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离理想还有多远

@ 十月 5, 2012

原文首发于《娃娃的空间》,感谢作者“娃娃”的真情分享,曾撰文《配好一块玻璃的理想》】

在武林中,拥有最高深莫测武功的,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仁者。就像《万历十五年》里,黄仁宇评价最高的宰相,不是张居正,不是高拱,却是碌碌无为的申时行。

张居正之后的首府大臣申时行,是一个资质不高、心性不强的人,为人敦厚,一生平淡。为宰相九年,国家不进不退,趋步而行。除了治理黄河泛滥能载入史册外,其他都不值得一提。几年之前张居正轰轰烈烈的变革,在申时行当宰相后完全付之东流。

那些年里,申时行忙碌周旋于皇帝和文官之间,皇帝变得更加颓废,文官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他则变得更加沉默和无动于衷。

同万历皇帝一样,在鞭尸张居正之后,回头望去,政治如同一场大戏,曲终人散时,除了内心的五味杂陈,什么都没有改变。万历朱翊钧看到的是儒家文官们的沽名钓誉,申时行看到的是有为和无为最终的结果都是形同虚设。

一个曾经勤奋的皇帝,和一群怀抱着儒家济世救国理想的朝臣,都在努力,最终却把大明王朝拖向万劫不复,这样的结果让人无奈。

黄仁宇给出的答案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拢,否则理论上无论多么完美,都是空中楼阁。

这话,放在千年历史长河中,朝朝代代莫不如此,在今天这样的现代社会,也会发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无奈,深为悲壮。

那么问题在哪里?

读《论语》,我常觉得,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其深刻、深远、复杂,不在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伦理价值体系,而在于他随心所欲的性格。

这不能怪孔子。彼时说那些不负责任话语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言行会成为之后中国的价值观。所以,这位貌似水瓶座,有些浪漫随性子的人,说话毫无体系,全凭自己一时之性情,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尔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巧言令色足恭,耻之”。

整部《论语》,通通都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看事情简单而天真,完全凭着赤子之心,非君子即小人,非圣贤即昏庸。

这部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的著作,成文之初,仅仅就是个人言行的记录。所以今天读《论语》,依然能读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但不幸的是,这些零散的话语,个人的价值判断,充满着绝对善恶评判和不谙世事的天真劲,在历经世事之后,变成一种近乎于宗教的价值判断。

一边是绝对的道德判断,一边是人性复杂的千折百回,非此即彼,非正即邪恶。多少年里,我们读中国历史,彷佛站在朝堂两侧,一边是正义之师用唾沫星子乱溅的道德谴责,一边是暗流涌动中金钱情欲世俗享乐。

那些伏在道德层面暗流涌动出的千姿百态,熔炼出中国人复杂的性格和复杂的政治瓶颈。

简单的道德判断,简单的君臣关系,简单的人格理想,面对复杂物欲横流,复杂人情冷暖,复杂的人性欲望,终于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每一次都是走着走着,就身心乏力,不了了之。

明朝是儒家思想历经多世之后,集大成之朝代。带着父母乡亲期待的眼神,扛着干粮,亦步亦趋,沿着科举走向仕途的儒生们,读的是仁义礼智信,信奉的是君臣父子百姓天下。

世间之事,少有黑白分明之判断,总将面对各种利益纠葛的选择。在第一次选择私欲之后,就注定违背儒家信仰,社会的价值判断就注定贴上“小人”之标签。小人既当小人,便成为小人集团分子,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难有翻身之时。于是小人更加小人。同样,君子第一次捍卫信仰之后,站在道德的标杆上,以君子之名叱责小人,更有善恶价值感。社会就分裂为两种对抗的主体。

贪私欲的更加贪图私欲,贪道德的更加贪图道德。国家纠结于这两种价值判断之中,完全沦为一场伦理的较量,谁在真的治国?

23岁的小万历皇帝,在肃清张居正之后,恍然明白,那些站在道德标杆上的人,与那些贪图私利、结党营私的人,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个活的是道德欲望,一个活的是肉体欲望。

儒家人格理想太过完美,这只能当做信仰。人的私欲无休无止,以儒家治国,国何以堪?

从万历到乾隆,从申时行到纪晓岚,历史走了200年。200年间,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们依旧只读一种书,只走一条路:就是怀着安天下济百姓心,沿着科举走向仕途。

这200年,皇帝更加集权,官员也更加识时务。比起那个黯然神伤拿赌气应付官员的万历皇帝来说,老辣的乾隆把朝臣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比起申时行努力突围求得休养生息的治国之道来,纪晓岚不过是获取政治利益的小丑而已。

皇帝从“治国”变成“治民”,官员从“政治家”变成“政客”,各取所需。这其中,被后世称为集儒家人格典范的人,有曾国藩,有李鸿章,他们不再贪图名声的高洁,也中饱私囊,也物欲无止,让后世诟病的人格污点比比皆是。但于利益网络中,浊泥而行,然后求得突围,安国救民平天下,也算实现儒家之理想。

这种为官技术难度过高。 大到一国之宰相,小到一村之衙役,内心用济世救国的理想弥补心灵,同时该得到的私欲分毫不少。在贪欲中实现理想。理想总是那么脆弱,就像贾雨村,开始时候良心的阵痛,被慢慢积累的私欲一点点磨平,最终成为体系的一颗螺丝钉。

到了清末,中国的官员大多像一条沾满泥的泥鳅,一身的油滑,国家制度在油滑中行走,改革也罢,政治创新也罢,都是伏在表面,难以撼动这座官性、人情、私欲编织起来的巨大网络。政令走出去,走不了多远,就不了了之了。

“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最争论不休的话题。

所谓救亡,就是打破现有一切束缚,建立一个法制、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富足,民众整体水平的提高。

所谓启蒙,就是先不论政治,以发展经济作为突破点,在经济达到富足的情况下,民众的整体素质也随着提高,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法制社会将水到渠成。

伴随着20世纪的战乱和动荡,救亡也罢,启蒙也罢,都仅仅是知识分子们的争论,停留在幻想之中。直到80年代才再一次面对两者选一的走向问题。

有人说,20年前我们错失了一次最好的政治改革的时机。一场运动最终结束了争论。

从9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成为一切的动力。这条路今天看来也是对的,但是伴随着经济富足的,为什么带来的不是人精神的自由、法制的公正,却完全走向另一种异化。

今天政治最大的危机不是腐败,不是诸多改革的失败,而是渗入每个细胞的集权。今天任何一个部门,每一个“一把手”、每一个企业主、甚至每一个小村长,都会把他的思维、他的观念、他的做人方式,甚至他们的言行强行加在受制于他的所有人中。这种遍布于整个社会各个脉络的专制细胞,和认同于专制价值观的思维方式,深入肌肤。比之于给社会带来伤痛,那些物欲、情欲不值得一提。

以过来人的心态,去回望历史,内心总是五味杂陈,充满种种遗憾。如果常遇春没有收留朱元璋,中国也许不会走到明代小农保本的自闭之中;如果郑和下西洋不是炫耀国威,而是航向偏离走向英格兰,那将带回一种正在冉冉升起的现代社会希望;如果吴三桂不是那么爱女人,那么满清能不能阔步走进山海关?如果20年前我们选择是政治改革,如今社会各个脉络的专制细胞还会结网成牢吗?

历史的种种庆幸和遗憾,如同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常会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你,今天的我还是否是我?

凡此种种假设,理性而思,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如王家范先生说:“这便是历史合理性。”一切存在即为合理。所以该这样想,因为我是我,所以我才会遇到你。

某一次,与一位长者同车。他一路谴责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迫害,义愤地说:“如今到了台湾才能看到最真实的中国。”

我想反问他,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呢?为什么我们选择毛泽东,选择大跃进,选择文革,选择今天的各种路径,就不是真实的中国呢?

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合理性。推着我们走路的人,是亘古以来集体文化心里所形成的性格。

所以历史无所谓走错路。回头望去,谁都没有错,清算和平反无济于事,因为在历史的诸多走向中,是我们每个人、是中国集体文化心理,共同推动了这艘巨轮驶向那个方向…

1784年,华盛顿卸甲归田。在打下了一个美国人的美国后,他转身回家。当年仅仅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单纯理想,理想实现,到此而止。

在美国,理想是一个单纯的念头。在中国,它却是一段夹杂着千姿百态的人生历程,伴随着奋斗与拼搏、隐忍与妥协、家族的期待、私欲的利诱、人情世故的相互抵消,走到最后,理想破碎一地,都想不起来时的路。

文至于此,话未尽,却不知言何。窗外秋风起,深夜微凉。一秋一岁月,无数欲望,终因为岁月过少。这岁月把人挤兑的,少年纵有千万志向,面对晚来秋凉,也稀里糊涂了。

再回到儒家,儒家千年百代的心里暗示,让中国男人们总以为仕途的前行才是人生的必然方向。是吗?

不管是谁,都是浊泥而行,最终都是失败者,因为我们不再单纯,我们在这趟水里越走越深。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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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 群众围观在“政治离理想还有多远”旁边

  1. 胖子。。 说:

    这年头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好好赚钱,改不了这个国家就改变自己。

  2. Tit!! 说:

    儒教就是国难。儒教导致了官本位思想,非常可怕!

  3. CAer 说:

    时间的力量慢慢推着六十亿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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