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

原文首发于《郭华丽的blog》,感谢作者的真情分享,曾著文《自然天成香溪洞》。】

我出生在这里,那时它还被人们唤着“三合村”。三个生产队组成的乡村,自然就是三合村了,农村人最简单、最直白的称谓,就如那些我熟悉的村民,叫着“军”、“刚”、“花”、“梅”、“狗娃”…田野里随处一望,偶然碰见的一件家什,甚至养着的家禽的称谓,都可以是一个新生婴儿的名字。

混沌无知的时候我在这里、青涩懵懂的时候我依然在这里,年少的我被父母带着离开的时候,它依然是种菜、卖菜、鸡鸣狗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三合村,二十多年后父母又随着我回到了这里。当初离开这里,父母为的是我们的学业。直白地说,也就是想在我们成人后能做个不在土地里劳作的城里人。而父母想要回到这里,重新过上做饭前在地里顺手摘下一些瓜果蔬菜时,这里已是被称着工业园区的草坪社区了。

蔬菜组与社区,年少与盛年,似乎也就是那说不得遥远又说不得咫尺的,不能被想象穷尽,却可以被视线拽回又可以被视线无限放逐的回眸之际。

我想,我只是在城市的的某个神经末梢寄居了一些时日,求学、工作,着不同的服饰,说不同的话语,出入不同的场合,以便自己看起来像个城里人或比城里那些摆摊谋生,靠气力糊口的人更体面一些。“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常常地,我是如此不可救药地想到这些让我不能静心,无法自处的问题。

记不起在哪一天里,我站在距县城几公里之遥的、城市规划区内的我家房顶之上,看见了盛年的我那虚伪、薄凉、漠然、甚至是麻木的影子。后山的坡地依然生长着一荡一荡的庄稼;柿子树肥绿的树叶间藏着的柿子牛在等着秋风吹红;乌桕树依然扭着龟裂的主干向桑葚树发泄它的不满;村人在拾捡套种在包谷地里的绿豆,清除黄姜地里的杂草…眼里的一切亦如我小时候,依然静简,那些我熟悉,不熟悉的村里人依然活在他们的岁月里。我似乎不以为意,但总有些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这些距我最近的,看着我长大的,活的相对实在又有着纠结的村人,我想从他们的身上、生活里寻那个“活”的意义。

其娃舅父和舅娘

当太阳还在黑山寨的峰顶上做强弩之末的挣扎时,其娃舅父已经蹲在靠公路一侧的人家院前。因为个子矮,人又瘦,远远看不见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会以为是个等着父母回家的半大的孩子。脚下照例放着有寸把厚茶锈的紫砂大茶缸,时不时地会跟过往的熟人答上一两句话。这样看似清闲的日子一过也就是大半生。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怀念被村人请去杀猪的日子。这样的手艺在那时的农村是时不时可以改善家里缺盐少油窘迫状况的本钱。村子大了,杀猪这样的活计时不时就会有。把一条活生生的猪摁倒在门板之上,一刀毙命,这样粗暴的场面既是手艺的彰显,也是一个瘦小男人可以自豪一把的雄性的展演。没了声气的猪被泡在腾着热气的大木梢里,搓猪毛那样没有技术水准的活计是不用他干的。其娃舅父端起主人家准备好的一大缸子大叶子浓茶,咕咕咚咚地喝上一大口,取下挎在腰间的旱烟袋美美地抽上一口,看着小孩子互相追逐着拍打吹成圆球的猪尿脬…就等着忙碌在灶间的女人在桌子上摆好准备停当的大盘肥肉片子,大碗萝卜青菜,划拳喝酒,大口吃肉了。酒足饭饱,拿起油光光的扁担,一头挑着杀猪的家什,一头挂着主人答谢的一吊子猪肉,回到家里焖上一锅,看着孩子们争抢着吃的满嘴流油,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杀猪来你翻肠”,这是小时看《屠夫状元》里喜结良缘,夫唱妇随的圆满,比“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更让人有踏实的喜庆。我的舅娘不是那个夫唱妇随的本分女人。当然,“不本分”这三个字也只是其娃舅父背着我那识文断字的舅娘说的。

我那舅娘不仅是个美人,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农村,迎客送往,买油盐酱醋茶,卖包谷、瓜果菜蔬等的支出收入都是记在心里的;村里人劳作了一天在吃饭的当儿可以端着一个粗瓷的海碗,盛着溢出碗沿的一大碗饭串东家走西家,东家长西家短,闺女儿子儿媳显摆、唾骂絮叨一阵;村子里的媳妇婆婆甚至是闺女,没有上街走亲戚的时候衣服穿的随便,脚上、裤腿沾着泥巴,和开的上玩笑的村里男人开着酸俗的笑话,更有甚者,几个妇女一伙计,扒了那个毛手毛脚的男人的裤子,摁在地上,往裆间抹上厚厚的泥巴;农家户里男人偶尔打的自己的女人一边哭嚎一边硬着嘴狠狠咒骂;打的孩子膀子上、屁股上一道道红梁;男人女人可以不洗脚、不刷牙上床就睡…这些村人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习惯对于我舅娘一家就行不通了。

我的舅娘要把那些日常家用的鸡零狗碎都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一月的收支算的清清楚楚;舅娘很少跟村里人无所谓有所谓地絮叨笑谈;春夏秋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舅娘的衣服没有打着皱,沾着泥巴,我的舅舅、弟妹也都比我们清爽整洁;村里那些再吊儿郎当的男人,见了舅娘也不敢说一句荤话;舅父、孩子们不洗脚是绝对不敢上床睡觉的…舅娘和村里人之间隔着,隔着习惯、隔着言语。现在想来是隔着知识的,纵然那知识在舅娘的肚子里、脑子里谁也看不见,谁也读不懂,谁也接受不了。她似乎不像个农村女人,但实实在在的她就是个农村女人,地里家里锅上该女人做的活她都做着;她和我舅舅的话语不多,但她也给舅舅把饭端到桌子上;没见她骂过舅舅却见她被舅舅酒后打过,舅舅拳打脚踢她一直不躲不闪,一声不吭…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学校缺教师,舅娘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被招收到学校当了代理教师。舅娘的大女儿和我同班,小女儿上三年级。下课了我也偶尔和舅娘的大女儿一起到她的办公室喝口水或打墨水,反正我们总能找到到她办公室的理由。老师对于小屁孩的我们,那时岂是一个神圣了得。而我的舅娘就是老师,就是我们学校我可看得见的,可站在我们讲台上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虽然我一直畏惧着舅娘,因为我很少看见她笑,畅快的笑。在学校里却有好多次我看见舅娘笑了,虽然不是我们咧着嘴没心没肺的大笑,但我确实看见了舅娘的很多次,很多次,面对学生,面对其他老师时那种畅快的笑。

在我们上初一,也就在听说舅娘因书教得好有可能转正的时候,舅娘却离开了学校。我问小我几个月的舅娘的大女儿,她说不知道,好像是他爸不让她妈教书了,她还说她看见她妈一个人悄悄哭过好几次。当我有一天无意看见舅娘隆起的高高的肚子时,我知道舅娘不教书了原来是回家生娃娃了。在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放弃了教书,顶着被拉去强行堕胎的危险,舅娘又生了一个儿子。舅舅经常让儿子骑在脖子上,下地,串门,走亲戚,舅舅对儿子的宠爱就如我们村人说的:捧在手上怕摔了,噙在嘴里怕化了,没见过有这样惯娃的。四十多岁的舅娘已不似原来那般讲究,让人不可亲近了,或是日渐年老的缘故吧。

一晃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因我们全家搬进了城里,上学、工作,我也就很少再看见舅娘。舅父已收起了杀猪的活计,连最小的儿子也都十五六岁了,大女儿参加工作几年了,小女儿也开了自己的店子,我想舅娘和舅舅虽然言语不多,也就这样一辈子过去了。可九七年的一天傍晚,舅娘在安康的大女儿给我电话说让我赶紧到医院,她妈在医院抢救,她正在往回赶。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只见舅舅双手抱着头,倚靠在急诊室的墙边,二女儿爬在墙上哭,最终我们等来的是舅娘全身青紫的尸体。

舅娘下葬了后我才听邻居说,舅娘十六岁的小儿子不上学了,还在外面赌钱,要债的都找上门来了。舅娘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在高中上学,每周他都按时回来带些她给准备好的炒菜,蒸馍,一个周的零用钱走的,怎么可能没上课,怎么可能去赌钱,怎么可能欠下上万元的赌债?白纸黑字,人家拿着儿子亲笔写下的欠条。问学校老师,老师说儿子拿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在学校请了病假。自从要债的找上门来后几天了,儿子也没见回来…舅舅是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这样,也坚决不还钱,舅娘拿出了家里的积蓄还清了儿子的赌债。儿子回来了,却坚决不再去上学了。邻居也劝过:“村子里这么多娃都不上学了,不上就不上了,娃回来了,只要管住以后别让再出去赌了,这社会,干啥没有一条出路,非得上学一条路?”舅舅长吁短叹了一段时间,看着儿子窝在家里不出去赌了,见舅娘还是那样寡言少语的,就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家没有个七灾八祸的,农民一辈子也不就这样,几十年光景也不就这样过去了。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带着儿子给一操办婚事的邻村人帮忙时,舅娘就着一瓶烈酒喝下了整整一瓶敌敌畏。其实在他们回家发现时,人已经不行了,但舅舅死撑着坚决要送到医院抢救。“送到医院也救不活,一心要死的人,别人是救不活的!”如村人所说,医生没能救活一心寻死的舅娘。

舅娘的坟和我父亲的坟隔着一条沟,年三十、十五、十月一送棉衣的日子我们给父亲上坟时也总能遇见给舅娘上坟的三个儿女。父亲在世说起舅娘时感叹:你舅娘这个人好强是好强到骨头里去的,知识能成就一个人一生也会毁人一辈子。村里人偶然说起舅娘就说:女人就是女人,她是人强命不强,想自己是有知识的人,对人不冷不热的,我看她一肚子的知识就是一肚子的猪油,她被猪油蒙了心,哎,早死早托生,老天有眼,她那样的人,就不要再托生到农村。

偶尔地,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舅娘的身影,她总是很少笑,寡言着。我也总想,她有过理想吗,有过坚守吗?她是否跟自己、跟孤独挣扎过,是否渴望人群,渴望倾诉?她的一生也许就是这样自我认定,不肯妥协但又独自认命着,自觉不自觉地被夹裹在生活的洪流中,步履坚定,又朗朗跄跄地随波逐流,最后又义无反顾弃绝洪流,斩断人生。

写到这,我在想,如果她肯在人生的某一站坚定地停下来,看看四周,向远方翘望一下,是不是能发现别样的景致?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

王婆

都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有着几分姿色的,年轻的寡妇,无论你门槛有多寂寥,无论你有没有招惹是非的意愿和承受能力,无论你这辈子是铁定了心不再给娃子们找个后爸,但你都管不住那些意欲招惹你,琢磨你,怜惜你的心。

王婆在三十多岁时男人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末期,跑到汉阴县去串联,被人活活的打死了。离家时虎虎生气,英勇霸道的一个男人,回到家里是一具血痂凝固、冷冰的尸体(当然这些都是从外婆、我妈哪儿听来的)。十年的浩劫,人们的癫狂我只是长大后在书里、电影里、一些史料影像里看见过。王婆的男人死时我才一岁多,我妈抱着我见了那个不忍回忆的场面。王婆的小儿子比我小近一岁,那时还应该在王婆的肚子里,他爹给了他一条命,他爹却没能让他见过一面。妈说当时王婆哭昏了又醒来,醒来又哭昏了过去,嚎哭着,叫骂着,耷拉在地上,浑身上下全是泥,眼睛肿的睁不开,吐出的唾液里带着血…当时一岁多的我有没有被吓哭我不知道,但现在听见妈妈说这些,我还禁不住打冷战。

但王婆还活着,做了一辈子寡妇的王婆拉扯的六个子女都已相继成了家,并抱上了孙子,除了脊背驮着只能弓着身子走路,还自己下地,自己做饭,一个人过着。

三十多岁做了寡妇的,且稍有姿色的王婆,遭受的风言风语自打我记事起就听大人不避嫌地常常说,且常说常新版本不同,男主角不同。人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但也没有那个人敢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曾亲眼看见王婆和哪个男人勾勾搭搭,不清不白。在我懂事起,守着寡的王婆从来就没有惧怕过村人的风言风语。春耕秋收,自愿到家里帮忙的村里的、邻村的男人、女人王婆都是笑脸相迎,烟酒茶,大肉、蔬菜满盘满碗的招待,自己陪着打几个通关,喝上一铜壶柿子或包谷酒;可是谁敢在她的子女面前说些骚皮的话,她准保把你的十八代骂个遍;谁家有事了,生孩子、接儿媳、老人了她都会锅前锅后忙着帮厨,还不时指挥着旁的帮忙的人干这干那。

托尔斯泰在他那个著名的婚姻论中说:灾难到来是一样,承受灾难的能力却各有不同。王婆跟人骂架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个寡妇,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拖着六个半大的、嗷嗷待哺的孩子过,身体、精神承受了怎样的熬煎和磨难?我想对于王婆,这些都是来不及想的问题,地等着挖、老人病了等着拿钱买药、大孩子要上学需要学费、小的丢在家里让稍大的看着还等着喂奶、吃饭…精神是什么?身体是什么?倒头了就睡,这就是生活。我是寡妇,为了娃们我就守一辈子寡碍谁什么事了?关键是我不能倒下,我得活着,我得让我的婆婆活着,我得让我的娃娃们跟你们有爸有妈的娃一样的活着!“我就是个寡妇”,我清楚我自己我还有什么不能担当的,不能承受的?

其实王婆曾经也差点就嫁了人。儿媳妇的妈病倒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年。时间长了,儿女也都耐不住性子给擦洗翻身,做能咽得下的饭菜,洗洗浆浆了。一个长期在地里劳作的农村男人,你让他干地里活,出力的粗活不在话下,可真正要让他照顾一个病人,喂吃喂喝,抓屎抓尿,洗衣做饭,实在是难以周全。从亲家母病倒在床上到离世,王婆几乎是天天照应、帮衬着。在床上苟延残喘了几年的亲家母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魔掌离开了人世。人都是感情动物,几年的帮衬,守寡的王婆和送走了老婆的亲家公,天长日久,自然也就擦出感情的火花。在王婆帮忙照顾亲家母的时候也没见儿媳、儿子说啥,村里人也都想这两个搭一块儿过了,老了彼此也算有个伴,可最终这两人也没走到一块儿。究其原因:王婆的儿女不想让男方上门,男方的儿女不想让王婆住进他家。近五十岁的王婆这次没有像以前被人说三道四时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拍着自己的屁股叫骂,猫老不逼鼠了,儿女都有自己的家,各人的家都有自己一摊子事,哪能平白接受一个人呢,老了,都不得动了,谁伺候?

这事也没有再被谁问起,村里人说三倒四了一阵,不平了一阵,也就不再说了,王婆似乎也放下了,近半辈子都过去了,没个男人陪,没男人知冷知热的问候还不是过来了。

我现在也总在想如王婆这样的女人,她们因为清楚自己的状况,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的犀利、强悍,她们的疼不会给别人看见的。身体的痛苦,内心难以言传的疙疙瘩瘩,她们都能囫囵吞枣,自行消化,她们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女付出了,儿女也回馈相应的回报,她们不会向自己的内心低头,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过好是她们最近也最远的想头。

现在想来,村里人曾对王婆的说长道短,太多是善意的,有着关注,有着关切,有着痛惜,也有着促狭和猎奇,没有想到要伤害谁,只是兴致所起,只是给平淡的生活添一点佐料。他们可以一边说一边感叹,一时感叹里又透着兴奋,兴奋里又掩饰不住的羡慕…这样的流言也许是她们推动日子向前过,向好过的动力。”

十年前,我又从城里搬回我们村上。离开了近二十年,村里的一些小孩我都叫不上名字,甚至一些我都不认识了。我见了村里人也就是打个招呼,再想说什么,眼见着人家急于离去,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自小长大玩着泥巴,摆过家家,寻过猪草,拾过柴的地方,着我长大的村里人,现在却有了说不得隔膜的隔膜。那些左邻右舍,一条道住着的乡亲,不善于虚与委蛇,他们可以把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说的饶有趣味,那是他们认为可以说话的人。也曾历经过这样尴尬的场面:见我原来的同学,现在隔着一条马路的媳妇、李家的婶婶、下湾的张叔、雷家坡的媳妇几个人聚在一块谝的笑声四溢,我走进了招呼他们试图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他们谁都不愿再说话了,等我离开,他们笑骂声又起。他们不愿和谁说话,任你是谁,一两句应酬,对于他们都是负担。

其实王婆和他的亲家公一直来往着,一个寡居了多年的妇女,一个没了老婆的男人,不能名正言顺的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我不另嫁,你不另娶,我们已见不得儿女的脸色,我们也不愿向自己妥协,我们就这样,鳏寡的两个人,两个家渡完自己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日子。

太阳的颜色未褪,温度已失却了霸气。路旁白杨树上的叶子只要稍有一阵风就纷纷扬扬落下,地上的白杨树叶大多失去了水分,叶子的纹路如老年人裸在外面肢体上的青筋,突兀地显示着生命曾有的旺盛和坚韧。这一天,我和妈妈沿着公路转,无意看见王婆从独居的亲家公的房子出来,王婆一个人匆匆走在了前面,亲家公锁上门跟在了后面。我走了好远又回头望,王婆和亲家公两个六十多岁的人了,还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独自走着。我的心里突然开始绞疼,强悍了大半生的王婆,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东西也许都不重要了,人生原本不重要的东西不知什么时候又变得很重要了。那符合道德规范的,承认一个女人的一纸婚书,儿女的认可,对于她来说或许比名声、爱情更重要,爱情于她,是活在夹缝里。

今年六月,王婆的亲家公无疾而终了。在亲家公去世的那天,我是第一次真正看见王婆和他的亲家公在一起。亲家公的老衣是王婆亲手给穿上的,王婆坐在停在草上的亲家公跟前,用手一下一下扶他的眼睛,原本睁着的眼睛在王婆一下又一下的抚慰下终于闭上了。王婆没有哭,一句话也不说。一生送走和自己相亲的两个男人,这苍老、悲戚的面容下,还在流动着,供人活着的心血怎样在心房里左冲右突?村里人,连王婆的儿女,亲家公的儿女没有一个来打扰王婆,任由她坐在那里看着已失去生命体征的那个年老了的男人。

夜深了,我和妈妈一起回家。六月的夜,星光灿烂。我望向高远的夜空,听着事场上传来的唢呐锣鼓声,感觉这一切似乎很虚幻,虚幻的让人心慌气短。我挽起身边妈妈的膀子,一起向家的方向走,静寂的夜里“叮哐,叮哐…”高跟鞋敲击地面及鞋子和地面摩擦的“噗踏、噗踏…”的声音格外的响亮和谐。人一生,或长或短的一辈子,不是苦尽甘来,直来直去,总是拐着弯儿,打着旋儿,给你最温的情,也给你最硬的伤。

二舅

今年的国庆节连着中秋节,假期也就多了两天。妈妈和儿子从安康回来,亲戚之间你接一天,我接一天,妈妈的高兴全表现在了脸上。妈妈姊妹六个,两个兄弟,三个妹妹,妈妈是老大,尽所能关护几个小的,兄弟姊妹也都敬重着妈妈。

虽然妈妈高兴,但妈妈也有她伤心的事。大舅在今年八月份因病离世了,妈妈亲眼看着自己的大兄弟挣扎着咽下最后一口气。兄弟两个还有一个小她八岁的二兄弟,但二兄弟没有来接她,姊妹的欢聚里也不见二舅一家人。谁家接,到家里妈妈总会问:你没给你二哥打电话。知道电话打了,人家不来,妈妈也不再说什么,但妈妈对二舅的期待也是写在了脸上的。

其实二舅不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因为外婆的事,妈妈骂过二舅,其实三个姨姨也都在一起嘀咕过二舅对外婆的忤逆,但到二舅家去看外婆,当着二舅的面从来都不会说什么格外的话,人家几家的走动也算稀松平常。只是妈妈一再听了外婆说二舅从不搭理她,出进也都不会叫她声妈,甚至天热连电扇都不敢用,因儿子说费电。妈妈终于没能忍住,怒气冲冲到二舅家叫出二舅狠狠地骂了一顿。二舅那脾气哪能受得了这样的气,就是她老姐也不行,姐弟两个一架吵,终是在所难免。

妈妈是个急性子的人,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六十多岁的妈妈依然如此。急脾气甚至有渐长之势。二舅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小儿子一家还和他们住在一起,妈妈这样一吵,弄得左邻右舍都听见了,儿子儿媳也都在家,妈妈这样让二舅的老脸往哪儿放?二舅叫嚣:我不是东西,你不要认我这个兄弟,也给你们那能行的女子女婿说,别再上我的门,我们之间的这条路从今天起就断了。妈妈回来坐在家里还浑身发抖,强硬着说:把你能成的,白眼狼,我不吃饭不行我不到你屋里还不行!因为外婆和二舅住,妈妈去看外婆都得到二舅家,虽然未再有言语的争吵,但只要妈妈去了,二舅就走了,姐弟两个也没再说过一句话。

去年过年前,二舅就让小姨给我们捎话:你给她们说,今年谁都别去给我拜年,就是去了我也不接待。过年时我们姊妹三个商量,妈妈和二舅一直懊着气,谁都不肯和谁说句道歉话,为了缓和妈妈和二舅的关系,我们做晚辈的,于理于节,还是要到二舅家去,他不接待,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就要留下在你们这儿吃饭,他也不会真正把我们轰走。结果是我们去了,二舅看见我们进了院子,直接就把正屋的门关上进了一侧的厨房。我们自行开了门,坐进了屋里,二舅娘看见我们来了就喊二舅,在二娘的喊声中二舅这才进了屋。我想二舅不是因为我们进的屋,是怕邻居听见看见。面子、尊严在二舅四十多岁以后的人生里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结果是不知那句话又惹恼了二舅,二舅把我们提的礼物提到了门外,丢下了我们自行离去。

我妈妈现在说起二舅:原来好好的一个人咋就变成了这样了,简直变态了!我们能品砸出妈妈话语里的无奈和怜惜。几个姨甚至二舅的两个儿子都私下说:我哥,我爸性格咋变成现在这样了?!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现实告诉我们,没有那个角落能逃的脱变革风暴的席卷。我们这样的相对闭塞的山城,原本岁月静好的乡村,也被夹裹在这来势凶猛的风暴中。

适应能力强的大多人,顺着风暴的方向,不为自己赚的盆满钵满,也是殷实的小康之家。像二舅这样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自己的自己得的理直气壮,不是自己的坚决不会据为己有、不能很好抓住机会、不屑于投机取巧的自以为了不起,在这锐不可挡的风暴中站不稳脚跟,死扣着土地被吹得不辨东西的人,最终看见的就是别人住进了砖混结构琉璃瓦飞檐的楼房;别人家的硬件、软件更换迭替;那些曾经过的不如自己的也开起了私家车;人家的儿子不知道钱挣了多少,打麻将一百两百是混心焦;还有村民干脆把土地荒芜了起来举家外出务工…自己家还是一层水泥砖块堆砌四处裂缝的房子;自己的电视雪花点比画面清晰,家具老旧的能闻到陈腐的气息;自己起早贪黑侍弄着庄稼、菜园挣得钱补贴了家用几乎没什么储蓄;自己的大儿子好不容易在外甥女婿的帮助下办了安置卡当了兵,在镇山参加工作没几年又叫竞聘上岗给拼掉了,只能去更远的乡镇当了协警;自己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瓣成两半花,省着水、省着电,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自己的小儿子好不容易托人进了一家离家不远的工厂,因为嫌活太累太脏坚决不去在家晃荡着…

世事变了,二舅不屑着,也日日沉默着,别人眼中二舅的变态,二舅是不知的,还是二舅不屑于解释、诉说?只是二舅越来越敏感,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也会让他觉得刺耳;亲戚、兄弟姊妹给钱物那是对他的羞辱;老妈八十多岁了,还时时念叨“我这个党员一辈子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只要我活一天,我的党费就要交一天,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不能因为没钱交党费而让党组织开除了我的党籍”…在这样的生活里,原本春种秋收的希望和生机,在二舅的眼里心里是一团扯不掉、逃不开的冬天里的大雾。他不再走亲戚了,不再和村里人闲谝了,也不再热情搭理到家的亲人了。明知道一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他也说过猪不是猪了,萝卜白菜不是红是红白是白了。他自觉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墙,自觉地把自己禁锢在了高墙之内。与外面的世界、与热闹喧嚣的人群隔绝了,固执、孤独、渺小、无助。成了儿子眼中的不可理解进而不可理喻,成了姊妹眼中的变态。

这是我自己为是对二舅“变态”的理解。但我从未试过跟二舅好好谝上一次,我只是在看见他时,心里一揪,太多时候我都忘了这个二舅的存在。他就这样身体力行的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用你们的行为可怜我;不要跟我说你们自己以为体恤的废话;不要用你们的钱物周济我…他要么不说话,说话已不是说话,是咆哮。

十月一的前几天,也不知和二舅娘因为啥,二舅抡出手里的茶缸打在了二舅娘的头上。听弟弟说当时血就留了出来,弟弟急忙叫上他哥一起把舅娘送到了医院,舅娘头上缝了九针。在舅娘住院的几天,二舅一直没到医院去看,当听说舅娘的娘家人知道不行,要找他论理,二舅娘的侄儿甚至扬言要打他一顿时,二舅还火冒三丈地说:让他来打,我还早都不想活了,把我打死了我也就一了百了了。

二舅的大儿子在和我说起这件事情,提起二舅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和忧虑。我说二舅这是心病,他认为日子过的不如人,儿子不如人,他不甘心,死撑着,但已没有心力改善,其实他的内心应该是很苦的。我总觉得二舅就是一个在变革的风暴中找不到方向,茫然失措,最终丧失方向,在缺失的自我归属里患上自闭症的人。我给二舅的大儿子建议能不能带二舅到省城看看心理医生,通过心理医生的辅导和治疗也许我们能找回原来的二舅。二舅的儿子说:他胃疼了这几年都不到医院院好好看看,还能带他到西安看心理医生,他再知道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还不把我暴揍一顿?其实他也没真正伤害到谁,他已经够沉默寡言的了,若是他知道我们都以为他心里不健康心里有病,他心里也许比现在还苦。

听了弟弟说的这些我也觉得惶惑。那些患了自闭症的孩子,被专家称为“天使的孩子”。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不见险恶、看不见龌龊,任你世事如何变,他们都有自己最真切、最纯粹的快乐,他们是天使的孩子。只是我知道二舅看见了太多,也知道太多,那一天天的生活,作为一家之主的他沉默着,但一直撑起疲惫的精神一日日过着。历经了太多的世事,他做不回天使的孩子。我祈祷天使能在不远的一天住进二舅的心里。

没有结尾的结尾

如果我愿意写,这是一篇永远也写不完的文章。因为人生无穷尽,生活无穷尽。生命就如运动场上起跑的接力赛,既然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无论你愿不愿意在这场比赛中角逐,后面递上来的棒子都要你无可选择的接在手里。我可以让我的文章到此结束,但生活还在继续,一辈一辈将永远继续下去。

我在写这些和我血脉相牵的亲人和无关的亲人的时候,我一直告诉自己要秉持真实、原貌,不因个人的情绪、爱好对他们作出带色的抒写,但我知道我还是把自己的情绪融了进去。我想藉由他们,对生命有所思考。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始终都是沉郁的,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活得混沌、活得艰难、活的麻木、活得惶惑,他们都没有向生活、向自己的内心低过头。

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两年前就开了头的,但一直放在哪儿,不想续写。我宁愿轻松空虚的活着,也不想再去碰触生命的深渊。就如一位作家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岁月是和平演变的高手,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如果身边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走向心灵的衰退,当一个人觉得健康的活着比创作更重要,那一定是心灵衰退的表现”。我不是一个作家,但我确实看见了自己心灵的皱褶里杂草丛生。

当我又重新抒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乡村、我的村人已发生了可谓天翻地覆的变化。鸡鸣狗吠的“三合村”已经从旬阳的历史上彻底消失了,新兴的工业园区已初具规模;原来侍弄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居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如今黄土黑土赤裸着等待建成廉租房,地被征用,一家子一下拥有了不曾想见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百元大钞,可以端着茶缸轻轻松松一坐半天,打打小麻将…只是有些年长的,总会忘了自己的土地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跑到自己曾耕种的地里,又怏怏而归,就这样城不城农不农的尴尬着…又有什么还可再抱怨的呢,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了养老金、生病住院了有合作医疗补助、生活相对拮据的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不管是农民还是居民,生活还在继续,日子更有奔头,这不就是活着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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