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批评方法

原文首发于《岳路平的博客》,感谢“岳路平”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泛太平洋的爱情故事》】

今天,中国有没有好的批评?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批评的娱乐化、吹捧化、功利化和山头化…都在不断地向我们传递一个强烈的信号——今天的批评是“坏”的批评。它没有原则,它居然不唱反调,它无法行使监督的使命,它丧失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

也许,我们还可以下一个特别刻薄的结论,中国的批评不是好和坏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些人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没有批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一上来就问,怎么批评?而是要问,还有没有批评?或者更加务实的方式就是展开对于批评的批评:批评批评本身。因为,如果这个最基本的根基问题(批评的前提)没有弄清楚,我们如何可以批评?

其实,现在也并非没有那种敢批评的人。比如一些初生牛犊,还有一些既得利益的受害者,或者说仍然执着于理想原则的那些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有比较系统性、具有广阔视野和一针见血的批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没有批评的土壤、营养和空气。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要要求这些想批评和敢批评的人的水平特别高,就鼓励他们随意地批评就行了。

空气如此稀薄,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批评的生存权。我们需要的不是苛求批评的质量,而是解决批评的有无。我们只希望批评能够活下来,批评越来越多。批评多了,自然就批评好了。

就让批评更加随意些吧!更加随意,就意味着批评变的更加容易,批评的成本就更加的低,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批评。当然,批评可以随意,不意味着鼓励漫骂和毫无建设性的发牢骚。

然后,批评也必须是行动的。因为,再好的批评文章,在今日中国如此堕落的发表制度下也会被污染、糟蹋。所以,一个真心要批评的人,还要操心去琢磨他的读者是谁?他希望的读者在何时何地看到他的批评?

为了使有效的批评可以被重视,可能他还要象我一样用十年来艰苦地建设一个让人用心倾听的环境。这样,一个真心想批评的人,就必须变成一个行动者,他不可逃避地在今日中国要包揽批评以及批评的生态链里所有环节的大事小情。

当然,也因为他行动了,别人才更加容易相信他是真心的。因为他花费了生命中的太多时间,才有机会让别人感动,才有可能获得一些哪怕一开始只是单纯怜悯的关注。即使是如这样的用行动来进行的批评,仍然还是会流产、夭折。因为,一个真心批评的人,不一定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如此艰苦的批评条件下完成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同时还要受到视野,教育机会,生存压力,以及横行整个时代的惟利是图的困扰。

然而,一个真心想批评的人,除了尽可能地行动,他还能做什么呢?

NO Z TURN

为什么中国的批评出了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没法批评?为什么很难批评?其实跟我们这个国家30年来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30年以前的事情我们暂且不说,就分析分析这30年来的事情。改革开放,成就巨大,负面也多。但是,没有人否认功大于过。

最近胡锦涛主席说“不折腾”,有人形象地翻译成为“NO Z TURN”。这个“不折腾”的说法就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政策实际上要强于法律。至少说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吧。

简单地说,大家应该好好地搞建设。办法,我们都已经想出来了,不左也不右,你们那些左的或者右的,就不要折腾了,一折腾又把事情给耽误了。折腾的人主要就是那些原先要“批评”的人,无论是朝左,还是朝右,无论批评的动力是什么。

这样的结果是——原则上,批评是很难有空间了。因为,至高的权力希望“NO Z TURN”。那么原先可以批评的学者、独立意见分子,就很容易放弃批评,纷纷加入到“表扬”“建设”,或者干脆参加到“建设”的队伍中去了。

这些“建设”的队伍在什么地方呢?一个队伍叫“体制”,另外一个队伍叫“市场(前面应该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很多很优秀的人,都去“表扬”而不是“批评”现行的“体制”,都去帮助“市场行为(房地产,股票,艺术市场)”进行“包装”而不是“打假”,帮忙“呐喊”而不是“抗议”。原先应该帮助受现行体制压抑的不平等部分“伸张”的声音变成了继续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力量,原先应该帮助在市场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讨回损失”的力量变成了让受损群体继续受损的帮凶。

建设的确是不断取得成就,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NO Z TURN 也许是没有错的,但是“NO Z TURN”的原本意思应该是“又快又好”,而不是成就了一批的同时严重伤害了另外一批,不周全的“NO Z TURN”一定会导致更加强烈的“Z TURN”。未雨绸缪的“批评”和“丑话说在前头”的小“Z TURN”反而可以真正达到一种有广泛共识基础的“NO Z TURN”。“NO Z TURN”应该是各方一起同意,或者说大致同意的“NO Z TURN”,而不是少数人认可的“NO Z TURN”。

文艺批评的机会——批评的经济学

在“NO Z TURN”的条件下,直接的政治批评是无法进行的。经济批评则有谢国忠、朗咸平等人在隔靴搔痒的情况下发出了声音。文化艺术领域的问题则是“危险”和“机会”并存。危险在于,比如“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合体。既然是一体的,我们批评其中一个点,实际上就是批评了整个面,也就触动了整个体。这是艰难所在,首先,你很难“批评”它,因为批评了,就是有可能犯了“Z TURN”的错误,另外“NO Z TURN”的政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效应,就比如只要你“NO Z TURN”,并且加入到建设“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你就会获得很多利益。这样,“批评”的动力就会被一万元一万元地收买了。“NO Z TURN”是有奖的,“Z TURN”则会受罚。这种奖罚的不成文制度导致进行中立的文艺批评的成本无限上升。

好了,机会在哪里呢?机会就在于,如果这种奖罚制度对你是无效的,那么你至少“保留”了“批评”的权力。好在,我觉得,很多“独立”人士的人生价值没有完全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毕竟,今天的中国还运行着金钱之外的其他度量衡:道德、正义、真知、理性、善良。其中的良知部分可能是由长久以来的“家教”传统支撑的,无须“国家”支撑;其中的“理性”和“真知”也许一方面得到古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鼓励,也许还有全球化条件下西方“理性”力量的支持。而“正义”这种东西,更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就会很强烈地存在着。

一旦我们意识到仍然有金钱之外的度量衡,那么,文艺批评实际上跟政治、经济批评比起来是要容易很多的。道理很明显,政治批评太危险了,搞不好丢了性命;经济批评也很可怕,因为你直接触动的是人家的真金白银。文艺批评则相对安全的多——最多就是不要他的钱。况且,能够被利用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像直接通过行政和官商裙带获得的利益那么多,那么强烈,所以失落的程度也不会那么深刻。

还有,文艺批评主要发生在感受力的层面,就是说,比起权力和金钱,文艺还是比较抽象的。所以说,在“NO Z TURN”的条件下,如果你还想“批评,批评!”的话,选择文艺批评是比较划算的。等待天气变暖了,可以试试经济批评;等到万物复苏了,我们可以再试试政治批评。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批评”的经济学——一定要考虑批评的成本和收益。否则怎么能够玩得过惟利是图的官商裙带。政治经济批评成本是一般的独立人士无法支付的,就先放放。等到这个社会有足够的批评成本的时候,再来。

批评家

图片来自网络

那些随意而又行动地批评过的前人们

为了让大家增强文艺批评的信心,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一些进行文艺批评的成功案例。看了这些案例,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其实文艺批评也是很了不起的。在这片天地里也可以有一番作为,特别是考虑到在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批评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完全应该号召有胆量,有想象力,有才华的人们加入到文艺批评的队伍中来。除了让大家增强批评的信心,还希望大家从这些案例中学到一种由内而外,尊重情感、直觉、内在冲动的精神(也就是随“意”的精神),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批评者,都是在倡导大家去挖掘“渴望”、“欲望”、“个性”这种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身体之中的自然资源,他们大多都反对已经成为阻力的陈词滥调的“法则”、“教条”、“规矩”。就象歌德说的,“不要用别人的翅膀,而是要用自己的翅膀去飞…”

与此同时,那些伟大的批评者,也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完事的,他们不但批评了腐朽和堕落的东西,同时还要力挺那些“用自己的翅膀去飞”的艺术家。就是说,他们不但说,还要做。否则,事情是没有办法干成的。这种又随意,又实干的批评方式也正是我们要特别鼓励的。

近的先看德勒兹,这个家伙被福柯称为“从哲学深山里突然杀出来的农夫”,可见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批评者,这样的农夫级人物可以轰动批评武林,的确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批评但是错误的以为自己的“基本功”不行的同志们壮壮胆的。据说德勒兹“用片段来对抗哲学机器的总体性”,“用警句对抗逻辑”,“用笑声和反讽对抗严肃和伪饰”,“用文学对抗哲学”……这些行为都是鼓励我们进行随意的、行动的批评的精神来源。

德勒兹尤其关注“欲望”,欲望是和尼采的“意志”很像的一种创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颠覆性,主动、积极和肯定性的力量都应受到鼓励和释放,世界因此才能处于永不停息的更新和变革状态中。但是,他也意识到欲望遭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封锁,这部机器在不停地对欲望进行编码和领域化,使其生产能力静止、停滞和瘫痪。为此,德勒兹不停地对资本主义机器进行攻击,他寄希望于“欲望”机器,他们充分发掘欲望的生产本性,他倡导一种游牧思想,一种永不停息的欲望生产,一种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一种驰骋高原的身体奔突,一种混乱不堪的力比多流。”

鼓励本能、冲动,反对摧毁本能和冲动的驯服机器,这些跟我们说的鼓励随意和行动,反对驯服“Z TURN”的机器的做法是一致的。

如今,德勒兹的影响遍布人文科学的各个角落,他的《反俄狄普斯》和《千座高原》业已取得世界性的声誉。我们如果也变得像他一样勇敢,说不定也可以影响一些角落呢。

往后推看波德莱尔。1845年,波德莱尔写了他的第一篇沙龙评论。对他来说,艺术就是个人气质的率真表现,法则必须从艺术中,同样也必须从批评中加以驱除。批评必须是有偏爱的,充满激情的,政治性的,来自一种独特的观点,这样才能扩展开艺术的天地。他当时力挺的是被他认为更有新意和更能表现美的浪漫主义。这并不是由于浪漫主义选择题材的独特,也非浪漫主义描写的真实性,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独有的情感态度。不能从外部,而必须从我们的内部,从心底,从灵性,从色彩,从那永无满足的渴望中去发现它…

我理解波德莱尔这里说的“渴望”就是德勒兹关注的欲望。波德莱尔说的“内部”、“心底”、“灵性”…就是德勒兹煽动的欲望的生产本性、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驰骋高原的身体奔突,混乱不堪的利比多流。

它是混乱的,所以是随意的。它是本能的,所以是行动的。冲动就是逻辑,意图就是章法,行动就是理论。

波德莱尔、蒲鲁东、商弗勒里、曼茨、弗罗曼丹…他们一起集合起力量,在19世纪的艺术批评史上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最后看看歌德。年仅23岁的歌德为庆贺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建成,写了论文《哥特式建筑》,并以之反对一年前出版的《造型艺术的一般原理》。歌德相信,本色使美术显示出他真正的特性和最好的效能。他并不相信艺术理论的作用,而信任自己情感的经验。因此他反对当时很多的把哥特式艺术视为蛮人风格的看法。他说:“哥特艺术不只是强劲和粗犷,而且还具有美,它的美有别于罗可可的唯美主义和那种软弱的美,艺术并不完全屈从于美。真实、伟大的艺术比美的艺术要更加真实和伟大。人身上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一当生存得到保证,这种特性即发挥作用。看起来他有如半神,努力使自己不再迷惑和恐惧,他让自己的精神统驭物质。只有情感使得蛮人们在生产中达到精神上的联合。但不论是来自蛮人粗犷的感情还是来自精致优雅的感情,艺术都是完满而富于生气的,只有带个性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一切的天才都不必去寻找模特儿或法则,不要利用别人的翅膀,而要运用自己的翅膀去飞…

这些同道,批评起来都挺随意、随性的,都凭借直觉和真实情感的经验。同时鼓励从内而外的欲望、渴望和感情。而且批评的原因也就是简单地看不惯现状,都反对外在强加的法则,反对陈词滥调的教条。都有比较明确的可供攻击的“靶子”。最后呢,由于方法得当,敢想敢说,就真的把事情干成了,影响了很多角落,产生了很深远的作用。

在西安,我曾经随意地批评、行动地发表!

实际上,在没有了解到这些先行者的勇敢之前,我也常常在干着同样的事情。等我看了这些故事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做也行,而且很行。原先的那种试试探探就开始变的越来越明目张胆。我同时也想到,这种随意和行动的批评的意识,其实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只是后来总是被一些不三不四的声音吓唬住了,不敢去开采。一旦有人给他壮壮胆,他可能就会猛然惊醒。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过去随意的对自身进行的开采行为。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人壮胆——连我这样素质的家伙都偶尔偷袭成功,那么你也一定行的!

12年以前,我还是一个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在一堂素描课上,就是简单地对课堂的素描训练方法不爽,晚上就回宿舍噼里啪啦地胡乱写了一万字的信,痛快地“批评”了我所就读的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学制度,说这个制度屠杀学生的想象力,对现状采取掩耳盗铃的做法。其实我现在回头看看那封信,常常会脸红和后怕——里面的很多引用和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我居然勇敢地写完了。而且写完了之后,我的发表方式就是把这封信寄给院长。也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发表方式,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院长也没有指出我的那些明显的缺点。

没有想到,我的这种随意而业余的批评成为一个重要的铺垫,让我在两年后的毕业展览上突破禁区,成功把一个当时属于禁忌的装置作品射进一个保守的学院毕业展的球门。更加令人兴奋的是,裁判(院长)判罚进球有效,我还成了他的研究生。从此以后,西安美术学院的学术突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今天回想起来,实际上院长奖励的是我的态度,而不是其中的细节(因为信中的细节错误连篇),也因为我的发表方式直接而有用,所以没有必要发表在什么“正式刊物”,这种结果也鼓励了我更容易采取“行动”的发表方式,而不是被那种遭到“买卖版面”等学术腐败行为污染的“学术刊物”所拖累。

成为美术学院院长的研究生,在很多人看来是成功。如果考虑到衣食无忧的个人生活质量,的确是这样。可是,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我把这些“收获”看成是我批评西安美术学院教学制度的战利品。如何继续用“随意的批评”和“行动的发表”方式(虽然当然仍然是无意识的)扩大战果才是我应该考虑的。因为我意识到,我偶然的一次对禁区的突破完全不表示保守的学院已经全面开放。特别是接着我听到了很多令人不快的说法,一种比较刺激我的说法是:我不过是院长装饰学院的保守现状的花瓶。

如何使这个花瓶变成一个真实的宽松环境,被我认真的考虑着。我渐渐意识到,延续我“随意的批评”和“行动的发表”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在不依赖学院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就是要在西安的真实环境里面建立一个A选项(学院-美协-画院)之外的B选项的“行动的发表”方式。如果成功,那么“发表”就同时也是“建设”,这种诱惑对我而言变的前所未有的强烈。

一开始,这种“发表/建立”的工作是游击式的。我出国、去上海、北京串联我的同道,开始在西安这坐城市的隐蔽空间实践独立的当代艺术,同时配合着也探索互联网这种新工具(既解决发表的内容,也解决发表的渠道)。目的是为了巩固院长已经赐予的战果和扩大这种战果(很明显,在学院这种象牙塔完成了突破固然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如果这种突破不能贡献给真实的社会和城市,实在不算胜利)。

2006年,刚从英国返回的我,试图依靠房地产,在西安高新区建设当代艺术基地,希望我们的发表渠道变得稳定和更加安全。之后流产,但是这次流产的过程却孵化了后来西安纺织城艺术区的种子——利用房地产公司给我提供的办公空间和设备,接待了英国艺术家马克,完成了西安第一例国际驻地计划;为五位艺术家在新加坡策划展览,鼓励艺术家在城中村策划展览,鼓舞了艺术家对建设艺术基地的热情。

2007年,纺织城艺术区水到渠成。2007年6月25日,我策划了纺织城艺术区的第一个展览“西安文献展”。这个展览的成果之一是引进了马清运的马达思班进入纺织城艺术区。突然之间,我们的发表环境似乎一夜之间得到了突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我们可以发表的东西越来越多,读者也越来越多。

2008年,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和马达思班的支持下,我策划了“西安当代艺术十年回顾”。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相对系统的“批评的发表”工作。作完这件事情之后,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批评空间了。

回顾过去近十年的时间,我特别骄傲我的“批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那一封万言长信,批评也并没有止步于校园,我的脚步从象牙塔踏进了社会。那封长信现在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替代空间,而且越来越宽阔。一个参与教学改革的学生变成了参与社会能量更新的教师。我仍然在写信,只是收信人从一位大学校长变成了大众(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会的建设者(市长、省委书记、建筑师…),简单的批评变成了夹评夹建、夹破夹立的工作。我当年获得院长赐予的特权现在变成更加多的同道人可以共享的自由空间,哪怕我们仍然没有获得全面的自由。

2009年,经过十年艰苦的批评和发表,以及各种内外效应的发酵,我们的努力获得了栗宪庭操刀的“群落,群落!”第五届宋庄艺术节的关注。在这次展览上面,我们不但完成了西安“批评/发表”工作“全国化”的第一次任务,同时我们通过作品被收藏,收藏的收益转化成为西安群体北京驻地建设成本的方式,实现了西安和首都北京乃至全球能量对流的渠道建设的初步工作。西安的“随意的批评”和“行动的发表”经验转而要贡献到全国的批评和发表工作中,西安的能量将要更多地参与全国替代空间的建设。收信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我们“批评/发表”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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