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宫格规划不再适合西安发展

@ 十月 31, 2012

原文首发于《吕晓宁的新家》首发于《吕晓宁的新家》,感谢作者吕晓宁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西安大连:人口双城记》。附录为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文章《吴良镛: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作者“孔令钰”。】

大概是前年春节之前,一个乌云密布、阴霾沉重的下午,主管全省旅游文化的副省长召集研讨会。

会上,我提出,西安再不能走中心聚集的老路了,应该向多中心聚合的模式转型,否则又将是一个北京的摊大饼。我们应该设想这个有着厚重历史的古城成为有文化的世界级的创意之都,给创意阶层多种闲适自由的生活“社区”的选择,不要让这个城市再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应当成为充满青春活力的,富于想象力和面向未来的新城市。

我的这个观点是对西安城市规划第四次修编确定的九宫格方案的批评。九宫格还是把西安放在俨然一个围绕权力中心的格局下,如果依然是长安,或者成为首都,或许可以理解,毕竟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文化。但是,不要忘了,明清以降的西安,不过是一个西部重镇,一个通向西面西北的咽喉,早已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何况,西安目前在全国只能算是二流城市,说到底也就是一个省府,一个GDP在全国排名二梯队的省的省府而已。这个GDP多数还是来自原本最穷的地方一夜间挖出了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而带来的福祉,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地理中的地位仅仅如此,何以也要象北京那样,满足自己那早已不复存在的“大长安”破落户心理。

就算是唐长安,皇宫也没在城市中心,而是偏城北。不错,西安是有个新城,现在是省政府所在,这个地方是城中城,就是今天西安市的中心,九宫格与其说是把西安钟楼做为城市中心,不如说是潜在地符合了政府在城中心的心理。虽然这个城中城的城墙只留下一段残骸。新城原称秦王府,是明朝朱元璋封给他儿子的,也就是从那里起,长安成了西安。清朝据说称满城,不知道是官名,还是坊上的民间称谓。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计划经济,西安原没可能有如此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教育聚集。据资料,西安解放时仅有一路公共汽车(城墙东西门之间),汽车保有量仅21部,其中只有7部能开。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破败和落后归罪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但另一份资料显示,当时陕西工业总产值仅占GDP的8%,基本上是满足本地生活需要的作坊式企业。

我的多中心聚合的观点来自网络web2.0。网络界人士从联合和聚集中提练出“聚合”一词,作为web2.0的核心概念。那年我在北京,网络界的人给了我一本书,加拿大老太太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说是web2.0的经典。当时我以为是一本论述网络发展的书,看了几页才发现原来是一本城市规划的书,我不是这个专业,过去对此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基础性的知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一部城市规划的经典。

近几年的发展有力地证实,我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公路和网络,一实一虚,正在重新编织城市乡村的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生活方式。

西安皇城复兴计划
西安皇城复兴计划

早上散步,路边报栏中有《南方周末》,刊登着关于吴良镛的长文,那个关乎中国六十年来城市规划理念,以及这种看似仅仅属于城市规划范畴中的理念,实际上深深地隐含着当代中国的思想理念和政治结构,无处不在地渗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在消失,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断裂,但从这一点看,中国这个政治权力至上的隐密式的社会,关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远比世界的变化和百姓的生活更为重要,可能再过一百年都不会发生变化。

其实,吴先生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类似多中心聚合的思想。摘录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的一段话:

“1979年,吴良镛等人提出,‘从单中心集中式城市结构过渡到多中心开敞式城市结构,是当今世界大城市结构发展的趋势;即将集中的市区分解成片,各片相对独立,有自己的重心,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同心圆式向外发展,而是呈带状沿着几个方向自由发展。’其核心理念仍是恩师梁思成的分散区域发展。”

看到中国有独立思想和见地的学者们如同秋后的几个蚂蚱无力地跳一跳,或如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的“有几只苍蝇嗡嗡叫”,难道不感到悲哀吗?如此,还谈什么创新、创造,谈什么2011协同创新计划?不过是再次通过政治权力瓜分社会资源的一次历史重演罢啦。

实际上西安的发展正在突破九宫格的规划,那天会后,西安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给这个古城将至的春节带来丰年的想象和喜悦。

附录:《吴良镛:寻找城市失落的灵魂》

自梁思成以降,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一直是中国建筑师的案头命题。作为梁的学生和继承者,吴良镛毕生的梦想是让人们诗情画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当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试验场,传统、文化、个性和美感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吴良镛耄耋之年再出发,致力于解决 “城市病”和“千城一面”的庸俗化倾向。他不断重申半个多世纪前的常识:中国城市不应是西方僵化的复制品,而是富有传统和灵魂的家园。

中国城市正在成为外国建筑师标新立异的试验场,吴良镛一直在对抗这样的潮流。他认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传统秩序的失落、时代精神的迷茫。

理想“孤本”

时间到这里仿佛变慢了。秋天早晨的菊儿胡同刚睡醒,一进一进的院子走入,粗斜的老树仍在,院子中央整齐地码了几十盆花草。四方形的天井让人安心。

不知谁家孩子在练钢琴,跳跃的《卡门》乐段从门缝里飘出来,不觉得吵,倒像是有人在极富旋律线的斜屋顶上掷玻璃珠。

有人趿拉着拖鞋走出屋,揉着眼睛背着手浇花。两位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偶尔才搭一两句话。他们身后墙上整片的爬山虎,叶子正逐渐褪成红色,结出了成串的小紫色果。

站在胡同里,市声渺远,只觉几千年几百年的日子就这么悠悠地过了下来。风雨不动的世上人家。

梁思成在1949年9月致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的信中,谈到建筑师的职责:建筑师是以取得最经济的用材和最高的使用效率,以及居住者在内中工作时的身心健康为目的的。

他有意强调“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的不同,前者更富于艺术精神,须用一颗敏感的心去体贴万物,并懂得一个好的建筑如何带给人感官上的愉悦、灵魂深处的温暖。

“菊儿胡同”,诗意栖居的代表作,正是梁的学生和继承者吴良镛在北京四合院基础上设计出的现代民居。

1987年,菊儿胡同是积水、漏雨、杂乱无章的典型地区,吴良镛受邀设计改造。他的“有机更新”理论认为,住房是城市的细胞,新建房应自觉地顺应城市的传统肌理,于是有了“类四合院”,既保留了天井、院中的老树,又能容纳更多住户。房屋为白墙黛瓦,错落别致。

吴良镛非常留意娱目之景:在坡顶修建楼阁和平台,可远眺景山、北海、白塔;在院中配置不同姿态的树种,使院落小景丰富有变;甚至楼阁的高度不一,增加建筑群轮廓线的变化,屋顶亦因此有了韵律美。

如今住在高层小区里的北京人,是无法享受到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了。菊儿胡同里的人却仍可坐拥旧时的景色——

“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

1993年,菊儿胡同改造项目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一时间名声大噪。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然而菊儿胡同修建了两期之后即告终止。

关于菊儿胡同的争议也很多。有的人认为,以该地段的重要性而言,菊儿胡同第一期标准不够高。也有人基于对当时中国普遍经济水平的估计,说菊儿胡同标准太高,没有价值、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吴良镛认为这是“地产商”的思维。

旧城改造涉及的产权、造价、拆迁等各方利益问题本已很复杂,当政府和房地产商涉入其中时,吴良镛追求的美和舒适,甚至对老北京城旧有肌理的重视,渐渐被房地产业片面追求高容积率的声浪淹没。

“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而只是探索了一条传统建筑改造的路子。”吴良镛说,“据它的条件、根据当时的问题,能够在当时当地的环境里得到发展、创造它的特色,这是我追求的。”

在碰撞与矛盾中

2012年9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多功能厅内挤了二百多名学生,他们是冲着吴良镛老师而来的。

残暑未退,围堵在门口的人照样被笼罩在呼呼的热潮中。下课后,吴良镛在两三位亲友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走出教室,被人扶着上厕所,坐进专车,离开。这个过程是如此地漫长,让一群紧随其后的旁观者不得不小心调整自己的步速,甚至呼吸。

为学生讲授《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第一节课,是这位90岁老人至今未变的惯例。

自1946年受梁思成之邀回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66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

吴良镛第一次见梁思成,是1945年初春,他从云南滇缅边境复员回到重庆,有人带信说梁思成请他帮忙画图。8月15日,日本投降,“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被撤,吴良镛工作结束。

两个月后,梁思成请他在新办的清华建筑系里任助教,吴良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新设的建筑系在水力楼二楼,只是几间空房子,除了教室、图板、画图凳,什么都没有。吴良镛和梁林等人一起“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地将建筑系“抚养长大”。

晚年的吴良镛曾撰写长文《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详细记述了他和梁思成、林徽因相识相知的故事。吴良镛初到清华园时,与别人合住甚是不便,林徽因便让他住进金岳霖在工字厅的房子里,有配套的家具,让这位甫入清华的小助教感叹,“竟是教授待遇!”

吴良镛回忆起梁林二人,感佩非常,“我仿佛被引进到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

教一年级的学生《初步设计》时,心虚不安,便学着在中央大学时老师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

1948年,梁思成自美返国,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为吴良镛选中了伊利尔·沙里宁主持的匡溪艺术学院,并亲自写推荐信送他出国深造。

沙里宁在吴良镛的毕业作品中点评说: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几十年后,吴良镛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恍然一惊,自己“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

1950年,吴良镛接到林徽因的来信,说国内形势很好,催促他赶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自此,吴良镛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建筑系。1984年他退休,62岁,创办了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46年应梁思成之邀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华灯初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大前门香烟商标上久已熟悉的、端庄凝重的前门”,接着去国会街,看宣武门的城楼,后来追忆道,“这时天色绯红,群鸦飞噪,危楼耸立,气象肃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阴里,他的学术生涯也与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大抵建筑师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在北京城区的设计上,梁思成和吴良镛这一对师生满怀美丽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中,认为应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区以南设商业区,东部为工业区,如此文化、行政、商业、工业功能分离,各区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分散组团发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最终采取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浓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了搞生产和交通,城墙和牌楼也要拆掉。

陈占祥痛心疾首:“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吴良镛和同业者最担心的“摊大饼”格局。整座北京城以天安门为中心,呈环状不断向外扩张。旧城承担着行政、商业、文教、旅游等多重功能,住宅区只能被挤压到外面的环路,并在北部形成了天通苑、回龙观、望京这种“巨型社区”,就业与居住的不统一,使得北京城的交通压力日益深重。

与此同时,旧城风物痛遭损毁,吴良镛为此很难过,“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对保护‘永远不能认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吴良镛认为,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1979年,吴良镛等人提出,“从单中心集中式城市结构过渡到多中心开敞式城市结构,是当今世界大城市结构发展的趋势;即将集中的市区分解成片,各片相对独立,有自己的重心,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同心圆式向外发展,而是呈带状沿着几个方向自由发展。”其核心理念仍是恩师梁思成的分散区域发展。

让吴良镛担忧的何止“摊大饼”。与周遭环境毫无融入感的摩天大楼、巨型建筑,同样令他激愤。在他看来,北京的特点是一座“平铺式城市”,平易近人,有大片水面,城中亦可远眺西山、近观景山,人与自然十分接近。然而旧城内相当多的高层“败笔”,使北京城的天际线遭受了破坏。

“中国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官意志在建筑的发展里面是很强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不乏真知灼见,贵在平等的交流和讨论。”作为学者,吴良镛坦承搞建筑非常难。“虽然我自己设计的房子不多,但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栋房子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有些精力不在建筑本身,而在面对某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你如不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的话,就停摆了。”

2006年,已是84岁高龄的吴良镛带领团队,开始筹备一项以北京旧城保护为平台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后名之为“北京2049”,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平台,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间组织。

而该研究项目,正是以吴良镛的标志学说“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北京2049”研究的地域层次,包括旧城、中心城区(即城六区)、北京平原地区、北京东南部地区、京津廊地区;试图从人口、经济、资源、城市交通、旧城保护、住宅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多个维度,设计首都的长期发展战略。

“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吴良镛说,“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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