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必须要关进笼子里

@ 十月 19, 2012

原文首发于《段万金律师博客》,感谢作者“段万金”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请还游行权于民》。附录为韩宠光了解到的李建利起诉西安市公安局及撤诉经过,原博文已被河蟹。】

与政府抗争代表民间维护私权的律师需要勇气,但在行政诉讼中最需要勇气的还是法官,律师和法官的勇气来源于合理的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

而对于普通中国大陆人来说,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则最需要勇气!这无疑是一项需要挑战心理极限的事情,就好比李建利和他的家属,就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尤其是他们要起诉的是对个人的基本人身自由有重大掌控权的公安机关。李建利爱人曾几次不敢相信地问我:真的能告西安市公安局吗?经过我的多次解释和鼓励,他们才鼓起了勇气。尽管本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但我认为我们都要对李建利的艰难选择表示感谢。

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但是李建利所面临的困境绝不能仅仅归罪于封建统治的历史因素,从行政诉讼这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就像法治出现某种倒退一样,行政诉讼也在倒退,甚至是倒退最严重的。前一段时间,专门做行政诉讼案件的袁裕来大律师也在哀叹,行政诉讼环境是越来越差,他都面临某种人身危险。

行政诉讼的艰难实际上是和这几年政府权力扩张以及国进民退息息相关的,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财富,另一方面又握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没有人敢轻易贸然和政府对薄公堂,除非是无路可走。李建利就是这样,在犯罪嫌疑人蔡某被抓获后,他的希望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有起诉公安局这华山一条道了,但凡有一点点办法,就不会为讨个说法冒风险去告行政机关。在很大程度上,谁握有财富,谁就能掌控别人。

而且即使孤注一掷,拼死抗争最后胜诉,结果也是赢了官司输了未来。我在渭南市代理逸夫小学变身汽车4S店威达公司起诉渭南综合执法局,官司一审是打赢了,威达公司在土地工商等部门办理手续却是举步维艰,胜诉的判决书像一纸空文。

政府进可以威逼,用权力向当事人施加压力,描绘出种种耸人听闻的不利后果,使当事人胆怯退缩;退可以利诱,由于掌握不受监督的财富,它可以不计代价地给付或承诺给付金钱财富或进行利益交换,这种情况下,没有几个人能抵抗得住。当然像西安市公安局这样官司还没有开打就采取强大攻势,甚至不惜在医院门口派人隔绝当事人与外界联系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更是把公权力不受限制的跋扈发展到极致。

因此,政府的财大气粗、手握重权且很少受限制是行政诉讼艰难的基本原因。

在医院的李建利
在医院的李建利

行政诉讼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司法的不独立,法官几乎缺乏基本的决定权。

还是渭南威达汽车公司起诉渭南执法局的行政诉讼案,渭南执法局没有在法定时间内提供证据和法律依据,最后居然三次向法院递交延期举证的申请,每一次都不说明延期的具体理由,更不用说证据。当我在法庭上要求审判长说明渭南执法局的延期申请是否合法时,审判长惊慌地赶紧宣布休庭,去请示领导,最后的答复居然是同意执法局的申请。法院的人员、经费没有基本的独立权,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当政府控制它饭碗甚至前途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法官得罪政府。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譬如执政党的领导方式问题。

因此,要让行政诉讼走上正常轨道,需要用法律手段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府本身的问题,当政府使用手里的财富每一项都需要纳税人批准时,它遵守规则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其次是完善政府行使公权力的规则制度,尤其是问责,让它不敢打击报复;最后尤其需要迫切推进的是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在期盼真正意义上的司法体制改革。

当然,更重要的是民众的觉醒。温总理说,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马丁路德金说过:也许今天无法实现,明天也不能,重要的是,它在你心里,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努力。这一次李建利诉西安市公安局不作为案,最大的收获是人们的广泛关注,整个社会被启蒙教育,人们认识到不仅仅公权力违法作为要承担责任,公权力的的不作为甚至不适当作为也要承担责任,尽管最终没有法庭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答案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附录:李建利起诉西安市公安局及撤诉经过

9.15那天将李建利送上去往医院的车后,我和他们家的联系就没有中断过,我去医院探视过几次,也通过电话联系关注事件的进展。

在如何维权的事情上,李建利的妻子王菊玲跟我商量过很多次,我是支持他们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权的。我们从警方了解到,嫌疑人蔡洋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其本人也没有积蓄,没有民事上的赔偿能力。

在李建利委托段万金律师起诉西安警方之前,由于欠费,李建利的治疗一度被医院中断。我们跟警方反馈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先让家属垫付。值得庆幸和需要感谢的是西安汉庭钢管有限公司的老板派工作人员送来了一万元爱心款,中华慈善总会也送来了五万元善款,后来一直在使用的是社会捐赠。

10月11日,李建利委托段万金律师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

10月13日,我接到西安警方的电话,电话中未透漏找我所为何事,到了警局才知道警方要求我不再接触媒体,并希望我作为中间人去说服李建利家接受和解,具体方案等领导定下来会告知我。因为他们也了解到我和李家走的比较近。我同意试着去做李叔叔和家属的工作,是觉得对李建利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得到实际的赔偿。

10月14日凌晨1点多,警方致电要我到警局去谈事。我和西安警方彻夜谈了3个多小时。他们开出的和解条件包括从医保、民政救助、慈善基金等几方面对李建利进行补偿,并保证实际补偿金额肯定超过诉讼要求的50万元,要我第二天放心去做家属的工作。

14日中午,我去医院找王阿姨说了警方希望谈判的事。当时西安中心医院的神经外科病区已经被封锁了,有数名警卫在巡查,不光禁止探视李建利,所有病区的病人都不能接受探视,前来采访的记者也不得入内。

当天下午,王阿姨独自被警方带走协商,她提出由律师段万金和我陪同,但遭到拒绝。她也被要求对协商与会人员的身份、内容、结果保密。我给段律师打了个电话,他随后要求参与协商过程,被警方拒绝了。

当晚,李建利的儿子和准儿媳、亲属都集中到了病房,大家压力都很大,当时还有警察在场。

10月15日,我也被限制进入病区,直到下午才见到王阿姨。下午2点多,王阿姨出门,2个小时后回来时,手上多了个户口本。这原本是存放在律师那儿的,我隐约觉得可能撤诉了。果然,当天下午,公安局相关领导陪同王阿姨去法院撤回了对西安警方的起诉,过程中以办理车损保险为由找律师要回了户口本。

当天下午,我跟王阿姨一起到银行存了6万元现金。提到撤诉,她跟我说,家里面压力太大,担心告到最后结果也不好。这中间,段万金律师打电话来询问协商情况,王阿姨瞒不住了才告诉他已经撤诉了。

据我所知,西安警方与李建利家并未签署书面协议。直到10月17日中午我致电王阿姨才知道医院还处于“戒严”状态,警察依然陪护在病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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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 群众围观在“公权力必须要关进笼子里”旁边

  1. 啊啊 说:

    人在做,天在看。元芳,你怎么看?

  2. 和谐党-元芳 说: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我不想评论

  3. 9格格 说:

    这些都是史料!是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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