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户杨白劳殉难考

@ 四月 17, 2012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感谢作者“狄马”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饥饿年代的梦》】

与数学中的公理一样,人文领域内问题的讨论也必须建立一个大致相同的前提。爱因斯坦自述有一次,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威胁。他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将使人类面临毁灭性的灾难,因而,必须组织“世界政府”来阻止国家之间的战争危险。谁知那位客人听了竟无动于衷,半晌,才冷冷地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灭绝呢?”谈话于是陷入了僵局。

这个“大致相同的前提”爱因斯坦称之为“伦理公理”。“伦理公理”与数学中的公理一样很难证明,但一旦没有它,人们连最基本的结论都不可能得出来。比如,我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必须首先使它的人民有饭吃,在此基础上还应保障每一个公民有充分的自由发展他们在文学、艺术、科学、体育等方面的天赋。这本是一个平常的结论,但你如果主张把人类从地球上消灭,这个平常的结论就成了笑话;同理,你如果不主张人类灭绝,而是主张人类应长久、友爱地生存下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得遵守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什么是“最基本的价值准则”?我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是很重要的两条。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杀不偿命,欠不还钱当然也可以,但团结、合作、诚信、互助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就无从谈起。上帝害怕人类有一天连最起码的群居生活都无法维系,于是赋予人类这两条最原始的理性原则,先于一切法律、政令、道德和信仰存在于人的内心。《旧约·创世纪》中亚当的儿子该隐因为妒忌弟弟的供献胜过了他的,就杀死了亚伯。但即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杀人,该隐也知道,一个人一旦杀了人,就难逃被杀的命运。因而哀告上帝说,我若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是原始初民在法律出现以前对“杀人偿命”这条自然法的概括性理解。

你如果承认这两条“理性原则”是自然法,并愿意将它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你就会发现,风行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债务纠纷案,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善恶昭然。除非你能证明,欠了钱可以不还;否则,你就必须面对穆仁智年夜讨债的合法性。尽管我无比同情杨白劳,可主观的同情不能代替客观的理性,这就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

当然在两种情况下,杨白劳所欠黄世仁的一石五斗租子可以不还:

  1. 杨白劳租种“世仁农垦公司”的六亩农田不是黄世仁的;
  2. 佃户杨白劳在耕种过程中受到土地主人黄世仁或公司职业经理穆仁智的不良干扰,使杨的经营自主权不能正常发挥,导致农产品严重歉收。

但翻遍歌剧《白毛女》的各种版本,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黄、穆联手破坏生产的记录,即使在穷人翻身的斗争会上,也拿不出杨格村的土地非黄世仁所有的有效文件。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种情况,即杨白劳确实欠了黄世仁的债,而欠债就必须还钱,不能因为杨是农民,就可以欠债不还,正像不能因为黄是地主,就可以将债户的女儿强奸一样。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但现实情况是杨白劳没有钱,而“杨白劳没有钱”这个事实判断不能影响“杨白劳应当还钱”这个价值判断。实际上,黄世仁到大年三十——这个中国人公认的“年关”——才派经理穆仁智上门催债已经显示了这个青年企业家的足够耐性;相比之下,杨白劳在对待自己的债务方面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除了东躲西藏,他甚至用卖豆腐的钱买了两张门神,并高唱“大鬼小鬼进不来”,实际上就是企图用“封建迷信”将要账的穆仁智拒之门外。

也就是说,“杨白劳没有钱”这个事实不能证明“杨白劳不还钱”具有正当性。穷,肯定不是耻辱,但也不是当然的资本。事实上,不管杨白劳愿意不愿意,他已经通过拖欠、躲藏等办法将经营亏损的负担转嫁给了黄世仁。黄世仁当然不是善类,但他真正的罪过不是催讨租金。作为一个拥有十五顷地产的合法债权人,他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还债的义务。倒是不要求还钱才显得蹊跷。同时,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在杨白劳所欠黄世仁的所有债务中,除了一石五斗实物地租,还有二十五块五毛钱的现金。从年夜杨与黄对账中得知,这二十五块五毛钱确系高利贷,但一笔是黄父在世的时候,杨妻死了买棺材借下的;一笔是两年前杨本人生病,打发大春借的。“当时同人言明是五分利”,表明这笔债务不管是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合同,总之是一份双方自愿的有效契约。这不仅显示了这个青年儒商朴素的法律意识,而且作为杨格村社区的唯一富人,黄显示了他扶危济困、急公好义的一面。如果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换一个社会,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为富一日,造福一方的“万元户”。可惜天不假年,在王大春主持召开的群众斗争会上,他因强奸妇女、非法持枪、涉嫌商业欺诈(“大斗进小斗出”)以及陈旧落后的妇女观(“女人就是墙上的泥坯,扒了一层又一层”)等多项罪名被群众指控,最终饮弹倒地。死时年仅三十余岁。

杨白劳为女儿设计发型
杨白劳为女儿设计发型

除了上述各项罪名外,在盛传一时的黄杨纠纷案中,黄还犯了一项弥天大罪,那就是,牛不喝水强按头,用威力逼迫杨白劳在卖女契约上签字,导致杨羞愤难耐,饮鸩自尽。但大家记住,杨年夜自尽,黄虽然罪责难逃,但毕竟不是亲手人命。我不是说,索债不成就可以将人逼死,但还不了债毕竟为逼杨在霸王条款上签字提供了诱因。除非你能证明,不管杨还了还不了,黄总是要将其置于死地。但这么一来,黄就不是一个恶霸地主,而是一个有虐待倾向的杀人狂。面对一个有虐待倾向的杀人狂,首先不能将其公审,而应当看心理医生。

繁华如烟,往事成冰。当我们抛开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加在“黄杨”之上的历史偏见,我们发现,黄从祖上继承了良田并不是他的“原罪”。作为一个十五顷地产的年轻主人,他的真正失误在于,高估了老年客户杨白劳的经济承担能力,经济承担能力就是承担亏损的能力,一个租种土地的佃户一旦破产,不管他有多么善良,不管他有多么高尚的政治出身,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土地主人的私有财产。而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容词,而是指一个人的私产只要不是偷来的,抢来的,世俗社会中的任何个人、团体,不得以任何理由损害私产主人那怕是小到一分一厘的利益。

《新约全书》中有一个人到外国旅游,把钱交给仆人管理的故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说明在原初基督教的思想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最自然的经营形式。资产在流动增值的过程中,必须斩断那些投资者无暇顾及的过长链条。这样,承包或租赁一部分生产环节就成了最有效、最符合规律(也可称“天意”)的经济行为。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资产,搬不动,砸不烂,而人生的有限性又使得任何土地的所有者都不过是使用者。相对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土地占有者来说,上帝才是世界上最广袤、最永恒的土地主人。但上帝不可能亲自播种施肥、捉虫浇水,他要按各人的才干将土地承包出去。黄世仁比起上帝当然差得远,因而,即使是区区十五顷土地就已经使他无法亲自手提肩背。他必须将土地承租出去,才不致于使田地荒芜。而大家知道,田地一旦荒芜,养育万物的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比如,田鼠就会因觅不到食物而饿死,飞鸟就会因得不到谷粒减少受孕机会。

但就像上述天国故事中的那个主人——我们姑且理解为上帝——一样,黄世仁在承租土地的时候,并不是任意的。为了使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用,他必须将土地承租给有能力耕种的人,也就是“按着各人的才干”。但什么是“才干”呢?我认为“才干”就性质而言,可以量化为两个指标:一是大小;二是方面,也就是他在那些领域内有专长。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地产开发商,黄世仁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昏。也许是怜老惜贫,也许是为了给日后霸占喜儿“挖坑”,总之在选择客户的时候,他没有能够知人善任。

杨白劳与女儿对唱民歌
杨白劳与女儿对唱民歌

作为一个在半个多世纪里受压迫的典型,杨白劳也许在民歌演唱、豆腐加工、妇女发艺设计方面具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但从他年年躲债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是一个好佃户。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出现以前,我们当然不能说杨白劳好吃懒做,但从喜儿一出场就介绍“年年欠东家的租子,一到快过年的时候,爹就出去躲账”的情况来看,他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土地经营管理者。杨白劳没有读过MBA,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整个杨格村地区遇到了灾荒,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一个可能的事实是,杨白劳的经验、知识、劳动能力以及体力都无法适应杨格村地区当时的农作物种植要求。说到这里,我还要提醒各位,黄世仁的“农垦公司”不是一个垄断企业,如果从周边地区的市场行情中了解到,黄世仁的地租为全省之最,那么,杨白劳完全可以“跳槽”。但当老友赵老汉力劝他到口外谋生时,他哀叹说:“穷家难舍,热土难离”。也就是说,导致杨白劳年夜自尽,除了债务缠身的巨大压力外,安土重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而在一个尚有迁徙自由的社会里,这等于主动放弃了“用脚投票”的权利。

我们当然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杨白劳乘风破浪、炒股骗贷,但如果拿上述天国故事中上帝的标准去要求的话,杨白劳显然不是一个好仆人。他比那个窖藏银子的仆人更糟糕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输光了本钱,而且上帝算账的时候压根找不见他。即使勉强找见,杨也只是一味跪请哀号,拿不出任何整改措施,以恢复主人对他的信心。最后以一罐卤水结束了他对世界的预想性恐惧。账就这样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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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 群众围观在“佃户杨白劳殉难考”旁边

  1. 成风似云 说:

    第一次抢沙发!呵呵!

  2. 阿拉丁 说:

    这篇文章和茅于轼的观点一致,中国不缺刻苦耐劳的劳工大众,缺的是能够合理配置资源的企业家和保护人人都可以充分享受选择权利的机制.

  3. deep 说:

    当年一刀切政策和无差别仇富政策的悲剧。

  4. 匿名 说:

    狄马先生的文章我一直很喜欢,但这篇《佃户杨白劳殉难考》只能说有失水准。原因很简单,狄马预设了立场:某些官方宣传是荒谬的,结果,狄马得出了一个同样荒谬的结论——杨白劳的命运丝毫不值得同情,几乎完全是咎由自取。正如狄马文章开头所讲的那样,任何讨论都需要有一个被双方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狄马的文章表达了对契约精神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类价值观念的尊重,我当然认可这些。但狄马认为杨白劳既然和黄世仁签订了契约,就应该欠债还钱,怎能年年躲债呢?还不起钱跟黄世仁又有什么关系呢?嫌地租高、利息高,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嘛,谁让你没有出息恋着自己的故乡。还不起钱,还不是因为你经营不善,能力不行,又怎能让黄世仁经受损失呢?就连杨白劳的自杀也是杨自己因为被黄世仁笔者卖女而想不开,不愿意苟且偷生所导致的,黄世仁逼债,只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跟黄世仁没有直接关系。
    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关心什么?在书斋了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么?关心着欠债还钱这样的普世价值与正义吗?
    杨白劳的杯具是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吗?我们不妨将这个事情追溯到杨白劳出生的那一刻:杨白劳出生在屋上无片瓦,家无隔夜粮的屌丝家庭,所以,注定了杨白劳从出世啼哭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屌丝。要生活、要吃饭,没有地怎么办?可以租啊,狄马说。向谁租,租金太高怎么办?黄世仁啊,嫌高你租别人的去啊,狄马说。生病了、老婆去世没钱买棺材怎么办?借啊。大家都是穷人,跟谁借啊?跟黄世仁借高利贷不就行了,狄马说。高利贷利率太高有些不合理啊,爱借不借,还反了你啦,又没逼着你借,狄马如是说。尽管我每天起早摸黑,可也赚不了多少钱,还不起高利贷、交不起地租啊。那是你经营不善,怨不得别人,狄马吼道!我出去多几天吧。你怎么没有一点觉悟,没有契约精神呢?狄马不屑的说。
    狄马以启蒙者的姿态,冷静、理性的为杨白劳一步步的设计着生活,并且不时的敲打着杨白劳要学会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念:遵守契约,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欠债还钱。但狄马似乎忘了,在18世纪的启蒙先哲那里,除了关于权力与义务关系冷静的理性之外,还有对不公现实的猛烈批判和对弱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在狄马笔下,我们看到了吗?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杨白劳和黄世仁生而平等吗?或许是吧,他们都生的健健康康,没有肢体残疾,可以追求幸福。但真是这样吗?那么杨白劳既然生而为人,为什么上帝并没有给他用于活命的一寸土地?杨白劳凭什么去追求幸福呢?没有土地,是因为杨白劳的父母、祖父母、太祖父母……不努力劳动导致的贫困吗?杨白劳家无隔夜之粮,终年缺衣少食,难道是懒惰,没有经营能力的结果吗?不用说远,我们可以问一问今天西部的贫困人口,难道都是因为懒惰导致的贫困吗?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贫困问题专家雅玛蒂亚•森早已指出:贫困,并不是应为能力的匮乏,而往往是机会的匮乏,与个人权力的匮乏。不愿意租地,你可以乞讨过日,野菜充饥嘛,也可以远走他乡,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但狄马难道忘记了吗:“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谁有权力要杨白劳离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山河大地?难道造物者只把那片土地赐予了所谓的有产者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面对危难,为什么杨白劳束手无策、哀嚎无助,只能借高利贷,在贫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难道不正是那该诅咒和推翻的旧制度吗?伏尔泰说:踩死败类!趁火打劫的难道不是败类?当然,从人权角度说,踩死就不对了。
    杨白劳们所诅咒和憎恨的或许仅仅是黄世仁之类的恶霸地主,在他们心中仍然有天子圣明、罪臣当诛之类政治清明的图景,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将无数苦难施加于他们的是那个无处不在但却寂然无形的腐朽制度。但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因为对现状的不满,就为旧制度表面上的合理而辩护,而无视作为自己先辈的杨白劳们在旧制度下的痛苦挣扎和备受欺凌,无视于自己的先辈在旧制度下的抗争与奋斗,无视于旧制度的灭亡乃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巨大历史进步的话,只能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良知的!他们所守卫不是人类的普世理想,而是一己之私利与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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