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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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平门,便看到一队一队打着红卫兵或革命造反队旗帜、举着毛主席像或毛主席语录牌的人流涌向西交大,大部分是去串联的,也有带着慰问信或贺喜大字报,敲锣打鼓去走访慰问的。西交大的校门口人更多,热闹非凡。学校周围的篱笆上尽是大字报,看的人也很多。我走进大门,校内更是拥挤不堪,在体育馆门前,参观的队伍排好长,里面正在展览“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的照片和实物。

我辗转找到高中同学李丰有的宿舍,但他不在。他原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聪明好学,待人热情,考入该校工程物理系。听他们同宿舍的同学介绍,他还是系学生会的什么干部,可能接待来访群众去了。同宿舍的同学热情地让我坐下等,但干急等不到。快吃午饭时,刚好碰到高中的另一个同学谷玉海来宿舍找李丰有。他个头短粗,黑乎乎的胖脸盘,大大咧咧不善言谈,但很聪明,虽然没怎么用功却考入西交大无线电元件系。我们好久不见了,见了面分外亲热,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手紧紧握着嘻嘻哈哈互致问候。他拉着我到饭厅吃完饭后,又带我到动力系找到高中的第三个同学王玉申。他个头瘦小,不爱说话,但记性非常好。我们交谈了一会便一起去找李丰有。他刚好回宿舍拿什么东西,看到我非常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但他太忙,只跟我说几句话,交代他们俩陪我玩就匆匆走了。他俩陪我在校园里边浏览边交谈,路两旁都是大字报,看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他们俩干脆把我领到一块人不太多的草坪上盘腿坐下来交谈。我把在洛南县搞“四清”和文化革命的情况简单谈了谈,主要听他们介绍他们学校和近段西安市的文化革命情况。他们着重给我介绍了他们学校发生的所谓“六·六”事件。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时,西交大广播台打破惯例没有转播,同学们认为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第二天上午,行政楼前贴出许多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晚11时许,陕西省委紧急抽调5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由严克伦率领进驻西交大,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并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全校同学辩论“校党委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同时,校长彭康宣布停课3天,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学生会主席唐素等一批学生干部很快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却越来越多,并怀疑工作团包庇校党委。

6月6日,以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为首的众多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并怀疑省委有黑帮、黑线等。接着,他们又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和陕西日报社反映学校工作团包庇校党委的情况。他们态度激昂、言辞激烈,强烈要求撤走工作团。中共西北局严词拒绝,并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是反革命事件。当晚,他们指示工作团组织队伍镇压、反击、追根子。

第二天,工作团在全校开展排查和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并采取逐个登记、照象、电话录音等措施。各系召开大小斗争会围攻、批斗被查出的“闹事”学生,不少同学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8日,学校工作组把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等人戴上高帽子批斗后游校。当天,王永婷跳楼身亡,第二天中午李世英自杀时被及时抢救未遂。他在给父母亲的遗书中说,虽然他受了打击,但他不埋怨党,也不要父母亲埋怨党。后来,工作组又在全校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活动,逐个追查、人人过关,批斗了许多同学,白色恐怖笼罩校园长达40余天。听他们俩介绍,我不住惊叹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比我们在洛南的斗争激烈多了。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许多心里话还没怎么说就吃晚饭了。晚饭后,王玉申有事忙去了。谷玉海把我送到校门口,我和他告别后往回走。走到东大街陕西日报社门口时,看到许多人挤在门口旁边的橱窗前吵吵嚷嚷,过去一看,报栏里挂着一份当天的《陕西日报》,透过灯光清楚地看到头版印的毛主席像后不偏不斜地印有“纸老虎”三个大字。许多人气愤地涌进报社要找总编和排版人辩论,我也随着跟了进去。门卫的军人让众人在院子里等他们去叫,但迟迟叫不来总编和排版人,却让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来搪塞群众。群众不答应,吵嚷着要他们的总编出来答话。我看时间晚了就离开报社走了。

走到钟楼西边的一个糕点门市部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门口和门市部的人激烈地辩论着。我走近一听,原来是门市部的那个女店员把门口贴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撕掉后换上“坚决支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兰涛同志的讲话”的标语了。那些人质问门市部的人为什么撕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那个女店员的态度稍微好些,耐心地解释着,但另一个好像是门市部的头头,态度很蛮横,说什么“刘兰涛的讲话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威胁说:“谁敢反对刘兰涛同志的讲话?”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越来越激烈,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都想压住对方。

我看看门市部的表,时针已接近12点,立即离开他们蹬登上电车。乘车的人不太多,我掏出四分钱买好到西城门的票后就找空位坐下,有几个人正在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着,说现在最顽固的保皇派就是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啦…我一听就明白他们是造反派,说明目前大专院校中造反派已经是大多数了,心中倍感欣慰。电车很快到西城门停下,我下车后快步往学校赶。

回到房间,同学们都已经熄灯睡了。我们宿舍住了7位同学,放着5张下铺的床,靠窗放一张共用的三斗桌。我在桌子东面的下铺,上铺是江苏启东县来的黄炳球;对面的上铺是四川自贡市来的王人武,下铺是黑龙江伊春市来的谷成义;和他们紧邻对着门口的上铺是南京市来的林瑞生,下铺是浙江绍兴来的陈美绍;门口靠前墙的下铺是陕西韩城县来的张希俊,上铺是我们7人存放东西的,靠我的床头处放着脸盆架。我们7人来自7个省市,语言难以沟通,尤其是江苏、浙江的家乡话我们几个一点也听不懂。但是,我们都能听懂谷成义的东北话,大家都尽量说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懂时就让谷成义翻译。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把被子打开、从盆架上取出脸盆到卫生间洗漱。回到房间刚躺下没几分钟,突然,学校的广播响了:“通知—通知—,同学们马上起床,同学们马上起床,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反复播送几遍后又播放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一听到学校通知,我立即拉开电灯叫他们几个快起床,然后先跑出宿舍到外边的马路上集合。人还未齐,稀稀拉拉的队伍已经往东校门方向出发了,我借助路灯赶快跟上。出校门后,同学们几乎是连走带跑,队形熙熙攘攘穿过西城门后,直奔东大街陕西日报社。刚过钟楼50米左右就停下了,放眼望去,整个东大街影影绰绰飘扬着红旗、校旗及毛主席像、语录牌。辩论会已经开始,喇叭里正传出各单位代表的声讨发言,我们便就地坐下来听。代表的发言个个义愤填膺,说报社有意侮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陕西日报社
如今的陕西日报社 图片来自网络

天快亮时,我听到大会提出六项要求让省委立即答复:一是陕西日报立即停刊;二是揪出报社总编斗争;三是要求刘兰涛和霍士廉必须参加斗争会,但不能发言;四是此事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五是马上举行游行示威,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到天大亮了也没游行,估计省委可能不同意正在交涉,大会主持人让我们大家继续静坐示威。

已经半晌了,我们一直坐在大街上没有饭吃、又饿又困。广播里不时播放着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我和刘瑞池正在无精打采地互相小声议论着,忽然有人喊“我们西工大的要撤走”,我们都暗自高兴,立即站起来跟着队伍往西拥。但走到钟楼,又有人喊:“同志们!同学们!不要走,一走,我们奋战到现在就白费啦!”前边的同学立即掉头拐了回来,好像没人指挥,一窝蜂似地又回到原地乱七八糟地坐下。

将近中午12点时,许多同学受不了太阳晒,坐到路边的树荫下,马路上的同学们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地围坐着谈天说地,有的同学已悄悄溜走,学校也没人管。我们班的刘瑞池等3人在树荫下不时发着牢骚。“我们学校的头头干啥去了?”“说不定他们在哪儿吃饭哪,叫我们在这儿受洋罪…”连天的奔波,我实在疲惫不堪,也无心和他们说话,独自坐在马路边打起瞌睡来。正在我迷迷糊糊时,刘瑞池走到身边推了我一下。我抬头睁眼一看,他们几个正一个接一个地悄悄离开。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往西大街走。走到鼓楼时,马路上没有静坐的同学了,我们便聚集一起互相开着玩笑、发着牢骚有气无力地走回学校。饭堂已经关门,我们也顾不得饿,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便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根据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安排,从社教地区回来的各班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65届52专业是一个大班,下面又分5251和5252两个小班。上午,两个小班先开会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5252班采取投票的办法推选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结果,李世文得全票为组长,张云忠和我都是14票为副组长。我很歉疚,害怕干不好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想到,既然大家选我了,也不好推辞,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干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组织人下去宣传发动群众。但我认为,我们刚从洛南回来,对西安的情况还不熟悉,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学习了解熟悉情况,如果出去一问三不知怎么给别人宣传?大部分同学赞成我的意见,最后,组长李世文宣布我们近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大字报,了解学校和西安市近来的文化革命情况,并强调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要看,以便全面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晚上,我们大班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后选出两人,一个是我们的老师盛希福,另一个是5251班的谭玉兴。开完会,我听说到宝鸡社教的八系同学回来了,马上跑到21舍找高中同班同学璩金生。他刚吃过饭回到宿舍,看见我非常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正想去找你哩,没想到你已经来了。”我们俩交谈了好一会,互相介绍了近段的情况。我还给他介绍了去西交大见到我们班的三个同学和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情况等,看同宿舍的同学要休息了,我就和他告别回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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