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救不了病态社会

@ 五月 29, 2012

原文首发于《谌洪果的BLOG》,本文载于《法治陕西》2012年第3期,原标题《政治责任与真爱秩序》。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曾撰文《我为什么不参评教授》。谨以此文向高耀洁女士致敬。】

电影《最爱》反映了一个沉重的主题:一群因为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村民,遭受歧视和唾弃,只好来到废弃的小学,集体过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性格各异,相互之间也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在短暂的有生之日里,他们有憧憬,有遗憾,有卑微的欢笑,有痛苦的挣扎。

在这群人中,赵得意和商琴琴由情欲走向爱情,最终大胆冲突家庭伦理的束缚,进入神圣的婚约,直至双双离开冷漠的人世。而影片的另一条线索,赵得意的哥哥,那位给全村带来艾滋病灾难的“血头”赵齐全,儿子被村民报复毒死;他自己则继续发着昧心财,与濒死的艾滋病村民做起棺材生意;后来他又借儿子冥婚攀上县长关系,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准备将村里的土地建成高档的墓园。

这真是个残酷而令人心碎的故事。然而,没有人愿意绝望至死,他们总想挣扎,寻求出路。电影中,完成这一拯救任务的是爱情。在命该如此的生存法则之外,两颗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灵魂,抱团取暖,找到了爱的幸福。在普通人的向往渴慕中,在各种让人感叹唏嘘的浪漫想象中,爱,似乎总是能超越有限的生命存在,超越具体的时空环境,具有天长地久的永恒意味。相爱的人,哪怕他们已被这个世界无情抛弃,但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也会永远在一起。

是的,我们不否认真爱秩序的美好。对爱的呼唤,是最朴素的呼唤,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呼唤。然而,真爱并不是非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能得到,爱也不是非要在生命的悲剧当中才能绽放灿烂的光彩。无论多么苦难的日子,我们都有理由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与幸福。但是,我们越是为那难得的爱情而感动赞美,我们就越有必要对导致真爱如此艰难的原因予以深刻检视。毕竟,在赵得意和商琴琴相爱之前,他们本来各自有妻子、丈夫,有平凡宁静但也幸福和谐的家庭。艾滋病的突然降临,让他们的另一半无法承受这生命之重。你可以谴责对方的不负责,不共患难,可是,这种谴责一定不能脱离生活的现实,而盲目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毕竟,对方也痛苦,也渴望爱的温暖,也有深深的被遗弃感,还要忍受更长的孤独活着的日子。

可见,赵得意和商琴琴在不幸的病魔中找到了幸运的爱情,这样的出路完全是特殊的,偶然的,可遇不可求的。因为能在一起的,只有他俩,其他那么多的病人,没人关心,死如刍狗,无声无息。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一部本该探讨民族苦难、责任和尊严等严肃题材的影片,最终不得不演绎成以催人泪下的爱情为核心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的确,爱永不止息,也恒久忍耐,可是,使爱的超越和永恒得以成就的,就是那现实的土壤。爱是崇高的精神家园,但也是世俗肉身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它离不开对作为支撑背景的政治的正义诉求。爱的世界不是简单的二人世界,它不能自欺欺人地对扭曲而荒诞的生存现状视而不见,不能淡化、遮蔽和回避苦难的根源。否则的话,爱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我们不仅要讴歌爱,更应该思考是什么让人心变得败坏,是什么在摧残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人间的真情。

这些为生存奔波的无辜村民,好不容易有了用身体里的血挣钱的机会,却被染上了艾滋病。然后,他们被驱赶、放逐,来到了一个政治法律不入之地。然后,我们天真善良地祝愿他们在这里找到阳光和爱情,寄希望于他们能用爱征服病,最后昂首挺胸地告别此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励志,但实在很无耻,很不公平。收留他们的这个破败的小学,不是集体乐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由血泪和死亡、歧视和冷漠共同造就的冰冷之地。在爱的名义下,本该由政治和法律承担的责任,被轻松地卸下了,这些病人从此成了“原罪”的化身,他们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才能获得重生。我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凭什么社会的罪孽要由柔弱的个人来承受来克服?

海报
《最爱》海报

对于这些被染上艾滋病的村民,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更多。他们只要活着时还有快乐,甚至还能拥有爱情,那就是无比欣慰的事情。然而,透过他们不幸的遭遇,透过他们的泪水和笑容,透过他们与疾病斗争的积极人生,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无奈而悲情的宿命。赵得意说“得意一天是一天”,这是生命的宣言;他和商琴琴决定:“我们结婚吧,趁活着”,这是生命的抉择。这些都是尊严的行动。不管再苦再难,人都要活下去——正是这一强劲的生命哲学,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不该忍受的屈辱,让这个民族的精神穿越历史的沟坎,抚平并抹去一代代人遭遇的无尽的创伤。

可是,活着,这就够了吗?在此之外,他们当然也有爱的实践和自由的行动。这些行动既是自我救赎式的,同时也指向了他们认为不公的社会。可惜的是,他们为赢得尊严所针对的社会对象,是那些尽管躲避他们,尽管没有得病,却也同样是受苦者和受害者的父老乡亲。从国家颁布的结婚证那里,他们获得了与其他村民较劲的底气。影片中,这对新人面对一户户紧闭的大门,一遍遍宣读着结婚证书:“赵得意、商琴琴自愿结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在他们喜悦的泪水中,我读出了某种对荒诞世界的辛酸反讽。婚姻的正当性得到了政治的认证,但艾滋病没有被认证,因此也没有人为此负责。靠那年迈的父亲给全村人的磕头赎罪,照顾病人?可他负不起这责。靠两人的冲破舆论枷锁的爱的反叛?可这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命运的轮回。买单的是他们,该负责的是谁?善良的人们看不清真正支配自己命运的魔手。是赵得意的哥哥,那位血头吗?

“血头”赵齐全代表了生命抗争的另外一极,不过这种抗争的方式变成了与制度的相互利用与合谋。他的生存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自私冷酷的利益算计。赵得意和商琴琴最为看重的爱,在他看来却一钱不值。他把结婚证甩给弟弟,并斥责道:“就为这两张破纸,我又搭上口上好的棺木。你多有出息,快死了还为那贱货闹翻天,把一辈子家产都给人。还不立马死掉,你活着做甚?”在他的生存哲学中,生命既然是艰难的,就需要务实地、尽最大可能地牟取自己的好处。他为此遭到报应,儿子被人毒死,但他拒不认罪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要捞回失去的东西。在赵齐全这里,优胜劣汰是生命最根本的法则,道德与爱的秩序之所以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没用。

赵齐全是村民得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说他是,是因为他似乎早已看清了生存的本质,所以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人的死活。说他不是,是因为他不是唯一,这个土壤会不断生长出像他那样视爱的秩序为虚无、要拼命抓住生命之实在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喊出了自己的生命誓言:“我知道村里人恨我,但我是第一个卖血的。我不想饿,更不想穷,哪能人人都生在苏杭?可是我要让人人都葬在天堂里。”他就这样选择了自己认为是对生命最为负责的个体行动。他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可以毫不犹豫充当制度的打手,也往往会沦为制度的替罪羊。赵齐全不需要解释的成熟的人生,无意中成为了对一个不负责任因而始终不成熟的政治制度的最好解释。

对于实现美好政治和爱的秩序而言,责任的担当无可推诿。为了自由,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赵齐全和赵得意兄弟,各自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走向了相反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或者是否令他们满意,但我知道,无论每个人的志趣有多么不同,生死暌违,使我们能够相遇的,就是今生今世。我们的灵魂家园离不开生死于斯的政治社会的家园,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某种更为良善的公共生活。不管命运有多么无常,在世的责任和使命,却能彰显人的自由和幸福。

在电影的不同场景中,赵得意和赵齐全兄弟,都曾分别唱过那句民谣:“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种天问,表达了这个民族对于生命尊严的寄托。然而,我想补充说,作为立于这个生活世界中的人,除了向天长啸,更要向地怒吼。在这个“凯撒的归凯撒”的世界里,我们本就应该争取自己的毋庸置疑的权利。


电影《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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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 群众围观在“爱情救不了病态社会”旁边

  1. 22F110 说:

    优酷的内容输出系统越来越先进了,都支持“节目点”提示了。

  2. 拉矢·拉·德·郝欣苦 说:

    原来这就是那部蒋雯丽为之而骑猪的电影啊
    记不起啥时了,在电视上看过拍摄期间的报道的

    这片子,明星倒是不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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