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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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西安市儿童剧院的年轻演员们,思想单纯变化快。在洛南时,有些人开始支持我们学生造反,后来跟工作队领导一个鼻孔出气,成为批斗、围攻、打击我们的急先锋,但一回到西安又立马变成革命造反派了。28日这天,他们专门到我们学校慰问演出两场,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和我在一个生产队搞社教的路林和赵国芬没有来,这让我很遗憾。路林和我关系很好,亲如兄弟。工作中,他总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和我谈心,开导、安慰并鼓励我。我们俩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知心朋友。

陕西日报社变化也很快,8月29日,他们在头版刊登出标题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社论。社论中谈到,省委对西交大的所谓“六·六”事件彻底给予平反,并肯定他们是革命行动。同时,省委还检讨说:“这个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另外,《陕西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的文章。但是,同学们的大字报里却说:“省委只是迫于压力才假惺惺地在口头上承认错误做检查的,从他们的许多行动看,骨子里仍然不甘心失败。目前,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暂时处于平静状态,预料省委的那些黑帮可能还会来一个大反扑。”

9月1日,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出周总理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内容是让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一次,到毛主席身旁学习革命知识。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令我们高兴极了,个个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不时在校园里回荡。

但是近来,陕西日报社抓住西交大中个别坏人的“打、砸、抢”行为,肆意歪曲和捏造,扩大事实真相,攻一点不及其余,企图歪曲抹杀西交大的革命主流。他们不仅印刷出大量传单,开着汽车在全市散发,而且还把传单夹在报纸里送到全省各地各订户手上。同学们纷纷贴出大字报 “省委假检讨真对抗的丑恶嘴脸”、“省委何其毒也”…

许多同学想去西交大了解他们学校的情况,看他们有何反应,我也有这个想法。9月2日上午,我和李建亭、黄炳球、高景崇同学结伴一起去西交大,走到雁塔路口时,李建亭提议先到儿童剧院看望一下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同志。我想也好,于是,我们改变方向顺着雁塔路去儿童剧院。

来到儿童剧院,已近中午,和我们共过事的王文堂、刘金萍、孟庆侠、高金铭等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宿舍,又是沏茶倒水,又是张罗着到食堂给我们打饭,煞是热情。但奇怪的是,原来对我一直很亲近的路林却冷冰冰的,只打了个招呼“老田来了”,就借故溜走了。和我很熟的范文焕连句话也没说就躲起来了。我问怎么没见赵国芬?孟庆侠指了指一间锁着门的房间说,她有病回家休息了。看他们几个人都在亲热地交谈着,我有一种失落感,闷闷不乐地踱出房间看院子里的大字报。看了几篇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路林和范文焕曾经是保皇派,正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怪不得他们俩灰溜溜地不愿意和我接触。为了避免尴尬,我就打消了再去找路林交谈的念头。

吃过午饭,他们几个正在亲热地交谈着,我独自来到院子里继续看他们的大字报。这时,一个戴着北京音乐学院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正在鼓动几个年轻人斗争他们揪出来的反党分子陈振纪。他们把陈振纪拉到院子中触地跪住,然后那个年轻人指挥那几个年轻人用树枝抽打他的屁股。陈振纪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不敢吱声,污秽的脸紧绷着,每打一下全身抽搐一下。我觉得他们的树枝好像抽在了我身上,心里禁不住一颤一颤的。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赶快把头扭向大字报,但那噼噼啪啪的抽打声搅得我也看不进去大字报。

过了一会,他们好像打累停下来了。我扭回头看时,却见一个年轻人上去踹陈振纪一脚骂道:“滚你妈的蛋!”当陈振纪慢慢支起身子往屋里爬时,他们几个人又紧跟在后面用脚踢。院子西面是五六间专供被揪出的黑帮住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门的上部被大字报封着,下面只留四五十公分高的一段空隙可以让他们爬进爬出,大字报上用黑色大字写着黑帮分子×××。我还听到那个北京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我看你们西安光讲什么文斗、文斗,我看就得武斗…”我认为,这个红卫兵的说法不符合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公开号召打人肯定是错误的,但我不能制止,那样他们一定说我是同情、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说不定还会斗争我。

我默默走回房间,他们正要送李建亭他们走。我问:“那个北京的红卫兵公开打人,怎么不按党中央的十六条的规定搞啊?”王文堂神秘兮兮地小声道:“他说他们北京比我们这儿更厉害,谁敢管啊。”高金铭接着说:“每天早上,他们让这些黑帮们围着院子跑圈,谁被后边的人追上就要被后边的人打,跑完还要互相打脸。你没看到,陈振纪的脸都被打肿了?”我惊诧道:“我还真没注意到。”王文堂又悄悄插话道:“昨天晚上12点,陈振纪已经睡了,他们跑去说他睡的早了,把他叫起来要他围着院子跑20圈,但陈振纪没跑够就气喘吁吁跑不动了,他们就命令他自己搧自己的脸20下。”我暗想,这帮年轻人太残酷无情了。

李建亭拉着我道:“这不关咱们的事,咱们快走吧。”我们刚走到院里,就看到范文焕哭丧着脸推着一辆小车从我们眼前过去,车上堆着一些衣物、书籍、化妆品等乱七八糟东西。我以为她在搬家,一问刘金萍,原来是从她屋里搜出的资产阶级用品,让她亲自推去展览。看到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感到很尴尬,和他们道别后便匆匆离去。

9月5日这天上午,学校组织同学们到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全市什么“红五类”子弟辩论会。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弟,因此好多同学都去参加会了。我本来打算给家里和几个高中同学写回信,然后再看校园的大字报,可刘瑞池拉着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只当是去玩玩散散心吧,有些人想参加还没资格呢。”盛情难却,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大会主要辩论两个问题:一是目前西安市的斗争焦点是什么?二是对8月30日市体育场召开的“全市红卫兵大会”的看法。我们没有参加那天的红卫兵大会,因此对他们的辩论不感兴趣,坐在后边闲扯。可能许多同学也和我们一样不感兴趣,一个一个提前溜走了,会场上逐渐变得稀稀拉拉。下午3点左右,我和刘瑞池看我们班走的只剩我们四个人了,就招呼一声也一起回校了。

《球迷》剧照
《球迷》剧照

当晚,学校放映了当时被称为大毒草的喜剧电影《球迷》。因为是供批判的内部片,看的人很多,整个电影场都坐满了。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些工人球迷为观看一场明星足球赛而争抢入场劵。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批判该电影把工人描绘得分文不值,流氓、阿飞充满了银幕,损坏、侮辱了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其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在观看时,那些演员的滑稽表演有时逗得人想笑,但是,没有人敢放声大笑,有些人实在忍不住了只好用手捂着嘴哧哧哧地偷笑。

像这样风平浪静的日子仅过了十来天,西安市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静坐绝食斗争,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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