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信仰了什么

原文首发于《娃娃的空间》,感谢作者“娃娃”的真情分享,曾撰文《白衣飘飘的读书年代》】

如同一条条的河流,源发于千渠万壑,在流淌的时候,他们泥沙汇聚,千折百回,但最终,这很很多多的河流,融入在一条大河之中,这条河,就是宽广博大的马克思主义。

这条路上,走着萨特、杜拉斯、别尔嘉耶夫等等。

一、为什么个人主义者无路可走

一切宗教和哲学,都源自于死亡,这是终人类一生都在困扰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死亡之前,明白肉体是否仅仅只作为肉体存在,是否有精神的力量可以达到永恒。所以必须选择一种能合理解释生存的方式,去测量自己与社会、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于是人类首先选择了争取自由。我们以为人类不幸的根源在于不自由,在于社会对我们的种种约束,在于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物化中的人,在于越来越强悍的社会组织秩序将作为个体的人变成一个社会的人。

但争取自由,坚持自我的道路,注定是万劫不复的。抵抗的能力越大,被压迫的感受就越深。

自由是一种抽象的感受。在少年之时,会觉得社会默认的规则总是凌驾于个性之上,社会强大的力量吞噬着个人,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臣服于既定的秩序,方能安全生存。于是青春成长总是伴随着种种的放荡不羁,以放荡不羁的强势方式,去和整个群体较劲,这是少年的挣扎,淡淡的哀愁里面是只有年轻方敢有的较量。

鲁迅说:“活着就是对人最大的折磨。”波德莱尔说:“活着就是堕落。”因为活着,就必须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会的人。妥协和失去对抗性将是注定的道路。

争取自由、捍卫自我的挫折,是人最初的挫折,与社会对抗,被社会价值观潜移默化是一件焦灼内心的事情。因为只有少年才会以为,人生的诸多不幸源自于对立面的东西。

不是吗?是的,强悍的个体,使我们以为,我们绝不甘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二、为什么佛教无法获得现实意义的解脱

但我们终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社会和个人的矛盾是永恒的,只要你活着,你就必须接受所有的规则,然后在规则中慢慢钝化内心,成为社会的人。

大多数个人主义者,在挫败之初都会选择遁世。遁世是一种轻松的逃避途径。挫败之后,都可以轻易地说放下,转而投佛,但是佛教给予的只是宗教式的解脱。

佛教是一个巨大的深潭,容下的是世间所有悲催哀怨的生命形式。释迦摩尼参透生死意义,就是从生老病死等悲催的生命形式开始的。从“痛”,到“越过痛”,再到无所谓痛,就是从色到空,再从空到色。一个对佛教的真正参透者,会明白,佛的真谛可以落在“空”上,也可以落“色”上。

但我一直无法认同佛教,是因为,空与色之间,存在绝对极端的形式,在参透之后,非清心寡欲,就难享其乐。超脱是一个词语,这中间,缺少的是一种世俗快乐和伤痛,缺少的是功利主义的满足感,缺少的是人格理想最终的成就。

极乐彼岸
极乐彼岸

佛教是一条幻灭的河。尽管搭乘这条河,在通向彼岸的路途中,我们可以以佛的智慧放下对人生诸多困惑、纠结,但以虚无作为终极目的,行走的路途也变成苍白无趣和毫无意义的过程。

所以大多数人最终放弃了对佛教的追寻,是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活着的意义何在,而不是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不复存在。

三、为什么智慧的儒家最终变成沽名钓誉

佛教的终极无意义,让人望而生畏。我们活着终究不是为了走向彼岸,而是为了现世人生的种种价值。人过留声,雁过留痕,当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时,儒家就注定以一种智慧的方式破解了人类诸多困惑和对终极意义的纠缠。

从本质意义来讲,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最为接近相通的哲学路径,都是谋求在现世人生中的价值实现,都是谋求在集体融合中实现个人价值,都是谋求建立社会秩序和规范。

所不同的是,孔孟从一开始就排斥生死纠结和虚无主义,直指现世人生,把所有困惑在功利主义的现实中消解的无影无踪。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在荆棘密布中寻找道路,最终发现,现世超越一切。他们相隔千年,最终殊途同归。

兼济天下、匡扶国事、安邦救民、功名成就,这些实打实的人生事务性工作,充满着浓郁的现实生活味道。儒家一开始就让虚空无边的意义追寻变成掷地有声的现实目的,就像薛宝钗,要功名、要富贵、要名声、要婚姻,唯独不要虚无缥缈的心灵感受,儒家的智慧也在于此。

中国几千年历史,在经济上一直站在世界的前端,也因儒家的功利主义人生。安心于现世,不纠结那些“不切实际”思考,以功名和人生仕途作为活着的价值,每个人都在奔跑着,前行着,这种世俗的价值观是中国特有智慧,这样的国度,带着市井人生的气息,虽不唯美悲壮,但也可爱可亲。

但是儒家悲剧在于,它自身永不可调节的矛盾性。一方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把人钉在了道义的十字架上,而另一方面,儒家核心价值观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

这是一种悖谬。我跪在皇帝、父母的脚下,只代表我对皇权、伦理的认可,我也生生世世恪尽职守于这种认可,但并不代表我没有独立的价值观,若君不为君,父不为父,我虽必须承认他们是君是父,但我要宁死不屈的捍卫我的独立思想。

这种悖谬,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走通。对于皇帝来说,坐在龙榻之上,貌似九五之尊,却常常有种被儒生们牵着鼻子走的困惑:若我不听你的,我可能在千秋史册上被记下昏君之恶名,而我听你的,我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对于朝臣来说,虽然我跪在你的脚下,但我依然没有丧失我的人格理想,你可以让我死,却不能让我违背自己的信念。

中国历史,在儒家的笼罩下,一直蹦着这根筋,越绷越紧,走到明代,鱼死网破,皇帝不再要名声,宁愿落得千秋罪名,也不成就儒家的清誉。

最终,到了清代,儒家走到了穷途末路,皇帝强悍的集权,左右逢源或者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们,丧失了儒家最后的底线,这种智慧的生存主义哲学,最终在悖谬中与时代渐行渐远。

四、自由、爱情和虚无,终将走向哪里?

在写下这个命题的时候,浮上心头的,是这样几个人:别尔嘉耶夫,杜拉斯和萨特。他们分别代表着自由、爱情和虚无。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最终都以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目标,

别尔嘉耶夫的自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工业化进程,人越来越卑微,越来越被自身制造的种种约束变得无处可生存。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找麻烦,在天地之下不能自由生存,而要被道德、集体、革命、机器种种物质奴役,人的自由何处而寻?别尔嘉耶夫用43部著作,去呼喊自由的声音。虽然他否定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俄国革命,但终其一生,别尔嘉耶夫与共产主义是同脉相连的。

说到杜拉斯,我就会想到爱情。爱,对她来说,不是一时一地的情愫,而是毕生如同空气和水一样的物质,因为爱,才能维以生存。

杜拉斯说:“爱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是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的伟大梦想。”

我常想,与杜拉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爱,都不仅仅是为了爱,是为了从爱中走出些什么…走出人注定的孤独,走出无可抗拒的衰老,走出空虚生活百无聊赖。杜拉斯一生没有走出爱,但她却走到了共产主义的路途上,或许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能消解用爱解决痛苦的依赖。

萨特
萨特

最后说说萨特。萨特混乱的一生如同那本《存在与虚无》一样,始终没有说清楚他要表述的哲学思路。因为“存在主义”本身就是无解的命题。他渴望人能建立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自由意志,又同时认为自由意志毫无意义;他渴望人能活的精彩,又同时认为活着本身就无意义;他渴望人能彼此心灵相通,又同时认为“他人就是我的地狱”。这种混乱让萨特痛苦一生,存在主义最终也和虚无变成同一的概念。晚年的萨特,在虚无的无路可走后,越来越倾向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什么呢?走到星云密布之处,是否能拨开云雾见月明呢?

五、消解人生挣扎的终极境界—马克思主义?

站在辽阔的苍茫大地之间,面对地之尽头,天之辽阔,我们才会回到人类思路的起点。

相对苍穹的时间概念,人类并没有走过多少年。就在数万年之前,我们还风餐露宿,赤身裸体,以一块石头躲避风雨,以一根拄杖抵挡飞禽走兽,擦亮一根火苗足以让人类泪眼婆娑,在这样的天地之间,我们就这样活着:一群生物,拥抱在一起,协同并肩,举步维艰与大地抗衡,与自然与共,在这一条路上,我们走着,走着…

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们与马克思有着同样的眼泪。为什么走过万年荆棘之后,人类没有在自然面前倒下,却在道德、制度、战争、虚无、了无生趣的活着中纠结倒下呢?

人类最初的起点,终将成为最终的终点。终有一天,我们还会回到风餐露宿的人世最初,之后幻化于无形,最终自然界失去人类这个物种。

那么中间过程,什么才叫意义呢?是个人自由的人类精神吗?是从肌肤之亲到相融相共相互消磨岁月的情爱吗?还是纠缠于无意义人生状态,并在迷途中了却一生?

19世纪三十年代,在柏林街头的马克思一样面对着一生的问题,从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人类至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他寻找到一种最合适人类发展的路径:不再纠结于人生生死的诸多困惑,不再被现代化机器物化为机器的人,不再以个体生命去与浩瀚的社会对抗寻求自由。

共产主义,就是作为个体的人,以毕生之心力,完全地投入现世生活之中,以个人自由为基础,依靠集体协作为力量,共同谋求国家发展,进而国家的概念消失于无形,人类形成与自然休息与共的生存方式。在物质极度充足的基础上,带来人精神上的自由,在精神自由之上,是婚姻关系、道德教化、体制约束的逐渐钝化、消失,人类得到超乎寻常的自由状态。

我常想:当马克思主义不是作为政治、暴力、夺取政权而存在,而是作为生存存在的时候,我们融入这条河流,就是打开了一扇门,从此,解脱对死亡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活着终极目的的心安理得。

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是选择了一种智慧的人生路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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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plies to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信仰了什么

  1. 在现今马克思主义和权钱挂钩,如果将来有个日八歘主义,能和权钱挂钩的话那大家也会信仰日八歘。

  2. 共产党自己都不信,却偏偏让中国老百姓去相信这套东西,这种谎言和欺骗。

  3.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好的,但就像中学学的政治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中国的人均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现实摆在那里,跟全球比还没中国男足排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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