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作家为何敢对权力说不

@ 五月 30, 2012

原文首发于《思想的防空洞》,原标题《我们比俄罗斯作家少什么》,感谢作者“狄马”的原创分享,曾撰文《民主并不保证少数人的自由》】

翻阅苏联的文学史时,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苏联文学中后来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都不是为发表而写的;相反,他们在写作时就明白,这些作品完全有可能在生前无法出版;非但不能出版,书稿如被查获,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他们仍然凭着一种超凡的意志,越过贫穷、疾病、死亡的危险,构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圣殿。那么,有人会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作家的写作事业?换句话说,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被枪杀的诗人古米廖夫,在论到写作时有一句名言:“不应该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应该在‘必须’的时候写作。‘可能’这个词应该在诗歌研究里一笔勾销。”这大致可以反映苏联作家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对写作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写作不是向谁交心,也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他们写作是因为,在他们身后站立着千百万个人,这千百万个人组成的千百万个故事、千百万种命运等待着他们记录,逼迫他们发声。作家利季娅把索尔仁尼琴工作的书房称作“人复活的作坊”,并说“当他心里充满陌生人和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便急忙赶到书桌前,回到让死去的人复活的作坊。”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幻想《古拉格群岛》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发表,后来因为它的微缩手稿流传到了巴黎,法国率先出版了第一卷,这座穷十年之功打造成的“人类尊严的纪念碑”才得以面世。它的直接后果是作者被逐出苏联,流亡异国20年。

当然这里面情况也复杂。有些作家的作品本来可以出版,只要他们肯按照当局的意思修改;但因为这样做有违作者的创作原意,往往遭到他们的拒绝。布尔加科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一生的创作除了早年的戏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一两本小说获准发表外,晚年所有的小说没有一篇能在苏联发表,其剧作也几乎全被禁演。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等待他的只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他的书桌里常年放着一把枪,以便在被人逮捕或活不下去时自杀;但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肯按照当局的意图修改作品。斯大林曾希望他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他没有理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曾要求布尔加科夫将《莫里哀》一剧的着重点由艺术家的自由和幸臣的威逼,转移到表现莫里哀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上,他严词拒绝。他曾在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女作家利季娅在1940年前后完成了反映“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慑于当时的舆论禁令,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国外虽然有几家出版社出了俄文本,接着又被译成好几个国家的语本在海外流传,但她还是希望这本小说能在苏联出版。为此她足足等了二十年。一直到苏共22大以后,也就是1962年9月她才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答应出版,并预付了60%的稿酬;但遗憾的是,政策的风向变了。不久就传下令来,说文学家还是要多谈成绩,既然党在20大、22大上已经承认了错误,并答应将幸存的人从劳改营和监狱中放回,还给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就不用再在伤口上撒盐了,还是按时开展春播和生产要紧!利季娅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官司算是赢了:法院判出版社违约,要求出版社支付100%的稿酬给利季娅,但小说仍然不能出版。

自此,她明白了:当局的意图就是要让人集体遗忘。“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预谋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尽管此后她失去了发表的权利,报纸杂志不准出现她的名字,甚至由她编辑的父亲的文章也因为有一条“利季娅整理”的注释而不得出版;但正如她在1974年作协开除她的会议上讲的:“在你们采取这类措施的时候,永远忘记,现在仍然忘记,你们掌握的只是现在和部分过去。还有一个管辖过去和将来的机构:文学史。”结果当然是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了她的会籍。但15年后,即1989年2月莫斯科作协又一致通过,撤消了15年前开除她的决议;又过了两年,作协背后的强大政权也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了。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后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极大震撼。人们震惊的是,在“大清洗”的高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就有人写出了反映当时恐怖气氛的小说。正如她在回忆录中写的:“小说的艺术价值不应由我评价,但它真实的见证价值无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还有哪本写三七年的作品写于这里和那时。”

“写于这里和那时”,这话说得多么平淡,但却蕴藏着多么大的自信啊!想想我们也有类似“大清洗”的经历:如土改、如镇反,如反右,如大跃进,如三年大饥荒,如文化大革命…但我们可有写于“这里和那时”的作品?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是一部记录反右的好作品,但却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继绳的《墓碑》是罕见的反映三年大饥荒的信史,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写大饥荒的优秀小说,但同样也是写于“这里和这时”的;至于写土改、肃反、整风运动、工商业改造、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小说,除了海外出版的有限的几本——可以说是写于“那里和这时”的,在灾难发生的地方——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说付之阙如。

是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共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我们》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他们热泪盈眶写下的那些千恩万谢的东西,为什么短短几年就沦为垃圾?为什么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

摩罗早年有一篇名文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巨人要凭依人民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当局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学人家的制度,学人家的言论管制,但结果却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更深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表现?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传播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虽然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更是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

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

看俄罗斯作家、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抗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自信所震惊。殊不知离开俄罗斯近十个世纪的宗教传统、近三百年的自由熏陶,这些作家、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单独成为巨人。巨人和人民都是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吮吸着同样的乳汁而分别成为巨人和人民的;巨人不过是把久藏在人民心中的愿望勇敢地说出并担当起来而已。巨人的成长需要从人民那里获取丰富的资源,但如果人民自己都吃不饱,还怎么供给巨人呢?巨人只有自己把根扎在渊深的土里,向上生长,而无权要求人民分给他阳光和空气,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不能指望小花小草供给它营养一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巨人叫安泰俄斯,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现在刚刚推翻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凡与他摔跤的,都被他摔死了;但他有个秘密:只有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接触大地能使他从母亲那里获得无限的力量。后来,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把他举到空中扼死了。俄罗斯的巨人们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一样,力量来自俄罗斯的土地。他们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的脚踏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他就能从俄罗斯母亲那里获得战胜敌人的力量。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伏伦斯基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对各门艺术都有极高的鉴赏力。曾创办了当时最好的杂志叫《红色处女地》,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文学作品,连左琴科都是它的作者之一。斯大林爱看歌剧,每次去都喜欢把伏伦斯基带上,想听听这位杰出的批评家怎么说——实际上是想借专家的嘴印证自己的博雅,而伏伦斯基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父亲就是个神父,当导师和领袖打电话说:“一起去看《包里斯·戈杜诺夫》”,他去了,但去了以后却本着一个神父之子的良知说话,不肯做导师和领袖的应声虫。导师和领袖很生气,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过了几年,领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大概是想试探一下他对这个国家的新沙皇现在的态度。

“瞧,你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经在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了吧?”这时,只要他低低头,就能重新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顾问,享受别墅和豪华车队的伺候;但伏伦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说:“对,我看到你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建成了社会主义。”斯大林气坏了,下令说:“把他带回去!”这样他就又回到了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远跑不了。

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又试了几次,想“挽救”他,但均无结果。最后一次是这个神父的儿子病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等着见上帝。领袖去看他,逼他在死前悔过。“见鬼去吧”,伏伦斯基用尽最后的气力对他说,然后死了。

像伏伦斯基这样决绝的人当然是少数,大部分人考虑到事业前程、妻子儿女都难免恐惧。比如,和其他几位诺奖得主相比,帕斯捷尔纳克就是比较软弱的,但到了事关生死的原则性问题上,这个天性柔弱的诗人仍然表现出了美术教授和钢琴家的儿子良好的人文素质。据他的第二任妻子吉娜伊达·尼柯拉耶夫娜回忆:在1937年大清洗的高潮中,有一天大白天来了一个人,征求作家签名,表示拥护判处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死刑。来人没有不敬,只是奉命行事,但帕斯捷尔纳克怒不可遏,冲到此人面前,大声嚷道:“要签名,得对这些人有所了解,应该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而我对他们则一无所知,我没有给予他们生命,也无权剥夺它。只有国家才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不是个别公民。同志,这可不是签署一张剧院入场券,我无论如何不能签名!”这时,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见此情景吓傻了,求他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签个名吧!他回答说:“将要出生的那个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一个另一种观点的人的孩子,我不要,死就死吧。”当时正值大逮捕的高潮,仅他们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就有25位作家被捕,但他似乎完全忘了这回事,推开惊呆的妻子,冲到此人面前说:“就让那种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一边说,一边把那人赶下了楼。

这事传开以后,作协主席斯塔夫斯基把他叫去,希望他好好考虑一下,签个名。他回答说,要是签了名,那就等于自己剥夺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宁愿死在别人手里。他的妻子知道后十分害怕,就干脆把他的衣物都装在箱子里,彻夜不眠,等待克格勃来敲门。可他却像个婴儿似的酣睡,仿佛门口的箱子是为一场旅行而准备的。后来克格勃没有来抓人,斯塔夫斯基解释说,因为编辑的“错误”,他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签名簿上了。

这当然是妻子的回忆,因为崇拜丈夫,细节上有夸张也有可能;但有一段流传甚广的故事,见于好多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使人信服了。

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诗讽刺斯大林而被捕。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正住在沃尔洪卡,曼德尔施塔姆也常来他们家,但他们的关系处得并不好,尤其是主妇吉娜伊达很不喜欢他,觉得“曼德尔施塔姆仿佛一个任性的美人,自尊性极强,又嫉妒别人的成功。”跟帕斯捷尔纳克说话,态度傲慢,好像老师教训学生。家中举办诗歌朗诵会,总是没完没了地朗诵自己的,不给帕斯捷尔纳克机会;但听说他被捕,帕斯捷尔纳克立刻找到《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求他向斯大林说情,释放曼德尔施塔姆。布哈林当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尾提了一句:“帕斯捷尔纳克同样不安。”一天,女邻居突然跑来告诉吉娜伊达,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要找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公共住宅,所谓公共住宅,就是每层楼上住着几家人,除了卧室分开,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只在楼道里装一部公用电话。帕斯捷尔纳克拿起电话,才知道打来电话的人是斯大林。他说,抓曼德尔斯坦姆,他感到很吃惊!斯大林告诉他将重新审理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并假惺惺地问他:为什么不营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斯大林的朋友,斯大林就是跳墙也要去营救。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如果我不营救,你未必能知道这桩案子。斯大林又问:你为什么不找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协会1927年后便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说,他很想同他见一面,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斯大林问,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回答,生与死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回答,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释放了,流放到了气候温和的沃罗涅日,这在当时算是较轻的处罚了。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电话设在楼道的原因,名声大噪。整个莫斯科都知道斯大林给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打过电话。作家协会对他的态度亦为之大变。到作协的食堂里吃饭,不仅有人给他开门,脱大衣,请一些穷朋友吃饭,食堂还给他免了单。

读这些作家的行传,你有时会想:是不是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格外宽容,或者是由于这些作家名气大,政府不敢动他,才使这些作家如此“放肆”?但最终你发现这些怀疑是毫无根据的。《日瓦戈医生》写完后,帕斯捷尔纳克把稿子寄给国内的《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但两家都拒绝发表,哪怕按照他们的要求删节也不成。意大利出版商费里特利奈里将手稿拿回国内出版,很快就被译成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在国外流传,并于195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恼羞成怒,立即将其定性为“反苏小说”展开批判。他们除了向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讯问手稿的流传情况,还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举着标语牌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地游行,牌子上写着“犹大滚出苏联!”并于获奖四日后将他开除出作协。帕斯捷尔纳克不愿当面受辱,写了一封信给开除他的主席团。他说:“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苏联政府不理睬他的愤怒,他们将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开除,派克格勃的密探在他居住的楼梯口跳舞。为了掩人耳目,这些特务竟穿上女人的衣裳大摇大摆。

这还不算,听说在他们的家里装上了窃听器,他和家里人说话都得“俯首帖耳”。每天都想着怎样把重要的资料和手稿带出去,重要的信件则偷着烧掉。在最紧张的时刻,中央委员会竟给他派了一位“女医生”,住在他们家里一个月。家里人都怀疑她的药箱里有录音机。为了不被驱逐出境,他先是给瑞典文学院发电报,声明放弃这份该得的奖金,最后还被迫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恳请对我不要采取这项极端措施。”两年后他便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寓所中孤独谢世。

比起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的遭遇当然要严酷得多。

卫国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由于作战勇敢,升任炮兵连长。后来在给一封友人的信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斯大林,被苏联反间谍机关逮捕,判处8年劳教。苏共20大后,他因为率先写了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迅速走红;但随着《癌症楼》、《第一圈》在国外出版,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大变。他们先是命令梁赞作协开除了他的会籍,随后在他的住处和朋友家到处查抄他的手稿。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们更是如影随形地监视着他的几乎所有生活。有时他们化装成房屋租赁社的来敲门,有时又说是宣传站的宣传员要送资料,有时又说楼下漏水要进来检查…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叫戈尔洛夫的工程师,是索尔仁尼琴岳母的同事,有一天到索尔仁尼琴的住处去取一个修理汽车的配件,主人不在,却发现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别墅里搜查。搜查的人把他抓住打了一顿,打完后还要他作出保证:不把看到的事讲出去,尤其是不能告诉索尔仁尼琴;但这个勇敢的人出来后就把事情讲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立即向国安部长安德罗波夫提出抗议。结果是戈尔洛夫被解除公职,被迫离开俄罗斯。

在家不得安宁,外出活动更是有“专人保护”。1971年12月,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去世。在安葬仪式上,索尔仁尼琴不仅神出鬼没地闯进了会场,而且西装革履地在第一排就座。安全部顿时如临大敌。他们立即抽调特工在会场布控,其中一个拿着对讲机向上峰报告:“他来了。场内我们的人有100名。”告别仪式结束后,大家扶着灵柩到了墓地。索尔仁尼琴铲下了第一抔土,特务们不敢轻举妄动,但一直远远地注视着。后来随着《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这种秘密的监控就变成了公开的“保护”。他们有时干脆就在楼下设一个点,每班五六人轮流站岗。主要任务是盘问进出他家的人,闲了就不停地往他们家打电话,直至将索尔仁尼琴逮捕并驱逐出境。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后,就一直处于公开或秘密的监视之中。她回忆说,每个进她家楼门的人,一到楼梯口,就有人问他到哪儿去?如果客人不回答,他们就追着客人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才罢。有一个英国女人的遭遇最令人称奇:她是俄国人,但常年住在英国,不会讲俄语。因而当开电梯的问她找谁时,她比划了半天也讲不清,就自己按了电钮。开电梯的一看层数,大惊失色,立刻摆了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POSE,横在电梯门上。英国女人一看大事不好,就推开她,飞奔着往楼道里爬。利季娅住在六层,英国女人一层一层地爬,开电梯的就一层一层地追,一直追到她家门口。花容失色的英国女人跑进她家,气喘吁吁地说:“我看过很多追捕电影——乘汽车、飞机、骑马、潜水艇、摩托艇、快艇、轮船、直升机追捕罪犯的,但开电梯追捕还是头一次见。”

至于秘密警察趁他们家没人,撬开门搜查;或打骚扰电话,监听她和别人的谈话;威胁与她来往的朋友;更是家常便饭。更绝的是:利季娅的视力不好,写东西必须用一种特殊的黑水笔才能看清,但莫斯科的商店里缺这种货,于是只好委托国外的朋友购买;但不知是哪位领导认为这种笔会危害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因而命令管进出口货物的官员,用剃须刀将这种笔的笔尖削掉。这样,利季娅收到的外国黑水笔就再也不出水了。

通讯检查也是极权统治的惯用伎俩。因为他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人该收到什么信,收多少,在什么时候收,都是由领导决定的。利季娅从国外收到的信,有时一下能收到几封,有时又几个星期收不到一封。收到的信七扭八歪、残破不堪倒还罢了,神奇的是,有时会把信装错。1975年10月,她的女儿叶连娜收到两封信:从邮戳和笔迹上看,一封是列宁格勒来的,一封是高加索来的;但打开一看,奇迹出现了:列宁格勒来的装在了高加索的信封里,高加索来的又装在了列宁格勒的信封里。除非是高加索的朋友跑到列宁格勒,商量好写信,写好后不约而同认为有必要借用对方的信封;否则,只能说明负责检查信件的官员太马虎。

尤其是到了这个政权垮台前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利用作协开除作家越来越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低劣,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1974年4月25日,文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埃特金德被开除时,来自克格勃大楼的秘密警察也参加了作协书记处的会议,而开除他的直接证据正是来自克格勃的监听资料。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这一点每个苏联作家都知道;但这种公开的“联席办公”、“资源共享”还是头一遭。更令人惊奇的是,当列宁格勒作协的第一书记霍洛波夫当众宣读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监听资料时,所有与会作家没有一个觉得有什么不对。“克格勃监听到埃特金德1969年与索尔仁尼琴见过面…”在“审查材料”中还发现,埃特金德教授竟然劝说犹太裔的年轻人到以色列去。因而,人们不但不应该谴责克格勃对作家的秘密监控,还应当感谢他们。你看,要不是克格勃人员在五年前就盯上他,谁知道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还会干出什么事?

尽管这样为所欲为,主管部门还是很头痛。因为不论开除,还是暗杀都不能阻止作家利用小说“反苏”;相反,他们把开除当成一种“深入生活”,把参加开除自己的会议视为一次“创作出差”。弗拉基莫夫在1977年被开除时,甚至说不是你们开除我,而是我开除你们。“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生活中开除。”这是作家们最后的吼声。当这吼声最初只是从知识分子口中发出时,人们还感到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恐惧,但仅仅过了14年,当这吼声传遍了俄罗斯,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也听见了它的回声,那里的囚徒都知道“谁拥护人民,谁就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据说坍塌的时候,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哪怕是它的受益者。总统府圆屋顶上的红旗被降下来时,没有任何人来送行。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就这样默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012年1月31日~3月9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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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群众围观在“前苏联作家为何敢对权力说不”旁边

  1. 柳五 说:

    好文章,我们这个民族稍有脊梁的都被打倒了,现在的民族基因中,只有软弱、谄媚、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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