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鞋是一次自由的表达

@ 十月 10, 2012

原文首发于2012年10月10日《华商报》评论版,原标题《扔鞋、公共理性与自由边界》,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曾撰文《解读田小娥的爱情》。】

著名公共人物司马南在海南大学演讲,遭遇一大学生扔鞋抗议。围绕这一事件,争议的各方或者过于偏重左右立场(赞成扔鞋,是因为认同学生的政治倾向;反对扔鞋,是为了维护司马南的政治主张),或者过于注重言说姿态(赞成扔鞋者,强调这是正义之举;反对扔鞋者,则认为其缺乏理性正当基础),而忽视了扔鞋事件本身蕴含的如何建设公共理性和如何确定自由边界这两个重要问题。

衡量扔鞋行为之对错,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规则性的标准,即扔鞋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划定的自由的边界;二是语境化的标准,即根据扔鞋者所处的主客观条件来对该行为的合理性做出公允评价。

从规则性标准来看,无论是基于密尔自由主义的经典伤害原理,还是基于言论自由之表达方式和限度的一般性宪法判断,该学生的扔鞋行为都由于违背他人意志并直接具体地涉及和指向他人的身体侵犯,且对公共秩序的法益造成了现实的侵扰,因此肯定具有违法性。至于该学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鞋子没砸到司马南,故不承担民事或刑事的人身伤害之责;但该生可能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扰乱公共秩序的规定,而受到罚款或拘留的处罚。

但机械适用法律,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和大家一起思考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的、优秀的、具有相当伦理自觉的守法公民。在这个意义上,究竟是一个虽然没有明显违法举动,但却成天钻法律空子,或者总想利用法律来构陷他人的人是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或维护更大的正义,而勇敢地以身试法、触犯法律,然后又毫不逃避法律惩罚的人更配称得上是守法的公民呢?我的回答很明确,我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才是守法公民的伦理典范。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苏格拉底。他为了守护德性而挑战雅典法律,在被判处死刑后,他丝毫不顾完全可以逃走的机会,而慷慨赴死。他说,尽管法律是邪恶的,但一旦你主动违法却又逃离这样的法律惩罚,那就是更大的邪恶。

很多人也许会说,笑话,怎么能把扔鞋的学生和苏格拉底的行动相提并论。但从该学生在事件中对待行动和法律的坦荡看,我真想不出有比苏格拉底更好的例子。我钦佩该学生,是因为他在行动之前,就清楚会面临的法律后果。他敢做敢当,是个有正气有勇气的汉子。扔鞋,是表达义愤。这种举动如果超过自由的法律边界,那就勇敢独自担责,接受惩罚,昂首挺胸由保安带走。从视频看,所有这些,这个学生都做到了。相比只会落井下石的司马南,或者相比打了老人耳光还百般狡辩害怕法律惩罚的韩德强来说,这才是男人本色。

许多人在公共讨论时不喜欢就事论事,而喜欢进一步夸大,来证明某个行为是不正当的。比如,在扔鞋事件的评论中,有人就反驳我说,那照你的意思,学生拿起刀枪把演讲者杀了也是可以的?我真不知道这种类比的基础何在。法律思维的特点就是细心确定不同行为的不同性质,而不要把不同性质的不同行为混为一谈。对于这样的质疑,我的回答很简单:扔鞋就是扔鞋,和言论表达不同,和扇人耳光不同,和拿枪杀人更不同。当然,从我刚才论证的守法伦理的逻辑出发,如果这位同学真的拿起枪把司马南毙了,只要他明确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勇敢接受死刑,我认为也说明他是合格的公民。因为合格的公民知道不要杀人的律令,所以他既然杀人了,就该坦然认罪受罚。道理就这么简单。

如果有人因为我上面的这番分析,就认为我在鼓动扔鞋,鼓动杀人,那我只能报以马基雅维利式的嘲讽的微笑。相反,我的上述论证恰好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尊重法律、尊重他人和尊重理性。为了再次表明我的这种人文关怀,我进一步申说观点如下:扔鞋事件,从规则性的标准看,无关政治立场。右派可向左派扔鞋,左派也可向右派扔鞋,各人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表达方式而已。重要的是:一,你的选择你负责,愿意承担后果责任并接受惩罚;二,惩罚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公开透明,符合程序;三,对于观点立场不同的人,就同样性质的行为的惩罚应该对等。不能只惩罚左派而不惩罚右派,或者只惩罚右派而不惩罚左派。

然而,对于扔鞋事件仅仅从规则性的维度来分析,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语境化分析的视角,否则得出的观点就是偏颇的。从那位学生本人的叙述看,他有自己的清醒判断和抉择,他指出:在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司马南陈述完自己政治正确的观点,可以住进高级宾馆,但那位同学如果针锋相对提出反驳观点,则会住进小黑屋。于是,他选择了公开大方地扔鞋。这个理由很不错。不管这位同学的推断是否正确,但你不能否认这种判断具有当下的政治现实的基础,因为言说而遭遇劳教和被煽颠者也所在多有。就我在高校因邀请别人演讲而遭受各种政治压力的经验(相关:偌大中国,容不下萧瀚一张讲桌?分裂的大学),我深知邀请司马南演说的风险,绝对比邀请老艾、萧瀚等的风险要小得多。这就是现实。

所以,扔,还是不扔,只是表征,而不是病根。扔,或者不扔,不是个问题,尤其不是一个事关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超脱对扔鞋本身的道德评判,而透过扔鞋导致的社会反应来看待另外一种政治正义的态势。扔鞋既然是行动,所以扔鞋者必然要期待赢得某种道义的支持,从这种道义支持多寡的背后,我们又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等历史趋势。是否扔得正确,就看能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这些社会情势的标准也许是无形的,但却是最有力最有决定意义的,在今天它们完全超过了法律的力量。马基雅维利说,宁可做了后悔,不要后悔不做。这尤其切合当下中国。扔了再说。左派会向茅于轼扔鞋,右派就会向司马南扔鞋,都很正常。如果被扔的对象已经被历史弃之若履,那就完全没有扔的必要了。谁会迎来光明的未来?我相信民心和天意,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司马南被扔鞋
图中灰衣者为司马南

同样,从语境化的分析看,我们也不能纠结于什么手段要和正义目标一致之类的问题。扔鞋只是多种抗议的方式之一,它不排斥更不取代其他的、别人认为更理性、更尊重人、更有效的抗议方式。就一个扔鞋,没必要纲上线到不理性不克制有损于自由民主事业要言说和行动统一不能与你的反对者一样不耻等等的高度。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我们大胆承认扔鞋者也可能有盲目冲动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等人性缺陷,所以我们才会致力于追求一个这样的社会,一个能够真正确立公共理性和自由边界的宪政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宪政制度下,管你是左派右派,管你崇尚精英专制还是表白自由民主,都要以野心对抗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让每个人都在制度下赢得独立和尊严,也在制度下受到监督和约束。

还有人说,要扔就扔权倾一时的,扔个司马南,算什么本事。这种指责显然就是道德绑架了,也不符合语境化的标准。这个学生又不是刻意追求做什么英雄,他就是孤独的、个体的一次行为艺术的表现而已。能做正常人的时候,就坚决不做不正常的人;能用比扔鞋更好代价更小的方式的时候,就绝不轻易扔鞋。这里我想顺便补充一点,对于高校组织的公共演说,如果涉及的人物或话题是比较尖锐、敏感、容易争议甚至导致分裂的,最好还是能兼顾正反双方的意见,尽量采取不同观点同等机会对话的沙龙形式。如果只能采取演讲的形式,也应该合理安排比较充裕的自由交流讨论的时间,让反对声音能较为充分表达出来,而不要仅仅允许简短提问。如果一次演讲安排的时间确实有限,那组织方也应该尊重学术自由和包容的精神,让学生有兼听判断的机会,有针对性地邀请反对司马南的另一种声音到该校演讲。

总之,扔鞋事件再次表明,所谓的自由和理性,真的不是一种空泛的教条和口号,它们有共同的基本的理念,但也需要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下得到检验和丰富。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行动;什么是正义,正义只能来源于和邪恶不公的斗争;什么是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核心就是参与、自主、个性、尊严,就是融理性、德性和血性为一体的活生生的生命状态。就像古典的《荷马史诗》所展现的那样,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高贵的一击。今天的中国,一切都在重新整合中,包括制度和人心的修复。在这样的转型时刻,我们不能对自由民主和公民德性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更不能在这种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对公民的各种有利于激活社会变革、激活自身公民责任的行动予以泛道德化的指责,否则只能窒息国家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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