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管理为何政令不通

@ 四月 18, 2012

原文首发于《24小时在线博客》,感谢作者“老虎庙”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政令不出中南海》】

因为我是骑单车考察,时常会遭遇被农民“拦路挡驾喊冤”的事情,这在我走过的十省市里都有发生。因此我认定这种非正常情景已为“常态”。

2009年9月,我行止陕西南部的毛坝镇,当我在路边歇息时,被一农妇连拉带扯叫到她家,农妇说有冤案要诉,她认定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农妇家距毛坝镇很近,三公里,依山傍水,汉江从脚下绕行而过。农妇带两个孩子,大的在浙江打工,小的是女儿,因有眼疾,守在家中。原本退耕还林八年,不再种地,最多在自留田里培育点蔬菜,自己吃,集上买…正在修建的安毛(安康-毛坝)高速路恰经过农妇老宅,面临着被征地。镇上干部来做工作,只说国家不会亏你,修这么大条路还缺你这点安置费?农民们全信了,搬了也搬了,迁了也迁了,“搬家补偿的事情上头却不再有话”,直到路基给腾出来了,路桥也打到和山一样高,几番催问下,乡上才分别悄悄通知到每家。

农妇说:“拿青苗地补偿来说,坡地补了300元,平地补了200元,也就当年给过一次。”更详细的农妇说等当家的回来说,因为当家的是党员,“他说话利落,说得清楚。”后来当家的党员回来了,他对我说:“修路占地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开了工,这咱就不计较了,那是国家的决定。后来叫到镇上办搬迁手续,说是缴五元手续费,后来又嫌农民拖拉不办——弄不懂的事情能办得快吗?镇政府就出台政策,可以代办。而代办要收费,你知道是多少?伍佰元!还有收蚕种费的事情,我们这里养蚕,原先家家有树,年年领蚕种,缴纳收入属正常,可是自修路开始,村上大多农民都没有了桑树,没有了桑树拿啥养蚕?可是乡上照样年年收蚕种费,一收就是几百元…”

和这家农夫谈话很是酣畅,这里地处巴山深处,尚不开化,言谈似无顾忌,不像平原上的农人多了些世故。谈话中我问起山民们,似乎都在大兴土木,搞私房建设。农夫两口却告诉我:“政府号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嘛,不盖也得盖,和文化大革命搞运动一样,尤其是沿公路边的催得更紧,国家补了点钱,那也不过是意思一下。剩下全靠自己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我这房子盖了两年了,外面贴的是瓷砖,里面还是水泥毛坯,没钱。”

我问农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向有关单位反映呢?当家的只说了一句:“顶屁用!”农妇则说:“要不我现在见了公路上有记者模样的走过,就往回拉…”他们还告诉我说,凡是见过记者的人,就得小心点,干部迟早要到你家门上来算账。

2009年年底,我在一家日企工作。公司就在央视大裤衩子东侧的铜牛大厦上。公司纪律很严。有一天刚上班,就有陌生人打来电话,说在网上听说了我,所以就找到门上。原来是几个内蒙古赤峰市的果农因为政府引进粗通冶炼厂,厂址建在万亩苹果梨福地旁,导致果树两年绝产,只挂叶不结果,果树高头开始干枯,农民只好锯下来当柴烧。如今四处打官司不成,集体赶来北京告状,又一次次被抓被拘…我婉言谢绝,解释我正在上班无法接待。午间进餐的时候,我下楼去餐馆,竟然发现那三个电话里的农民一直等在大堂里。因此我改变主意要了几个盒饭,和他们边吃边谈。

那天的谈话结果是我答应去村儿里观察。临分手,农民们似有话说,我让他们痛快道来。农民说“没想到你要亲自去,可是确实有困难啊。”后来我知道了农民说的困难岂止是困难,简直就像深入敌后。2007年,日本放送协会(NHK)曾就此事前往拍摄。被政府和厂方发现,组织了几十号人手持器械追杀。NHK的拍摄人员被迫驾车绕道河北逃回北京。

鉴于农民们所说行动“很危险”,安全无保障,我制定了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农民们也自报奋勇答应为我保驾。

我是利用周末去的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东村。在东村的前一夜里,我和参与行动的农民们几乎彻夜不眠。第二天晨曦微露,我就扛着摄像机进入了潜伏区。那是一片较高山坡处,为了拍摄到凌晨铜厂偷排毒烟的镜头,这里是唯一选择。农民们则自发在四处设岗观察敌情。拍摄大约进行了20分钟,眼看排烟要到高潮,太阳却开始露头,农民们紧忙催促我离开,因为地处高位,镜头里看起来很好,却也被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厂区观察面以内。农民们说但凡被发现山头有人走动,追上来也就是五六分钟的事情。我只好依依不舍地收起了机器…

赤峰铜厂偷排毒烟

时值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拍摄的部分素材参与了某NGO组织参会外围的世界村影像记录。我为此写到过感想:

谨以此片/以一个世界公民的名份/参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愿以拳拳之心/献身环球环保事业/谢谢观看!—— 写于温家宝总理赴哥本哈根之际。

可是谁能想到这期间拍摄的困难。那些极其狭隘又极其专制者,完全视环球人类利益于不顾,为保全私党面皮百般攻击你是“抹黑”“勾结”什么什么势力。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反人类的人渣。而令我们要深刻思考的却是那些地方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之恶。

在北京顺义木林镇的后王各庄里,从1997年开始,村里患癌症的人开始迅速多起来。先是一个两个,后来成了十个八个,再后来就成了批量推出,以至在2008年底的一次村民自发统计中,这个仅有一千来人口的小村子里竟然爆出多达29名癌症病人的“惊天大案”,之所以说是“大案”,是因为这29人里已经因癌死亡达25人,尚存在世的也仅剩4人。照常理,如此死亡的规模和速度,已经远远不是“群体意外”或曰“天灾”所能解释,那么不是刑事大案又能是什么呢?

王各庄患癌村民名单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夕,我去后王各庄实地拍摄。之前我在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网页上读懂了该厂:

“生产聚丙烯酰胺(PAM)系列产品的专业厂家,具有生产阴、阳、非及两性聚丙烯酰胺的能力,同进也是生产聚丙烯(PAA)、聚丙烯酸钠的厂家。”“产品广泛应用在城市污水处理、采矿、洗煤、石油开采、造纸工业、冶金工业、啤酒厂、食品厂、制革厂、制药厂和屠宰厂等污水处理…”“…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最大限度的满足顾客在水处理、节约用水方面的要求,并力争超越顾客的期望。以还碧水蓝天、育青青世界为己任,以安全、诚信、协作、创新为宗旨。”

十分可疑!否则为什么在建厂之后,后王各庄村才开始连年出现了癌病患者且呈现剧烈上升势态。2007年12月25日,在质疑声不断中希涛公司一郝姓负责人称“该公司主要生产聚丙烯酰胺,这是一种絮凝剂,是用于污水处理的环保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没有污染和毒害。”如此解释难能化解村民疑虑,除非找出毒源。而这种怀疑在我前往拍摄时尤其加深。最明显的是厂房距离村民宅子最近处仅一路之隔(路面四米宽)。

在后王各庄的拍摄同样遭遇了我已经非常熟悉的政府阻挡。村长和几个打手模样的人直接进入我的采访对象家中干涉。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许采访。令我奇怪的是我的行踪村长怎么知道如此之快?采访对象悄悄告诉我村里到处安装有摄像探头。你要是不走,等会来得人会更多。

这次采访被迫结束。当我乘坐的车子离开后王各庄,拐上机场路时,我发现那个骄横跋扈的村长也开着辆小车紧随我身后,直到我的车子驶出约2公里外,那辆灰色车子才停了下来。当天夜里,向我提供后王各庄癌病灾难信息的村民来电话告诉我:”你走后,国保也到了,而且对你们是谁了如指掌。“我就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做什么?政府究竟是何立场?而那些个也住在村里的村长和打手们难道就不怕自己也身染癌病吗?有个网友告诉我说“这就好解释什么叫‘汉奸’了,那些汉奸的父母也身在本土,可是他们为了眼前利益不是什么事情都敢干、能干得出来的吗?”

以上仅举三例,可以令我们思考,为何这个被称为高度集中管理中的国度却政令不通,贯以权威著称的高层决策却处处漏洞,以致于可称为没人听你的。就连温总理也在本次人大记者会上也哀叹政令不出中南海。可是这话从前是出自百姓间盛传的“民间传谣”呀,这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呢——匍匐下身子,是不是也听听那些民间传谣呢?这世间一贯正确的东西是从来没有的,个别人的决策,乃至一个决策机构,一个政策智囊团,一个政党是不可能战无不胜和永远正确的。真的,你要从自身寻找问题根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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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群众围观在“高度集中管理为何政令不通”旁边

  1. 子非鱼 说:

    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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