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症结

@ 十月 26, 2011

原文首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往前站”,感谢“段万金律师”的推荐。】

“打黑唱红重民生”是重庆模式的标志性口号,“何罪之有”?舆论为何如此大加挞伐?

哗然的舆众分为两部分:绝大多数人从组织唱红中仅惊恐地看到了还魂的文革朝我们走来,刚刚获得的点滴自由和点滴私产受到莫大威胁,因而众口呼吁薄书记留在重庆,以免国人全部晕倒在唱红的舞台上;少部分人则看到了重庆模式蕴涵的政治意义与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前进方向相背驰的危局。

令人警醒的是,舆众的这两部分人对重庆模式的是非争论不休。正如凤凰台的周志兴先生国庆期间专程去雾都四天写的日记记述的,重庆模式中的重民生部分与它的唱红部分让周先生倍感纠结,离开重庆时依然是雾气重重,未能看透“庐山真面目”。

重庆模式让人纠结的正是这层雾气。如果只是“组织唱红”就不会如此让人纠结,必定是举国反对;加上了“打黑”,就有点儿薄雾障眼了,即使有“以黑打黑”、“旷法打黑”的嫌疑,但打黑总是“利民”的,再加上“重民生”,就让见多识广的周先生也感叹雾气重重了。现在又有重庆均分蛋糕与广东做大蛋糕孰为先之争,更让国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谁是谁非了。

其实,重庆模式之争集中反映了6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制度和治理方法与百年来中华民族现代化目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困境。1949年后实施的一切均是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名义(如同现时的均富大同口号)从上到下进行的。伟大的领袖、导师一声令下,举国跃进欢唱。那时候的黑社会已被彻底粉碎,打黑任务已经完成,只剩下唱红重民生有待努力。记得当时上海有一个著名的蕃瓜弄棚户区被改造成工人新住宅区的故事,那是社会主义成功救中国、共产党政府为民执政的典型事例。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转眼间,7分人祸3分天灾的大饥荒吞噬了几千万百姓的性命,其中必有不少衷心拥护大跃进、欢唱“东方红”的良民骨干。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居然依然伟大,害人的却是反对伟大领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有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他们赶尽杀绝,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条裤子两人轮穿、有上顿没下顿的均富大同的愿景。然后才有了邓小平胡耀邦的拨乱反正,走资本主义市场道路(主流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退民进,发展民营经济(包括外向型经济),造就了今日中国之繁荣。

照理,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或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即政治体制的改革,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司法独立。政府应当从万事皆管的婆婆角色转为掌管制度设计、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小政府角色,才能理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实现民富国强、民智繁荣、民风上进的百年梦想,真正使中华民族成为一流民族。

可是,国人真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35年前的事情已经在记忆里淡去,只剩下“美好的回忆”,无法把“打黑唱红重民生”与1976年前的做法稍稍浮想联翩一下。

重庆模式在许多方面与1949——1978年间的治理方法惊人地相似:

  • 长官意志主导一切,目无法律法制,没有任何民主程序可言,包括大跃进式的计划和财政开支不经民主审议,任由长官指点江山。
  • 强制推行已经被历史抛弃的意识形态(主导者后来不得不加入一些”非红”的经典内容,但披上羊皮的终究不是羊)。
  • 迫使群众站线分派,顺己者昌,逆己者亡。
  • 侵犯个人私权,变相强制在业余时间或企业的工作时间唱规定的歌曲。

这些做法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刚刚纪念了辛亥革命百年,孙中山及先贤们建设自由民主均富现代化中国的目标要求我们尊重科学(赛先生)、民主(德先生)、私权,核心就是要推翻任何挂名的或不挂名的皇帝,不但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文化领域均实现多元,破除任何形式的专制垄断。不破除这些垄断专制,中国式的乔布斯、奥巴马就无法从贫寒子弟突颖而出。

薄督
薄督(图片来自网络)

面对众议,重庆居然请来自资本主义标杆国的基辛格为重庆模式鼓掌,又借邓小平之弟邓恳题字之机道出重庆模式的本质和方向:“…我们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重庆模式的机会主义动机至此昭然若揭!如果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那让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精英基辛格来打气是“啥子莫”?如果说重庆模式是改革开放,那念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又是“啥子莫”?

目前我们面临的教育质量和信用危机、医疗危机、食品安全危机、整体道德危机、环境恶化危机无不指向政治制度危机,唯有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开启解决这些问题的万里长征。任何借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初步经济基础开社会治理的倒车、把目前问题归结为民营经济造就的富人或改革开放本身,似乎只是分蛋糕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由谁来分、按什么规则分、如何把蛋糕从专制垄断下解放出来让市场把它做得更大更好,把中国拉回到个人极权专制的过去的企图,都应遭到全民的谴责和反对。

换言之,重庆模式“从重庆朝天门码头”走向全国之时,必将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终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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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 群众围观在“重庆模式的症结”旁边

  1. 芥末小生 说:

    看见薄熙来的脸,我就恶心。

  2. 潇锟 说:

    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发展时期,所有公民个体的最大利益,团体利益,地区、地域利益,在思维上往往高于国家的整体利益,甚至把国家利益置之不顾;这种个体的、团体的、地区和地域的利益,总是因追求最大利益,而损害和牺牲他人、同行、合作对象、其他地区、其他地域的利益;这种损害和牺牲形成一条几乎无法切断的链接,直到整个链接的末端——也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平民百姓。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政府,就责无旁贷的担任着控制和减少这种损害和牺牲的转移,更要从源头上消除在利益追求上贪得无厌的举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府就不能成为利益链上的一环,更不能成为这个链接的源头;政府就不应当以财政收入、经济发展、GDP为指标,而应以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一切政策、法规、政令的准绳,脱离了这个准绳,,那只会是本末倒置的畸形政府。
    正因为这个道理,才当了一两个月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创立民生、民权、民主的三民主义,以推进中国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而深得全国上下、社会各界的拥戴,被尊为国父;如果他仅仅是推翻满清王朝的功绩,没有这个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那就只不过如同明王朝开国新君而已,断不会以国父尊之。
    无论哪一种信仰,不都是劝世人宁可自己受损牺牲,也要维护道义,以善己身吗?!不都是在追求人世间的公平和公正吗?!
    罗马人在古时候就探索城邦共和的国家政体,圆桌会议制,平民元首执行官的设立,不就是为了追求公平、公正吗?!虽然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当凯撒作为元首,背离了公平、公正的共和政体,兴盛的罗马就渐渐地衰败了;,因为这样名不副实的共和政体已经畸形。

  3. 我爱新华网 说:

    不就是老子唱红歌,儿子开个红色的法拉利嘛

  4. 午夜咖啡香 说:

    虚伪的薄

  5. 老张 说:

    好文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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