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与放下

原文首发于《娃娃的空间》,感谢作者“娃娃”的真情分享,曾撰文《旧时代的朋友》。】

王国维说,人生有两种维度,一种是《桃花扇》情结,代表着家国、天下、道义、历史。一种是《红楼梦》情结,代表着无家,无国,无道,无义。

“《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一种奔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自己的人生于国家、民生息息相关,一生背负着沉重的现实情怀。另一种,是看淡人世,具有着开放的参透生死的宇宙意义。

如果用两句诗才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我想一种叫“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一种叫“感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而事实上,在中国的文人中,大多数人都走在了庙堂忧民的路子上。很少有真的具有宇宙感念的知识分子。

这些五岁起就读孔孟之学的儒家书生们,从小身上背负的,就是家国、历史、天下的使命,只有偶然的时候,在仕途不顺、生计堪忧的时候,才会生出一点点对人生宇宙的感念,发泄几句感念,一旦仕途顺了,又一往无前生机勃勃的奔向家国天下去了。即便是通透如苏轼这样的,也是如此,他们骨子里面,有种无法割舍的国家情怀。

宝玉出家
宝玉出家

王国维是个例外。当同时代的梁启超、严复、胡适等人奔走在维新、革命、启蒙之中时,王国维一再后退,家国情怀和宇宙苍茫此消彼长,无法说服自己投入于一种恒定价值观,总是左右徘徊,这是王国维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本质的不同。所以他能一语点透两种人生情结的不同质感。

刘再复给女儿的信中说:“我们这代人,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桃花扇》情结,总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前途、社会道义联系起来,很少能像你们一样,从一开始,就少了对国家的敏感,一心只面对自己的世界”。

刘再复到了美国之后,某一天,坐在查尔斯湖畔的凉椅上,秋风洒落,这时他说:“我觉得此时,我才开始卸下身上的《桃花扇》情结,明白《红楼梦》的大美至极。”

与刘再复的路径完全相反,我曾经迷恋于曹雪芹的终极智慧,以曹雪芹的宇宙维度去看那些戴着高帽子的儒生们,他们奔赴在仕途道路上,艰难前行的时候,是多么不能明白人生的终极意义。

但等到过了一些年,我却发觉,我又开始迷恋《桃花扇》情结。虽然《红楼梦》里有活人到极点才能参透的智慧,但“放下”的人生远没有“担当”的人生来的有负重、有质感。

这些背负着国家、民生、家族的男人们,有着太多的责任感、道义感,深恐失去对现实的依靠,他们艰难前行的时候,奔着一个目标走的时候,看着他们似乎是为了事业前程,光宗耀祖,振兴家业,却实际却未必是,这是一种生命的消解,是在前途事业中,求得摸得到的价值感,求得容身于社会的姿态,求得体面活着的生存意义。

当我想起这种背负的时候,有种无法不能伤感和感念,《桃花扇》情结的背后,是人寻找的一张面具,戴上之后,求得保护自己的工具。虽然没有《红楼梦》来的深刻,但比之于红楼梦的参透,更加艰难,也更加具有悲剧感。

家国天下,仕途经济,于卿何干?

于卿,是微笑的,但却步履前行的走着,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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