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夜的陕西思想风暴

@ 十月 13, 2011

原文首发于《华商评论的BLOG》,感谢作者马九器的原创投递。作者曾撰文《今天,请向逝去的学生道歉》】

1907年,陕西留日学生马凌甫、康寄遥、钱陶之、郗朝俊等,在原《秦陇报》基础上,于东京创办了《关陇》,在报刊上大声疾呼:何以白皙人种已于百余年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而吾民犹蜷伏鼠缩于专制政体之下,岂黄人之爱自由不如白人乎?

陕西辛亥革命前夜,有一群仁人志士,他们以报刊为武器,从偏处西陲的三秦关中,向清朝的皇权专制射出了一连串强大的思想炮弹,也为民主自由浇灌出了无数的花朵。如果要问为什么陕西会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那么,很大程度上应拜功于这片土地上,有一批“睁眼看世界、健笔著文章”的思想先行者和启蒙者。

他们的思想在晚清专制天幕上划开了一条大缝,为这片土地吹响了觉醒和抗争的号角。他们就是于右任、井勿幕、张季鸾、吴宓、阎甘园、宋伯鲁、张瑞玑、张渊、南南轩、肖开泰、党晴梵、毛昌杰、郭希仁、胡文豹、胡平甫、王铭丹、党积龄、马凌甫、郗朝俊…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起走近百年前的三秦大地,从白纸黑字中聆听万马奔腾的思想呼啸,追慕百年前那些奔走在三秦大地上的不朽身影。

历史在这里急拐弯

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一年伊始,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并没有呈现出烽火遍地、兵戈四起的态势。太平天国起义已成往事,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危机也已远去,即使如当年北京城里发生的鼠疫一般的灾祸,“以中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况且,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十,政治中心紫禁城里张灯结彩、歌舞升平,清朝隆裕太后的生日大典掩盖了一切不祥。

同样,仿照日本的预备立宪新政正在推行,各地省级咨议局陆续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味的选举也开始操练,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事诉讼法、刑律等等也制订完成,就连公司、股市、律师、国企、合资公司也有板有眼地四处开花。从整体的表面来看,仿佛可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所言: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

井勿幕井勿幕

那时的三秦大地,表面上看和北京城大同小异,正如有历史学家所说:革命往往并不是爆发于最黑暗的时刻。“俺家三代都做过大官,俺爷见过那皇上的面,俺婆跟娘娘都吃过饭。”或许,这样的秦腔唱段所蕴含的时代思维,在辛亥年间,依然浓浓地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当年一些见过世面的西安人,还会对外地人、晚辈们津津乐道庚子年间慈禧在西安避难的种种稗官野史、逸闻轶事。

但是,革命却在这一年爆发了,而三秦又成为最早呼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与一些地方兵不血刃、只是挑掉几块屋顶的瓦片以表起义迥然不同的是,陕西的辛亥革命非常惨烈。西安城在起义之时血雨腥风,整个关中地区的激战也是血肉横飞。从歌舞升平到血雨腥风,历史在这一年发生了急转弯,这一切足以说明决定历史进程的逻辑一定是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同一个时空悄然而激烈地行进着。这其中,种种社会思潮的涌动、先进知识分子的传经布道,就是决定历史演进的其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中国自古以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尤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往往成为新思想、新思维生根发芽结果的最重要载体。在甲午战争危机、庚子危机、日俄战争后,变法立宪改革图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各方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包括保皇、洋务、立宪、革命等等,清末的中国,各种思潮涌动。

陕西虽然地处内陆西陲,却也不乏大批有识之士率先“开眼看世界”,将“文以载道”进化为“报以载道”。这一批报人打破了很多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思维定势、八股模式、政治文化和愚民政策,“开启民智”、“维新变法”、“反对专制、呼唤民主”、“反对八股、倡导白话”、“反对愚民、广开教育”、“主张市场经济大开商务”逐渐深入人心…多年的思想启蒙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批批秦人,新思维新思想呈现几何式的裂变,为陕西辛亥革命爆发积聚了充足的民意和舆论准备。

群雄蜂起的三秦报人

处于辛亥革命历史前夜的陕西,之所以能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很大程度上应拜功于这片土地上,有一批“睁眼看世界、健笔著文章”的思想先行者和启蒙者。他们的思想撕开了晚清专制天幕的一条大缝,为陕西辛亥革命吹响了觉醒和抗争的号角。他们就是于右任、井勿幕、张季鸾、吴宓、阎甘园、宋伯鲁、张瑞玑、张渊、南南轩、肖开泰、党晴梵、毛昌杰、郭希仁、胡文豹、胡平甫、王铭丹、党积龄、马凌甫、郗朝俊…

教育界报人

时任陕西泾阳县著名的味经书院山长(校长)的教育家刘古愚先生,认识到“专求旧学不足以维中国之局”,率先实行改革三部曲:先是1885年创办“求学斋”,大力推行新学;然后创立“刊书处”,开办陕西近代第一家出版机构;最后创办《时务斋随录》,成为陕西近代最早的报刊。

《时务斋随录》刊载大量具有先进思想的文章,比如建议选拔优秀学生出国留学、雇用外国专家建造轮船、广开新式学堂培养人才,还对国家海军建设、扩大市场经济表达看法。很多文章包含的新思想、新思维完全颠覆了固有的传统僵化模式,为身处西陲的陕西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由于有如此开明的氛围,味经书院里也是人才辈出,清末民初号称“陕西三杰”的李仪祉、于右任、张季鸾都曾就读于该书院。

在教育界办报纸、传思想的陕西人,远不止刘古愚一人。1906年,西乡学校校长朱君创办了《西乡劝学报》,主张“开通新风气、灌输新知识”。1909年,三原宏道大学堂,以胡文豹、吴宓为首的学生,创办了《陕西》杂志,虽然仅出了一期,但从目录可以看出,不乏反封建、反旧俗、倡新风、启民智的文章,如《陕省急宜设女子师范学校》、《说缠足之害》、《德国议征遗产税》等。

士绅报人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士绅是民间非常重要的舆论领袖和社会支柱,无论是乡规民约还是民间治理,士绅都发挥着很大作用。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大变局中,陕西诸多开明士绅也往往处在这一波思潮波澜的风口浪尖上。

1897年,一份小小的报纸在西安创立,它叫《广通报》,是由三秦才子阎甘园和名儒毛昌杰合办的。这份小小的报纸一诞生就开创了历史:近代陕西第一家民营报刊。《广通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主笔记者大腕云集,如主笔有当时陕西著名学堂游艺学塾的山长(校长)肖开泰、官居陕西的名绅王执中,记者有民主健将于右任、改革派官员宋伯鲁。

该报在鼓吹新思想、呼唤大改革上不遗余力,既转载当时进步报纸《时务报》、《万国公报》、《申报》等的时论文章和报道,也刊载拥护维新变法的诗歌、专论,总而言之,但凡冲破封建专制禁锢、传播民主自由启蒙思想的学说、新闻,皆被《广通报》一网打尽。由于契合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维新变法潮流,陕西各地官府、社会名流中不乏该报的读者。进步言说注定触动了清朝地方当局和顽固保守派的利益,以致官府多次派员到报馆威胁,加之资金问题,后来终于闭馆。

但是,正所谓消灭报馆容易,浇灭民众心中“向往维新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难,《广通报》倒了,但更多的“广通报”却站起来了。1902年,阎甘园、毛昌杰再次联手,在双仁府大巷三义庙又出版了《时务丛钞》,换汤不换药,依旧大量选编各类鼓吹变法、开启民智的文章。

此后,士绅办报络绎不绝,进步思潮如滚滚黄河势不可挡。1905年,西安岳觐唐等人办了《关中日报》,宗旨就是“普益群智、改良风俗”。1906年,三原县胡平甫等人创办了《三原白话报》,提出以改良旧风俗为宗旨,以主张地方自治为目的。

1909年,王铭丹、郭希仁、曹印侯等组织了“丽泽馆”,一方面以文会友讨论学术;另一方面议论时政、共商国是,到了1910年,创办了《丽泽随笔》,既刊发《孔子是人教不是神教》这样的直指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也刊载《东南士请开国会》等宣扬政治改革的新闻,还刊载《西报论中国之言路》的国际参考文章。

官员报人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官场不乏眼界高远、洞悉时务之人,在清末的陕西政坛,也不乏这样的官员。张瑞玑、宋伯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瑞玑长期在陕西多地任知县,称得上是一位“知县专业户”。他往往是官印到哪里报纸就办到哪里,堪称三秦近代史上著名的“官员报人”。1906年,张瑞玑在韩城任知县,与当地有识见的知识分子贾补白、薛俭等创办了《龙门报》,文章皆用白话文表达,成为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发表言说的平台,在学生和开明士绅中颇有影响。

1909年,张瑞玑调任兴平知县后,与当地绅士张渊、南南轩等创办了《兴平报》,成为陕西最早的一份县报。张瑞玑又调任长安知县,该报遂更名《兴平星期报》,改为在西安出版。由于张瑞玑深明大义、思想开通,早已和同盟会陕西分会有密切接触,因此,该报就成为同盟会宣传革命、反对清朝专制的重要阵地。

当时该报对安徽反对赔款征银进行了报道,还曾刊发文章反对政府借款开通铁路,此外也刊发强烈批评当时政治黑暗的戏曲文艺,如《黑世界》等。该报终刊后又改名《帝州报》继续发行。1911年,张瑞玑又联合郭希仁等创办了《暾(音同“吞”)社学谭》期刊,以文会友联合志同道合者,共同反清。

另一位官员宋伯鲁,曾任清廷的监察御史,在戊戌变法中大展抱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一道被称为最活跃的言官,很多变法新说都由宋伯鲁上疏提出,梁启超称赞宋伯鲁“言诸新政最多”。后来湮没在戊戌变法历史中的言官宋伯鲁,也非常重视利用报纸传播新思想,长期在报界奔走呼号。

1897年,当阎甘园的《广通报》创办后,他任该报特邀记者,撰写拥护维新变法的诗歌、言论;1898年,宋伯鲁以官方身份办了《官报》,刊发国内外各类信息新闻,成为秦人看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1909年和张瑞玑合作创办了《兴平报》,继续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开阔眼界。

留学生和革命家报人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俄国,给当时的中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也引发全国上下“向日本学习”的风潮,于是留日学生数以万计,蔚为大观。陕西当时也有数十位青年学生或公费或自费去日本留学,后来多为栋梁。

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陕西留学生联合甘肃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秦陇报》,陕西留学生党积龄、郗朝俊、马凌甫、张蔚森担任要职,后由高祖宪主持。该报虽然只出了一期,但影响颇大,该报发刊词有这样言说:“天下刺激物之最有力而能普及者,莫新闻报纸若也…国家愈文明者报纸愈多。”陕西学子党积龄撰写的《西潼铁路邹议》抨击时弊,反响很大。

关陇

关陇

1907年,陕西留日学生马凌甫、康寄遥、钱陶之、郗朝俊等,在原《秦陇报》基础上,于东京创办了《关陇》,在报刊上大声疾呼:“何以白皙人种已于百余年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而吾民犹蜷伏鼠缩于专制政体之下,岂黄人之爱自由不如白人乎?”

1908年,另一份著名的报刊《夏声》在东京创刊,以同盟会成员为核心,井勿幕、高祖宪、李元鼎、茹欲立、张季鸾等为扛鼎人物。《夏声》与其他同盟会各省分会刊物如《云南》、《四川》等并驾齐驱。该刊物是同盟会陕西分会联系国内外各方进步力量的枢纽,在国内知识界颇受欢迎。陕西辛亥革命领袖人物井勿幕曾在《夏声》发表了《二十世纪新思潮》,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等学说进行了介绍,据考证,这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传播的最早文献。《夏声》刊发的诸多文章在当时极具现实意义,比如该刊曾从“以民为本”的观点出发,论述民与政府的关系,提出“民为邦本、国本邦宁。国无论古今中外,未有民不知自立专制政府能期永存者也,亦未有不知爱惜国家之政府,能保卫人民者也”。至今读来,仍不免心潮澎湃。

此外,另一位响当当的革命家报人就是“西北奇才”于右任。1904年自从于右任因文获罪被通缉亡命上海后,就开始了他“以报传道”的雄绩。如果说“知县专业户”张瑞玑走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办报,那么于右任则是每办一份报纸,火力就上一个等级。

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这几份报纸身世坎坷、历经艰险,但自始至终都毫不动摇地“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而且火力不断升级,越来越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抨击专制独裁的斑斑恶行,对当时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就连毛泽东1935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也谈到了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之影响:“在长沙,我第一次看的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它)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

历史的回望

百年前的三秦大地上,从教育家、学生、士绅到开明官员、革命家,纷纷加入到办报实践中,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片黄土地迎来了千年未有的思想风暴,民众的思想一旦觉醒,历史必将揭开新的一页。

一百年过去了,神州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秦大地上曾经发生的滚滚风潮,如今只能从各种史料和影像中找到新奇而陌生的历史回声。虽然物非人逝、斗转星移,但百年前那场风暴蕴含的人类进步和历史演进的逻辑却十分清晰——闭关锁国、专制独裁、官贵民贱、民族压迫、法律不彰等等,必将被开放包容、民主共和、以民为本、民族平等、法治天下所代替——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向现代文明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趋势。

1911年11月17日,以翻译《天演论》闻名的思想家严复,在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大清的军队是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所瓦解的。严复所说不免有些夸张耸听,但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报人以笔为工具、以报纸为阵地,进行了多年前赴后继的民智开启和思想启蒙运动,这无论如何都是100年前那场惊天动地革命的强大动力源。而今天站在100年后的高地回望,则更加清晰地看出:辛亥革命演进的最大历史动力,从某种程度而言,其实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人民要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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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 群众围观在“辛亥革命前夜的陕西思想风暴”旁边

  1. 浆水面 说:

    很好的材料,写得实在不够好。

  2. 芥末小生 说:

    那段历史太厚重,所以还真是不好写。

  3. 吴标题 说:

    井勿幕也是牛人啊,现在的小南门其实叫勿幕门

  4. 吃货 说:

    井勿幕和他的名字一样,短暂的一生奇特来劲得很。

  5. 拉矢·拉·德·郝欣苦 说:

    现在的报纸如何呢…… 忽又想起当年一个开玩笑的顺口溜:“华商报,羊肉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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