

“谢美桦导师在课堂上说:休学对汤英伸而言,是福是祸,目前还不知道。同学们应该鼓励他,多给他写信。当时,我坐在我的位子想,应该是福吧,没想到他竟杀了人。”

“他跑去找教官求情,跪在地上,忏悔地哭泣,但教官说: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救你啊!”

同学们都说,这位教官很疼爱汤英伸,却也无可奈何。那一阵子,为了苦苦等候学校召开训导会议,对他的命运做一个审判,英伸变成了另一个人样。“一大早,他走进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发黑。”这位坐在汤英伸旁边的女同学,含着泪说:“我劝过他,好好照顾身子啊。英伸他就朝我凄苦地笑…。”

训导会议的结果下来了。汤英伸因为在学校打麻将,林总教官认为汤英伸犯的这个错误,非处份不可,“否则,老师和学生的心里会怎么想?在立场上,我也有苦衷啊。孩子是你的,你自己带回去管教吧!”

最后,父子俩人商议的结果,决定自动办理休学。汤英伸说,“我对‘留校察看’实在没有把握,万一再犯了小错,被学校退学了反而不好。爸爸,我们下学期重新来,我用生命向您承诺…。”

最后一次学期考试,汤英伸无心考试,在卷子上填了名字,便径自走出教室。他回到寝室,自弹自唱地录下这卷录音带,向四年甲班全体同学告别:“亲爱的四甲,我们要别离了。啊!这一刻,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都有,真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说感伤,是有那么一点:说高兴,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还真是舍不得你们。相聚了三年,有欢乐,有悲伤,我们都一起度过了!我,不能改变什么,虽然我们要暂时分离一段日子,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一定会永远存在…”

“下面这首歌,叫做《别离》,是多年前我流着泪做的…”,录音带里响起一阵铮铮錝錝的吉他和弦…

暮色中,我望见你的背影
深深呼唤失落的你
……

汤英伸落寞的歌声,似远似近地,在男生寝室萦绕着。闷热的午后,窗外传来低低鸣唱的蝉声。一个绰号叫“黑马”的同学说:“一脚踩进那洗衣店,汤英伸他一定会这样想吧:‘如此下去,我的前途在哪里?’每天送衣洗衣,好强的他,怎么受得了啊…,也没想到结果竟会如此!”

汤英伸的室友坐在椅子上,沉入回忆中,想起过去汤英伸带给他们的许多欢笑。有些女同学说着说着,就哽咽、掉泪了。

到美国看热门音乐演唱会

“他是班上的核心人物!”

“他人很慷慨,所以自己口袋里常常没有钱。”

去年,汤英伸利用暑假到台北做水泥工,那粗重的劳动和毒热的阳光,使他全身晒得黑亮亮地回来。返校后,他嘴里时时挂念着那群陪他流汗、唱歌的山胞伙伴。他甚至一心想着与他们一起合组合唱团,走唱天涯。“黑马”说:“他对音乐非常狂热。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美国看演唱会。”

从同学的口中,让你想见汤英伸是一位热情、上进的青年,他常常说:“我要让他们在亮丽处看见我,不要在黑暗中看见我!”有谁知道,他的遭遇会把这句话整个儿颠倒过来呢?他失败了。三年之内,他被逮到几个小辫子:单车双载、不绣学号、爬墙、抽烟。这些让他总共记下三次大过、三次小过,再加上四次警告。可汤英伸也记过不少次大功小功和数不清楚的嘉奖。他参加校际才艺比赛、优秀山胞联谊会、党干部研习会、田径比赛、残障青年村,都为他争来一个又一个光荣和奖励。

提起抽烟这回,汤英伸被记大过,有一位同学黯然地说:“其实,香烟是我抽的!”

“那天清早,我跑到他们的寝室去找汤英伸,他生病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边,抽完一支烟便上课去了。没想到,我前脚才走,教官后脚就踩进了寝室。”这位同学说。“这个大过,汤英伸为我顶下来了,事后他不为这个冤屈吭一声。汤英伸就是这种人,全校同学都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明星。”

经过几次叫他灰心黯淡的挫折和打击,有一天,汤英伸索性豁出去,他理了一个庞克头,奇装异服地在校园里晃荡。

“师长们应该学一学教育心理学,再来辅导我们,不要光是喊口号:说什么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练。”有一位女同学说。“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练”,是每一个嘉义师专同学口中,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道白,同学们说,在朝会上,在课堂上,他们听到太多次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已经休学在家的汤英伸,接受同学们写信和打电话再三邀请,兴致冲冲地返校参加音乐晚会。就那个晚上,有位教官却冲着汤英伸说:“汤英伸,往后你尽量不要回来!”同学们气愤地哭了,“即使汤英伸休了学,他仍然是学校的一份子啊!”同学们说。

汤英伸站在同学面前,佯作镇静地说:“这位教官,也是为我们大家好吧!”可是,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在他返回特富野的路上,汤英伸那年轻易感的心,是怎样地因羞辱、挫折、怒恨而绞痛啊。

也就在那条山路上,在那个寂静夜晚,汤英伸悄悄地决定离家出走,不再返校。像一切受挫的年轻人一样,他必须离开使他感到挫败的环境,逃到另一个天地,从头开始。他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去闯出自己的路子。

流尽了眼泪,也要让法官相信…

回到台北,我的办公桌上已经搁着几封信。有一封是这样写着:

亲爱的邱叔叔、蔡叔叔、官叔叔:

短暂的相聚,愿别后无恙。
…事情发生后,我们只会哭,一面祈祷一面哭。因为我们根本不敢相信,真的不愿相信。但还是得面对事实,打电话问迪亚(汤英伸)的住址,“台北县土城乡立德路2号”,这是我们永远记得的地址。…
初次去特富野,就深深爱上那个地方,相信您们也爱上了,可不是?你们问起我汤英伸写的那篇小说,我现在告诉您,题目是:《爸妈!我们探险去!》内容描写一群年轻人到台北谋职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读起来都很哀伤落寞。是否这就是迪亚潜意识里的悲怀呢?
…迪亚就是这么尽责的一个男孩,有时甚至让我们觉得,我们实在配不上他,不配当他的朋友。真的,您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曾经去打工,为了要体会老板对待工人的那种滋味。我们也曾想到台北去看迪亚,但他的时间都被排满了。至今,我们虽一直未曾谋面,但我们到特富野帮忙汤妈妈扫地,做家事。我们好喜欢汤妈妈和汤伯伯,和他们谈话也让我们学到许多的启示。我们也曾想跪在法官面前,即使是流尽眼泪,也要让法官相信迪亚不是个坏孩子。要是丹诺(注:美国著名的正义律师)来到台湾,丹诺一定能够救迪亚的吧,但是,谁肯相信我们年纪未满二十岁的小女孩的话呢?谁愿意听呢?然而我们一定要做下去,即使别人怎样骂我们傻,社会上若缺了这样的人,就不可爱,不温暖了,您说对不对?
祝:编辑顺利

雅惠敬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雅惠是斗六某中学高一的学生。去年,天主教青年团在特富野举办活动,她的好同学刘雪燕游泳时陷入漩涡,差一点使她沉溺水中,被汤英伸救了起来。黄雅惠是这样认识了至今不曾谋面的汤英伸。汤英伸出事之后,黄雅惠特地到特富野去,认识了汤家。一直到今天,她不断地为英伸祈祷,写信安慰汤保富夫妇。在特富野过母亲节那天,我认识了这位纯真的小妹妹。没想到她的信比我还要快速地抵达台北。

回到台北,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汤英伸妹妹的一句话。她坐在学校会客室里说:“我立志要考上法律系,”她说,回想着她旁听了几次的台北地院,“将来,我要坐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好好倾听每一个陷落法网的人,每一句打自内心的话。”

一起杀人命案,引起社会如此重大的回响,是大大地出乎人们意料的。当我们从特富野回到了台北,四处采访几位律师时,他们都表露出极深的关切;愿意为汤案担任义务辩护律师的就有四位。这种人与人的友爱光辉,竟也抹去我们一路采访时心头上的阴影。落笔时,我禁不住掩卷喟叹着。我想起雅惠、雪燕、玉莲、淑燕、高神父、嘉师四年甲班的全体同学们。啊,但愿你们期盼英伸得免一死的愿望,不会落空,为了英伸,让我们大家再努力下去吧!

董律师的信念

当《人间杂志》的法律顾问董良骏律师,决定义务接下辩护律师时,已经是汤案第二审的尾声了。董律师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所有的资料。他告诉我,正准备进入自己的书库,从犯罪学、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去着手研究。他也相信,不少的犯罪案例,往往是社会早已积累下来的罪恶所致,“人是脆弱的,人是很可怜的!”董律师喃喃地说着这句丹诺的名言,他充满悲悯的眼神,让我隐然觉得,董律师已经真正了解了汤英伸这个孩子。

五月廿六日,董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补充上诉理由:

“按上诉人于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零时许案发后,于当日下午六时许,即主动向中山分局投案,坦承犯罪,有分局移送笔录可证。是上诉人应属刑法第六十二条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在汤英伸没有投案自承犯罪之前,没有任何人确认他就是凶手…。遍查整个警讯笔录,汤英伸应该合乎自首要件的”董律师严肃地说,“我还查到具体判例…”

由于董律师到找辩护的新角度,不到短短的几天,使得整个案情开始有了转机。六月十八日,汤英伸在法庭上嗫嗫地说:“一月廿五日那天,下午三点,我曾经打过电话,给中山分局,说:我要去自首!”

法律上明文规定,自首是唯一减刑的充足条件。但汤英伸受到过度惊吓之后,加上他对自己苛重的忏悔,除了坦承罪行,已完全丧失正常求生意志。不懂法律的他,竟把这个自首的事实经过,隐藏在心里长达五个月,距离他第二审宣判日期六月廿五日,只剩七天。

六月廿二日下午。汤保富一个人坐在特富野的山谷中钓鱼。他一颗早已濒临崩溃的心,仍然高高地悬着。他默默地望着淌呀淌着的河水。即将登陆台湾的南施台风,开始细细地散起雨白来了。山巅上,阴阴地布下橘红色的浓郁云影…汪枝美独自坐在客厅角落。电话中,她慈祥的声音说:“是下午,我要他去河里钓鱼的。这半年来,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在她哽咽的声音中,我也一时沉默了。

不!我们还有三审!

六月廿五日,汤保富和许多关心汤英伸的亲戚、朋友、神父,三个《人间杂志》的同仁和董良骏律师,都赶到高院第十八法庭。这是英伸二审宣判的日子。

从早上九点开始,我们都坐在法庭里,等着法官逐案审理和辩论。法庭的天花板上垂挂着两只吊扇,沉默地送着催人欲眠的风。我的心里抱着来自董律师答辩状的一线希望。辩护状说,汤英伸投案的过程、人证、合乎自首要件。此外,董律师主张从英伸丰富的品格证据、和杀人当时的情境脉络,说明杀人的激情因素。他希望庭上不单从三条人命死亡的结果去论断。“社会在它自己里面包含着许多犯罪的萌芽,由某种意义说,准备犯罪者是社会,个人只是它实行的工具!”

十一时三十分,全庭肃立,审判长开始逐案宣读判决主文。英伸的案件夹在十几个同时宣判的案件中,几乎没有人听清楚英伸的判决,我只听到“褫夺公权终身”,英伸就被押走了。

大伙儿疾走跟着英伸,问他听清楚没有。他只茫然地说“不清楚”。押送的法警说是无期徒刑,英伸的眼睛亮了,对汤保富说,“爸,我到里面,要好好请客…”

我们望着英伸被押走了,却怎也放心不下。后来问退庭的检察官。“死刑。绝对没错。”他说,消失在法院的走廊上。在我们沉默地站着的当儿,一个女孩忽然急奔下楼。我瞥见她满是泪的脸,啊,还是她,英伸的女朋友。

“我们长期一块作战,到了最后…”汤保富说。

“不,我们还有三审…”董律师说。

“请一起吃过便当再走。”汤保富说。

大家都推辞了。“我们还有事…”,多么愚笨的推托之辞。我不知道和汤保富握了几次手,看着他黧黑的脸、浓浓的眉,比汉人大而且明亮的眼睛,和强抑在眼眶中的泪意,送他们上了计程车。

我想起带着“无期徒刑”的欢悦回到押房的英伸。“不!这个社会,不能这样把罪恶全归到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呐喊着,“不!我们都是负罪的人吧…”

(原载《人间杂志》第九期)

《人间杂志》关于汤英伸的报道

第三部分:我把痛苦献给你们

摄影:李文吉 文:官鸿志

整整的一年,我五次上山到特富野采访。编辑部也再三地督促,有关汤英伸的牢狱生活和审判结果,必须持续地追踪报导。我们所持的理由,在于即便站在弱小者的立场去作报导记录,人的关爱,也常常会失去耐性、经不起时间上的考验。以及,任何采访报导的人事题材,皆是活生生的人的问题,而不再是文化市场上的商品而已。这种工作哲学,当然是莫大的精神负担,却指导我尝到了另一种记者生涯的滋味。

这一年,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他们热切地讨论汤英伸杀人犯罪的社会因素。但总的来说,读者最关心汤英伸目前怎么样?也有人提出警告:“世吉职业介绍所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怎么办?会不会再度牺牲第二个汤英伸?”

许多问题,都是我无法答复的。一桩杀人命案,它的背后隐含着欺骗、压榨和侮辱,至少可以让我们去再三省思,从而在罪恶的苦果中提炼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养料,让一切受到欺骗、压榨和侮辱的人,重新获得释放。何况,罪恶也是可以赦免的,那必须依靠我们社会的正义结构因为汤英伸杀三条人命,而深有警惕,不再漠视着人吃人的社会毒疮。

今年四月初,英伸的母亲曾经告诉我:“刘律师已经来电话通知。要我们尽量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看英伸。因为,来日恐怕无多了!”她只是想劝服我一个事实,法院并不肯采纳英伸的自首行为。

四月中旬,汤保富夫妇请假到台北土城看守所,我和李文吉在山上看家。回家时,汤伯伯说:“英伸已经写完了第二刀稿纸。他在牢里写小说…。”我问小说题材是什么?汤伯伯楞了一眼,沉默地笑了。整整的一年,我从未真正地触摸到汤伯伯内在心灵的怆痛,他一直掩饰着。每天,从乡公所下班回家,他第一件差事就是钻进厨房里做饭,汤伯母撑着拐杖在庭内打扫落叶。这个家,一直过得很平静,却抹不去一层悲郁。我也知道,英伸的双脚和手,被铁镣和手铐磨破了好几次,长出了一圈厚厚的茧。

“他已经磨破了五床被子,”汤伯母说:“放风时,英伸只能站在地上投篮…。”

五月十一日上午,我在家里看书,心中还惦记着要去台湾大学采访“自由之爱学生运动”。突然,门外一阵铃响。杂志社同事范振国跑上楼,他说:“汤英伸死刑定谳了!”

骑车到办公室,我的眼眶已经溜转着泪水。我不肯相信这是事实。我最先想到汤伯母的苦绝遭遇。七年前,她重摔跌落山谷而半身麻木。三十余年前,她的父亲汪青山在土城看守所因为政治事件被枪决。如今,一颗子弹又即将划破她默忍悲泣的胸膛。

这几天,我窝在家里写稿子,足不出户,却让我成了杂志社中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从昨日起,许多同事已经开始分头去奔走,为英伸请命。在办公室向各地联络消息,并打电话回到特富野。

“我也不知道。汤伯伯、汤伯母都一声不响地赶去台北。听说,高神父和马神父也都赶去了!”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在电话的那一头这样说。

我内心起了一阵不祥的感觉。我也知道,汤伯伯不会去惊动任何人了。自从英伸出了事,他始终心怀惭愧;也始终没有忘记,这已经是全体邹族人内心里的哀痛。现在,他想独自去办理儿子的丧事。三十余年前,他已经默忍了这一切,他的叔叔汤守仁也是因为政治事件在土城看守所被枪决。这相隔三十余年的两声枪响,愈来愈逼近,重叠了。

《人间杂志》的发行人陈映真提前结束哲学博士王浩先生的访问,赶回到办公室。下午三点半,我从南国饭店被召回社内开会。在饭店小客厅,我足足守候三个钟头,并没有等到汤伯伯一家人,而一切请命行动又必须请示汤伯伯作主。

王菲林、范振国和陈映真都分别提出最新状况的报告和意见。但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主观上我认定这不可能是事实。“如果这个大前提没有搞清楚,一切讨论都是空的!”我这样说。这个幻想,使我掉入严重错误的盲点,不能自拔。

五点三十分,汤伯伯终于联络上了。高神父也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

晚饭当中,汤伯伯冷静地说:“今天上午,我们获得狱方格外通融,在一间小型的会客室和英伸会晤了。为了不动声色,我们分别编了一套全体来探望的理由。庄清廉神父到台北来探望母亲。高神父来治病,正好大家凑在一起…。”

他又说,英伸似乎已经看到了被狱方挖空的一则新闻。坐牢的死囚最害怕看的,就是“挖天窗”。“英伸的脸色有些激动”,汤伯伯回忆地说:“他抽泣,猜测死刑枪决的日子果真来临了。”我在一旁听着。觉得一个知道自己在几天内就要被押到刑场的人的悲哀,也感到这种至为善意的遮瞒本身的悲哀。

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

五月十一日,晚上七点钟。

《人间杂志》编辑部邀集了《新新闻周刊》、《当代杂志》、《南方杂志》、《文星杂志》、《海峡杂志》、《远望杂志》、《前进周刊》,以及平地山胞立委蔡中涵、兰屿雅美族诗人施努来、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会长刘文雄、旅北曹族联宜会干部汪立华、蒲忠成,全国大专院校山地学生会会长赵贵忠、绿色录影小组王智章、中国时报心岱、联合报杨宪宏、中央研究院胡台丽、台大教授张晓春、长老会山地劳工福音之家陈秀惠和江秀英等二十余人,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共同商议最后拯救汤英伸的办法。

我们想到由山地九族代表、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分别联名发出请求格外再议汤英伸案,紧急延缓执行的电报给蒋经国总统。这是因为,不论如何,法律途径已经走完了,而唯一给枪下留人的机会,是总统的决定。我们当下分别草拟电文,打电话联络人同意签署。这时,陈秀惠用电话取得了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总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的同意,玉山神学院院长杨启寿和副院长童春发以下的教授、学生干部代表也同意签署。学界、新闻界、文化界的朋友也纷纷慨然允诺。同时高神父也取得天主教嘉义教区主教林天助的同意。

在拥挤的小客厅,我们默默地感受到不分教派、种族和肤色的这一份团结的喜悦。最令我感动的是小说家王祯和,他因患癌症病卧床上,说话困难,却不忘记叮咛我们:“教育这个孩子!”我们的心情哀伤,但却同时在心中洋溢着温暖。

有些朋友这样主张:“为了紧急救援,应该采取比较强力的诉求,第二天到立法院请愿。”汤伯伯始终沉默。最后,他这样说:

“对于大家的关切,我的感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请愿一事,我考虑到苦主家人的心情。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这样做。英伸是我钟爱的孩子,但我这时却不能不为苦主的悲哀着想…。”

大家沉默了。

从去年五月到特富野采访,一直到现在,我看见汤家夫妇极高的人间品质。在爱儿失足的伤痛中,汤伯伯和汤伯母始终保持着一种温慈、尊严与礼貌。即使到了现在这时刻,他惦记着次日到长庚医院社工部办手续,准备完成英伸将器官捐赠给社会的遗志。

他是我们的孩子

心岱说,“此时此刻,英伸已经不是您的儿子。他是我们社会大众的孩子…。”

大家都跌入这句话的背后隐含着的深意。心岱,一位身上散发着母性慈蔼的记者,去年八月,她曾经一个人发动募捐想要买下两大报半版的广告。标题,她已经构思妥当:“汤英伸案,假如您是陪审团!”

胡台丽说,她愿意为邹族的向上,做任何事情。但她觉得汤伯伯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搁下起草文件的笔,默默地凝视着汤伯伯不能不说是高贵的、动人的人间品格,暗中惊诧不已。

我们都觉得汤英伸有罪,我们都觉得苦主家庭的惨变,令人震悼。但我不禁觉得自己的眼眶里,燃起了呼赤赤的凶光。不禁地,在心中责怪汤伯伯的人格。

但我们都祈祷邹族少年汤英伸能有机会存活下来,凝视他的过错,凝视自己刑余的生命。我也曾默默许下心愿,假如英伸果真获得缓刑,我可以等待他坐牢出狱以后,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来追踪报导他重新再生的心路历程。我什至幻想,他一定会成为圣芳教会的弟兄,用爱与希望去走完他赎罪的刑余的生命。这是最高形式的美,我始终深信不疑,英伸的生命底层,饱含着这种质性很美的性格。然而,诚实地说,今晚几乎没有人对这迫在眉睫的死刑执行,抱着发生奇迹式的希望。

我们十一日深夜的最后工作,是写一则广告稿,呼吁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延缓死刑。我们想到的广告标题是“枪下留人!”《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在下半夜慨然允诺给我们半个版的广告版面。这项消息,使人振奋感激。张富忠和我连夜发打,做美工,一直到天亮八点才完了稿。

我们预测枪决执行日可能是十四日清晨,只剩两天的时间。“但我们深深感到,冷漠成性的我们自己,使山地社会快速崩解的原住民政策,僵硬不肯理解年轻人的教育体制,都无法逃避这惨案的责任,无法不分担一份最深的哀伤。”张富忠要我手捧着这一份“枪下留人”的广告稿上车。这时刻,黎明破晓了,车子正好路过建国北路,去年一月,英伸曾经站在这巷子口等候一名警察,来带领他去警察局自首,可惜,这名警察失了约。

意外的希望

五月十二日,早上十点钟。

我离开《自立晚报》报社,赶到怀宁街南国饭店,准备陪同汤伯伯到林口长庚医院社服课办理英伸的器官捐赠手续。昨夜,钟俊升、范振国、张晓春教授和蔡中涵立委都分头展开了救援工作,至今情况不明。今天早上,一切的联系以王菲林和邱晨为中心。

十点二十五分,蔡中涵立委打电话到南国饭店,表示林洋港院长正在开会,暂时无法面呈这件紧急事件。十点三十分,我打电话回杂志社,王菲林表示要我快速赶回去,准备向台北济南教会翁牧师亲面报告。王菲林说,“翁牧师答应试着向总统府面陈这件事!”

放下电话,我第一次感到这是意外的希望,决定再次恳求汤伯伯暂缓办理器官捐赠手续。“救人要紧!”我说。汤伯伯的脸色凝重,彻夜失眠使他深峻的眼神蒙上一层哀愁。

“我只是想安静的带走我的孩子,办完英伸的遗志。”汤伯伯说。打从昨夜,我便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一个被压迫百余年的民族,从而在汉族人的社会中从来没有发言权的人,他们的手和脚,他们的思想与希望,一时候也挣脱不开这一层层的束缚吧。这个牢紧的束缚,当面临着死亡时刻,更加使人百感交集了。

我突然觉得很惭愧,下决心不再污辱汤伯伯的高贵的心灵。如果一个人决心乐意接受死亡,那么,一切的欺骗、压榨、侮辱和苦痛都会复活;如果麦子不死,子弹与泪水都是短暂的痛苦…

李文吉、汤伯伯和我坐上计程车。因为长庚医院的陈小姐已经打电话来催促,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犹豫(同此时刻,汪立华已经拍电报到总统府,王菲林和钟俊升赶往台北济南教会。)

“请接台北龟山监狱总务课;我这里是长庚医院。嗯,汤英伸这个孩子,他说,愿意把品官捐赠给社会…。”

“缴一分家属和受刑者同意书就可以,好!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

电话的那一头怎么说?我无法知道。但我仿佛知道那边是枪声的方向,心中涌起一阵毛骨悚然与哀愁,毕竟,此时此刻,我们欣然接受了。

坐在泌尿科办公室,陈小姐正在和龟山监狱、土城看守所联络。她表示:“台湾的医学技术只能取到英伸的眼角膜,其他的一切器官捐赠皆会因为血液循系统功能终止了,而宣告放弃!”

英伸和汤伯伯的遗志落空了。我们感到那是一种死亡无法取代的痛苦。“除非,英伸在脑死的状态下才有办法捐赠一切器官!”陈小姐又说。

“有没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完满的成全英伸的遗志?”我们一致地向院方提出这个恳求。

答案是破灭的。一切,都有法律程序给束缚住。人的价值在死亡前夕仍然是法律下的奴仆,由法律支配一切。

人的价值,只是空洞的哀嚎。

下午三点二十分,汤伯伯捺下手印。“皮肤、骨骼、眼角膜”几个字,终于填进了空白表格。“皮肤和骨骼”,是汤伯伯向院方争取来的。院方说“这两项器官遗体,唯一不受到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

下午三点,自立晚报“枪下留人!”的第一版广告,开始出刊上市。

三点半,李文吉要求汤伯伯站在长庚医院为捐赠遗体的人设立的“遗爱人间”的告示牌下,拍照留念。一切呼吁和奔走,似乎都接近尾声了。我们似乎已感到内心一股凛然的肃穆平静力量,我们将忍下泪水,心甘情愿。

三点四十分左右,杂志社挂了二通电话来。社会服务课马课长用广播器呼叫,“汤保富先生电话!《人间杂志》官先生电话!”

二通急电。天啊,“总统府来的消息,他们,宣布汤英伸的死刑暂缓执行!”汤伯伯吓呆了,他在电话里喃喃地,一再重覆地说:“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我将毕生无法忘怀

茫然良久,他眼中溜转着隐约的泪意。我们匆匆地握手辞别马课长和陈小姐,坐上计程车赶回台北。很久很久,我们说不出话来。我隐隐地记得,下午,我们坐在长庚医院的草坪上,讨论着要把英伸的骨灰埋葬在故乡的小山岗。在那座山岗,英伸可以俯视故乡的远山近水。

英伸的死刑,初步暂时延缓下来了。《人间杂志》全体编辑和业务人员一片欢呼,几个同事的眼中闪耀着泪光。王津平老师和陈映真伏在编辑桌上赶稿,范振国和美国那一方面的华籍作家取得联络。小说家黄春明从日本来电话,表示“支持一切救援行动”。《中国时报》心岱和钟乔也赶到办公室。汤伯伯在南国饭店接受《中国时报》和《自立晚报》记者的采访。一位《自立晚报》读者打电话来,表示“愿意买下‘枪下留人!’的广告,请求汤保富先生同意。”但这位读者不愿意留下姓名。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这个消息,也立即传回到特富野。

“这个消息,是太大的惊异。这两天来,我是绝望的。我谢谢《人间杂志》的同仁,谢谢从昨天以来不眠不休地为小儿英伸请命的文艺界、文化界各位女士和先生,也谢谢山地九族,山地知识青年…。”汤伯伯说,“他们无私的帮助,使我十分钦佩。我要特别感谢总统府迅速的关怀,我将毕生无法忘怀…”

中国时报记者赶到《人间杂志》社来采访,汤伯伯作了以上的表示。陈映真则说:

“两天来的哀伤、焦虑和疲惫的工作,不但使我们感到我们这个社会还具体存在着人的温暖与爱,也具体感受到某种激励人心的新的东西,正在我们的政治、法律和人文各范围内滋生着。我感到喜悦…。”

非常上诉,民族的大爱

晚上,高神父、陈映真陪同汤伯伯赶到董良骏律师事务所。董律师是本刊的法律顾问,一直坚持英伸合于自首要件,也愿意为后续的法律行动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他说,“但最高法院已经判刑定谳,此时此刻,只有法务部最高检察署可以提起非常上诉的再审权力!”

有没有“非常上诉”的特别途径,成为本案最主要的关键契机。至于呈请总统予以特赦或减刑?《自立晚报》记者于智勇说:“当然,总统亦可能依宪法主动行使特赦或减刑。惟就目前状况判断,汤英伸寻着非常上诉之途,或有可能。但获得再审特赦、减刑的机会,则几乎不可能。”

这两天,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好几回,已经濒于绝望的边缘,又豁然碰到一线生机。今天晚上,参与救援工作的人员仍然不眠不休地赶工、打字。一份题名为“延缓汤英伸死刑执行申请书”,总共有一百二十余名各界人士联合签署,准备明天早上呈给蒋经国总统、李登辉副总统和林洋港院长。申请书上这样写着:

“…社会在他自己里面包藏着许多将来犯罪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准备犯罪者是社会,个人只是犯罪实行的工具而已。汤英伸的悲剧,又一次让我们深切地吟味了这个犯罪的社会要因论,哀恫震畏者良深。
其次,就法律观点而言,各种证据都显示汤英伸投案的经过,完全符合“自首”的要件。承办警员郑茂成,方直堂,均在调查庭中说明,汤英伸未到案之前,治案单位“只怀疑他是凶手”、“认为他涉嫌重大”。查民国二十年上字第一七二一号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案单位“虽已知犯罪事实之存在,惟犯罪者为何人并未确知”时,得为自首。
因此,我们台湾原住民九族、台湾原住民知识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艺界、学者、宗教界和新闻界共计一百二十二人及六家杂志社,不乱唐突,特别悃诚联名上书。恳切请求钧座格外再察汤英伸案,采取最急迫措施,延缓迫在眉睫的死刑执行,法外施仁,以谋再议的途径,一则在当前司法革新声中见宽厚体恤之仁,再则以消弥民族的怨悱,促进社会的团结,则为国家与民族的大悻了。”

这一夜,我陪在汤伯伯的床侧。他睡得比较熟香,但半夜,还是惊醒过来了。

我要使他复活

五月十三日,早上九点钟。

高神父、庄神父和汤伯伯,三人开车到土城看守所,为英伸作最后的安息弥撒。英伸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受刑枪决以前,必须接受这个庄严的仪式。圣若望福音说:

“凡父交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丢失,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

这是一个肃穆的早晨。晴空下,栅门、岗哨亭,一排排僵冷的牢房,仍然偎依在神的眷顾下,静静的矗立着。英伸的本堂神父高英辉特地带来了一个精致美丽的十字架,捧在他的手心窝。昨晚,高神父皱着双眉,告诉我:“对土城看守所,我没有好印象。因为,我的父亲高一生也在那里被枪决的。”

这几天,我们没有丝毫的心情去回忆过去的伤痛记忆。要是有的话,也仅仅在我的内心里起伏溜转着…。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结束了有关“邹族三部曲”的田野调查。我渐渐了解到,扭曲的吴凤神话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历史伤痛。嘉义县政府投下一亿五千万元,建设一座华丽的吴凤庙,却不肯批准一块钱贷款给邹族人自力救济搞起来的合作农场。甚至,一位郭课员说:“你们有没有办法保证不赔?没有贷款,也没有看见有人饿死!”

山上,最短缺就是经费。农业凋弊,任何法子都找不到出路。于是,村民采取了自力救济的行动,却又遭到层层的打击、污蔑。但是,我们汉族诗人杨牧则把吴凤歌咏成:“阿里山之神、全人类之神”,并说邹族人“全部、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这一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沦落到何堪的境地。我们竟罔顾一个民族的尊严,去沿袭日本帝国主义所捏造、纂改的吴凤神话,忍心去让邹族的代代子孙生活在“吴凤乡”这个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

五十年代初期,邹族又不幸发生一场政治事件。上个世代的邹族的少壮精英份子,如今,只剩一堆白骨了。我们汉族人从来不能理解这一份民族的哀伤,如何地被邹人深埋在历史断层的深渊里,现在,我隐隐地感觉,这个曾经让高神父,汤伯伯年幼时渡过恐怖、震悼和哀伤的记忆,再度复活了。

遗憾我的小说没有写完

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社会如果乐意去了解法律以外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从这个历史脉络上开始。因为,“法律从来就不是自圆而独立的体系。它来自于社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函数;同时,它也身负社会文化的使命。”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着民族的哀伤与血泪。我们汉族人岂知道,“我们的手曾经是不干净的!”这是我五次到特富野采访,给我毕生难忘的教育。邹族人从来不曾在我面前控诉,“清朝官员吴凤侵占我们的土地,诈骗交易买卖,残杀我们杜家三十余名勇士,所以我们才用箭射死吴凤!”一位杜家人士曾经这样告诉我,但他的眼神里,并没有怨悱。

“怨悱”两个字,似乎距离英伸非常遥远。他仍然执意要父亲办理器官捐赠手续。昨晚,他已经写好了一张最后的遗嘱,表示不论如何,希望完成这份心愿。

早上,九点四十分左右。狱方警员送进来一份“台湾高等法院判决书”,请英伸捺下手印查收。下一步,就是等待法务部批准下来的枪决令。英伸仍然像往常一样,早熟、体贴而忧郁。他默忍着悲苦,不愿意再让父亲难过了。

“有两名弹吉他的朋友陪伴我,”英伸悠悠地说:“也很遗憾,我的小说没有写完…。”

汤伯伯再度奔到林口长庚医院,补办英伸的器官捐赠手续。由于困顿失神,再由于良心上操虑着彭家苦主的公平待遇,他累倒了。我看着他吞下二十几颗药丸子,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晚上八点,高神父和邱晨赶到了。我们初步地放松了几天下来的焦虑,把话题转回到特富野山上。邱晨提出建议,他说:“下一季梅子成熟时,我们可以休假一个星期,到山上帮忙汤伯伯采收梅子。

因为山上的人工短缺,青年人流向都市里讨生活。这个建议,似乎不失为好的办法。可远远比不上山上人家用“轮流换工”和“集耕集营”的方法,来弥补劳力不足。这种从本土性搞起来的自救行动,使我联想到,我们校园中读了满脑子理论书籍的进步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摆脱一切,下乡去实践,或许不失为一个全面搞活山地社会的一条路子。

宽赦,使爱得以完成

五月十四日,早晨七点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车站买报纸。最引起汤伯伯注意的是《中央日报》一则新闻:“法务部邀集台湾高检处有关人员,对于汤英伸被判死刑确定一案,正仔细研究全案。法务部表示,若在全案中发现可以提起非常上诉的条件,法务部将指示最高检察署长石明江提起非常上诉。”

官方报纸发布的消息,给汤伯伯带来一份慰藉。至少,死刑执行似乎暂时延缓了。他站在怀宁街口,沉思良久。同时,他也牵挂着乡公所今天召开的“村代表大会”,负责研考和总务业务的汤伯伯,不得不出席这个会议。因此,汤伯伯表示:“今天必须赶回去开会。”

九点钟,高神父赶到旅馆来辞行。他也是读了《中央日报》的新闻以后,才作此决定。

“这么做,恐怕不妥吧,倒不如挂一通电话给代表会主席。”我劝阻汤伯伯打消去意。内心里,却仔细嚼味着:“昨天晚上,高俊明牧师那边传来了乐观的消息。层次很高、语气笃定,并且与《中央日报》今天发布的新闻,不谋而合。”

《美华报导》杂志两名记者来采访。陈秀惠也打来电话,这几天,长老会的协助都是靠着她取得联系,帮助颇大。她说,“人权律师郭吉仁正试着和你联络!”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地知道,李胜雄律师、蔡明华律师等人,都十分关切英伸的案子。而我自已怠慢懒惰,加上不懂得法律知识,因此错失各方群策群力的宝贵机会。

下午四点,由郭吉仁律师陪同,我第一次亲炙了高俊明牧师的人格风范。长老会总部也为着英伸的救援工作暂时停止了进行中的会议,由郭吉仁律师提出募款二百五十万的构想。我们募款的主要目的是,用爱、宽容与赦免来抚恤彭家苦主,并且帮助生命流离的原住民解决都市生活的调适问题。这一次募款行动,高俊明牧师当场慨然同意,并且允诺由长老会总部发动教友们募捐。“这是一件令人疼惜的悲剧,同时,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疼惜的爱去照亮彭家苦主…。”高俊明牧师说。

高牧师也建议我们赶紧去找天主教总部的马天赐神父。他说:“汤英伸就像是马神父的孩子一样。这两天,他正四处奔走!”

我们讨论的另一项议题,则是推荐罗荣光牧师、马天赐神父和邱晨三名代表,今天晚上前往彭家苦主去慰问。因为,罗荣光牧师曾经向我表示:“希望取得彭家苦主的电话和地址,愿意长期照顾他们的心灵。”于是,募款和慰问的工作,同时展开进行。

我并不是有信仰的教友。但两天的焦虑,失望当中,我深深的感到宗教带给绝望的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光复四十多年来,只有教会真正照顾了原住民的心灵和窘困的生活。这一点,台湾的学界和文化界恐怕是要汗颜的。

见到马天赐神父,他也满口答应了,但募款工作必须请示中国天主教团主席单国玺。单国玺主席因公务出差到花莲,由陈映真以电话报告详细情形而获得允诺。单国玺说:“用爱与赦免来疗愈这个伤痛,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他们还觉得我的名字可以用得上,我是答应的…。”

焦虑、沉默、等待、企盼

大雨滂沱。台北街头的社会各个角落里充满着人的温暖与爱。短短的两天当中,“我们具体感受到某种激励人心的新的东西!”陈映真握紧郭律师的手,反覆地说着。这两位人权斗士,终于在不同的人权岗位上增进了彼此间更深刻的友谊。同时,我们也为着天主教和长老会的正义合作,感到万分激动和喜悦。

下午六点,《人间杂志》同仁恰恰好正忙着赶工作业,开会,打电话联络海内外作家学者,并邀集联名签署。不料,却接到三通电话。电话里说:“总统府来的消息,汤英伸已经没有希望!”

编辑室内,大家都沉默了。

这几天,我们已经忍受惯了起起落落的变化。但手头上的工作却怎么也进行不下了。如果,汤英伸终究无法免于一死。那么原订的募款计划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瞬息万变的景况,我们在道义责任上必须向郭律师、单国玺主席、高俊明牧师提出说明和报告。否则,明天又将是如何的后果?

电话铃响——

“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9点愿意召开记者会,公开向社会宣布:他们愿意赦免、原谅汤英伸…。”邱晨在电话里激动地说着。这个令人悲喜交集的消息,使我震动。但我怎么启口,告诉邱晨:“英伸没有希望了…。”

汤伯伯仍然苦守在南国饭店。《中国时报》记者明立国和何金山正陪着他聊天。

马神父、郭律师、邱晨、罗荣光牧师、陈映真和几位天主教修女,在编辑室内举行最后一次的会议。大家仍然决定照着原订计划进行:“郭律师明天一早去提款五十万,长老会也提款五十万,先凑足一百万元给彭家苦主。”这是初步的决议。然而,坦白地说,大家的心情相当沉重,竟也不再那么理会总统府来的消息。这时,我向列席者报告四家报社传来的最新消息:

“《大华晚报》今晚发布新闻,汤英伸的非常上诉已经被法务部驳回。《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记者今天去采访的结果,表示法务部没有作任何公开性的透露,并表示明天开会再审。《民众日报》记者则表示,非常上诉可能没有希望!”

另一位年轻导演朋友则打电话来说:“影剧圈子的消息透露,明天清晨五点钟,汤英伸在土城看守所执行枪决!”

我们商议的结果,判断最后这个消息可能是错误的。不论如何,我们总是默忍着焦虑,愿意朝着爱与宽赦的方向去设想。我们也信赖着我们的社会有能力去疗愈创痛。

不少的朋友都赶到了。拥挤的编辑室,弥漫着一股焦虑和沉默。赖春标、钟俊升、李文吉、蓝博洲、李三冲、传岛、王智章等人,正围绕着执行编辑范振国一齐讨论,大家会商着如何应变明天的紧急状况。午夜两点,赖春标和传岛赶去土城看守所;钟俊升负责长庚医院和彭家苦主的记者会;蓝博洲守在杂志社,负责一切联络;李三冲和李文吉陪侍汤伯伯。我负责募款广告稿的完稿工作。

一切安排,只有最好与最坏的打算。我们祈祷,希望英伸能够平安地渡过这个夜晚。

我把痛苦献给你们

五月十五日,破晓黎明。

风声,呼赤呼赤地刮着。高耸的围墙旁边,三位早醒的老人站在人行道,摆动他们的肢体。鸟声开始鸣叫,岗哨亭里,站着一个悚忽、静止不动的黑影。录影机的伸远镜头,正从路边的高楼上,朝下俯拍着土城看守所的内景。时间是清晨五点半,突然,第一声枪声划破了冷凉的空气。闷闷的枪声,一直传到对面的远山,相隔第三十八秒后,传来第二声枪响…

四点半,汤伯母在睡梦中惊醒过来!五点,汤伯伯接到一通无声的电话。六点四十分。汤伯伯才接到土城看守所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您的儿子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请您去领回尸体。”

汤伯伯踉跄地跑下楼去。他一不小心,在楼梯口跌了一跤,也不知如何被刮掉了一层皮肉,流着血。不久,他仓惶的影子,消失在清早的台北街头。我们跑着追他,却怎么也追不上了。

他拒绝签下长庚医院的捐赠补助费。他为爱儿英伸的纯洁的遗志,作最后的挣扎。

“他在里面…。”汤伯伯走出殡仪馆的冷藏室,喃喃地对我说。

他的手里,握着英伸最后领洗的圣神十字架。圣体的头像,曾经被英伸在受刑时的力道扭歪,祂,垂爱着人间流离悲苦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似乎就在这时刻,仍然遗留着爱儿英伸的温体。

“耶稣,是他临刑前唯一的亲人。”汤伯伯说。于是,他开始流泪了。他一个人,抹去眼角的泪痕。

第一殡仪馆安顺厅奏着哀乐,我们的朋友却献给英伸一首莫札特的“安魂曲”,黄色小菊花和紫色的花。也有朋友在小纸片上写下心中的话,心中的叮咛,陪着英伸一起入土火化。

英伸,你终于可以回家了。前年,十一月十六日这一天,你留书离家出走,在日记上,你说:

假如说得没错,这是别人的学校。我只是在校规下生活,没有权力改变什么,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咎由自取地往火堆里钻,明明知道,只能感受到那非常微小片刻的温暖,旋即又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我还是做了。但我相信,上天不会把活路绝灭的。我把痛苦献给您们…。

你的香炉,无声无息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据说,这是你有话要说的征兆。安息吧,英伸。美丽的故乡等你回去。

(原载《人间杂志》第20期)


邹族民谣《摇摇歌》


19个 群众围观在“药家鑫:西安版“英伸”?”旁边

  1. 浏阳河谷 说:

    读罢,满怀悲伤。我们现在的司法公正、社会透明度连1986年的台湾都不如啊!

  2. Weezy同志 说:

    提到药家鑫就让人蛋疼,当时拜他所赐,写了整整3000字的药家鑫事件的法学分析和思考。。。

  3. 猎日族 说:

    几千年之后,我们仍在黑暗中挣扎,远离人类社会!

  4. 林胜岭 说:

    瞎扯吧,药家鑫=西安版英伸,搞什么啊。这不是在贬低西安人吧。我非常同情英伸,但你把那和药家鑫放一起你是对人家的侮辱。你放一起是对所有支持英伸的人的侮辱,对大家良心的侮辱。我对此反应很强烈,请原谅。

  5. 十月_微微凉 说:

    看完这三万字的文章,也不知说什么,也不知怎么说。读时,心里也一直纠结,一直被压抑着,好像我的心被一团黑云笼罩着,难受,失落!为什么!英伸他不应该被这样对待!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他是个好人!不应该被判死刑!连受害者家属都为之动容……剩下的只有感动与惋惜.

  6. 六娘 说:

    其实,《不孝儿英伸》和几年前马加爵的故事有更多相似之处。药家鑫,则像是汤英伸的反面……

    楼上的,可能没有读懂这些话……

  7. 湘小鱼 说:

    媳妇儿,你可能这会儿睡了。但是,我现在把我的话留在这里。这个文章为什么好呢?因为它同样也记载了我的一些经历。我从汤英伸的身上看到了我刚从湖南乡下进入长沙城里被长沙佬忽悠、欺骗的那些事。我从没告诉过你,但是那些事情让我在乡下形成的淳朴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并几乎是遭到了摧残。我在长沙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修补好我自己的灵魂。有时间你也看看吧。

  8. 拉什泰多 说:

    我当年在北京读书,寒暑假的时候不回家,去职业介绍所里找工作,遇到过与之几乎完全一样的诈骗过程。都是先要介绍费,说什么肯定能帮你找到工作,其实玩得都是空手道+诈骗。

  9. 冷山 说:

    罗嗦的文章,矫情的评论。

  10. 向风南 说:

    in xi’an 我尊重的媒体 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社会病了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11. TakeMake 说:

    这个文章对于我这种从农村来城里打拼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好读懂一些。4楼的应该是没读透就开批了。

  12. 阿海 说:

    天朝还有没有会码中国字儿的

  13. 靖101 说:

    这个文章让我泪流满面,让我想起来我从陕南山村刚到西安读书的那一年。心里也曾有过要杀死一个人的怨念,但是最后自己还是慢慢释怀了。

  14. 钟楼夜行人 说:

    这个文章在为要加鑫做公关吗?

  15. 东林木木 说:

    药家鑫是必须要死的,药家鑫和汤英伸在案件上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位置,药家鑫是强势地位,他杀的是弱者,汤英伸是弱势地位,他杀的是强者。药家鑫和汤英伸唯一的相似之处是杀人的动因是“恐惧”。

  16. 小山 说:

    同意15楼意见。

  17. 小山 说:

    ps:或许正因为此,拉仕泰多·布拉布殊夫给标题后打了问号嘛。

  18. 亮晶晶的蜜糖 说:

    完全没可比性。那个问号真准确。

  19. 我是我 说:

    这个文章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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