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六):赴京学习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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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是西安革命造反派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不断分化瓦解的时期。至九月下旬,西安市的造反派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各大专院校绝大部分是造反派,各中等学校、工矿企业和其他行业的造反派也由少数派逐渐发展为多数派。但在市郊农村,由于消息闭塞,很少有造反派组织,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学生的革命造反行为不理解,仍然相信省委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学生们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行为,是牛鬼蛇神闹事。

9月25日,我校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帮助农民秋收,时间3天。我们系分到长安县杜曲公社东风大队,学校只派两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由于车少人多,我们把行李装在车上,然后空手步行。吃过早饭后,我们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一路上,我们不时高唱着革命歌曲,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路边田野的各种秋庄稼,并互相议论着。进入长安县,有的同学累得跟不上,有的同学热得把外衣脱下来抱在怀中,队伍变得稀稀拉拉。到目的地时,已经12点多了,许多同学疲惫不堪,也不顾地上干净与否,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等候分配住处。

我们满以为社员们会欢迎我们,没想到热脸碰上冷屁股,竟然没有人理睬我们,只有一些小孩站在附近痴痴地傻望着我们。大队和小队干部没一个人来和我们接头,一直把我们晾在那里。同学们议论开了:“肯定是省委搞的鬼,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了,谁敢接近我们啊。”“人家不欢迎,我们就不应该来,真是自找没趣。”有的同学嬉笑道:“牛鬼蛇神下乡来,吓得老百姓躲起来。”…

等了好一会没有人理我们,系领导只好无奈地把各班分到生产队,让先遣队员领往各自住处。我们班分到第六生产队,从汽车上找着背包,我们跟着先遣队员来到北边山坡下的一个破窑洞。窑洞的门破烂不堪,四周的墙壁黑乎乎的,地上堆着一堆麦秸,大概是让我们铺。我们又饥又渴,也不管这些,立即把麦秸铺开,把背包往铺上一扔就坐下来掏出自带的凉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刚吃几口,门口跑来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喊道:“敲钟啦!上工啦!”我们仔细一听,不远处果然有“当、当、当”的敲钟声。我们大老远来帮他们干活,他们连理都不理,却叫小孩催我们下地干活,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赶快把一个馍吃完就和张云忠一块到山坡下找生产队长,准备和他商量一下怎么安排。我们下到村里转着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场里找到他,他冷冰冰地给我们找了些镰刀,领着我们来到一大块稻田地,交待我们割这块地的稻子就忙去了。

我们觉得,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可能是听信了省委的宣传,把我们当成下乡劳动改造的反革命了。每天,他们给我们安排的劳动量很大,催得又紧,总是干到天黑才收工,几乎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许多同学手上磨出了血泡、腰疼得叫苦不迭。幸亏时间短,29日上午,我们终于结束这劳改犯般的劳动,和来时的兴致相反,满腹牢骚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懒懒散散地回到学校。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西安市要组织全市游行,午饭刚吃过,学校就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操场集合训练。我们都已加入红卫兵,到操场集合后,先分配任务。我和张云忠被分到全市的仪仗队,任务是抬“农业学大寨”的巨幅标语。分配完,我们先徒手训练起步走和正步走,因为入学时搞过军训,所以训练了两个多钟头就基本上整齐化一了,最后又抬着巨幅标语训练了一个多钟头。

晚饭后,仪仗队又集合开到新城广场,和全市3000人的仪仗队在一起试演。仪仗队的人都是我们造反派的,光我们学校就有540人。因为大家没有什么矛盾、心齐,试演时互相配合比较好,效果基本可以。之后,又训练了两天,虽然很疲劳,但大家都为能参加仪仗队自豪,心里很兴奋。

乘车券
1966年西安市国庆演出乘车券(图片来自网络)

10月1日早上四点鈡,我们参加仪仗队的同学就起床吃饭,然后集合奔赴市人民大厦前,游行需要的巨幅标语牌已经全部运到那里。等待中,我看到好几个外国人,其中有一个肤色红白、身材高大、满脸胡须的外国人,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正在拍照一幅“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民大厦的铁栅栏。铁栅栏里有许多人向外看他,当铁栅门一开,他不拍照了,笑了笑向西走去。我猜,他可能是美国人,没安什么好心,是为制造分裂、造谣污蔑我们而专门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标语和人们在铁栅栏里的镜头的。

我们一直等到10点,庆祝大会开始了。市委书记徐步讲了大约10分钟的话便开始游行。仪仗队前面是打着红旗的方块队,接着是我们抬着巨幅标语的方块队,第一幅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然后依次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等。走到新城广场后,稍停一下,再踏着“解放军进行曲”通过主席台,把标语牌抬到另外一条街道上就回校了。

我们学校去北京的时间确定在10月4日,在北京要呆半个月,大家都高兴地做着准备工作。学校让同学们讨论给毛主席带什么礼品好,同学们的意见五花八门。最后,学校采纳大多数意见,决定给毛主席送一面大锦旗,上面绣金黄色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由我校的红卫兵亲自写、亲自绣。

10月4日,我们学校开始分批乘火车去北京。10月5日上午,我们系乘坐11:05的火车离开西安。一路上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不时唱起《北京有个金太阳》《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革命歌曲,晚上9点多到郑州。

国庆前夕,我先后收到家里和叔伯大哥的两封信。他们听说我参加了绝食斗争非常吃惊,劝我不要再参加类似活动,认为那样会影响我的前途,让我赶快给他们回信详细说明情况。大哥比我大一岁,1964年考入河南农学院园林系。他和我的观点不一致,他劝我不能造党和政府的反,那是反革命行为。他认为,只要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和政府,不会有好结果的;说我肯定是受蒙蔽了,赶快醒悟,以免铸成大错。他还埋怨人家骂他是保皇派了等等,洋洋洒洒写了七八页纸。我立即给他们回信,劝家里人不用担心,我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做;又给大哥讲了很多道理,让他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不要和造反派作对充当保皇派等等。为了省四分钱邮寄费,我先寄走了给家里的回信,给大哥的信贴邮票,准备去北京路过郑州时再寄。

火车只在郑州停16分钟。我怕时间不够用,就托付一个在郑州下车的旅客,帮我把信带去投到市里的邮筒里。快过黄河时,同学们都挤到窗前,争相一睹黄河的风采,但是天黑看不清,很快就过去了。黄河过去之后,窗外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了,大家兴致渐减,有人开始打旽,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却一直很兴奋,脑子里乱七八糟地考虑着到北京的事。

北京有我高中同班同学7个,我很想见见他们,尤其想见和我最要好的邰俊峰。他在北京林学院,在家排行老四,同学们都称他邰四。他是我入团时的介绍人之一,对我帮助很大。还有考入天津大学的李宗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乔定国(外号乔五),我们四人非常要好,亲如兄弟。毕业前夕,我们四人专门照了合影照。上大学时,我们本来约好一起走,结果七差八差,也没见面,我一直思念着他们。我迷迷糊糊地胡思乱想了一夜,天快亮时,火车进入北京市区。同学们一个个醒来,车厢里又恢复了热闹景象。

9点多鈡,火车到达北京市永定门车站,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体育馆里,吃住都不要钱。接待站的大客车拉着我们到学院内时,已近中午,只看到路两边尽是大字报,人潮涌动。我们都饥肠辘辘,安顿好后就去食堂吃饭。饭后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地去校园里看大字报、熟悉环境。

清华的文革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毁学校的牌坊“清华园”(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来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了解这里是如何搞文化革命的。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一进北大校园,路两旁同样全是大字报,看的人很多。北大的师生们对以聂元梓为领导的革委会有不同看法,形成两大派,并因看法不同成立许多战斗队,互相贴大字报批判对方,还有许多揭发批判中央某些领导的大字报。吃午饭时,我碰到我们班同学蒋宜昌。下午,我们俩一起来到清华大学,这里正在针对“8.24”血洗清华园事件和王光美问题开辩论会,他们要求王光美在9日以前来清华作检讨。

原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清华园中的大学生纷纷将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以刘少奇为首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司令部。那些高干子女们一直是文化革命的急先锋,没想到搞来搞去搞到自己老子头上了,怎肯善罢甘休。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高干子弟刘菊芬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引领清华附中等12所中学的几千名中学生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分头进入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二校门。他们先推倒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然后占领广播台,用高音喇叭向全校反复播放:“你们不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那就给你们一身剐!”同时反复播放“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又把大字报区戒严,撕光所有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搜捕写大字报的学生、干部、教师,甚至逐家挨户搜查“打扫战场”。躲在家中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也不能幸免于难。身着退色军装、手提军用铜头皮带的红卫兵把搜查出的人赶到学校“生物馆”殴打折磨;有的押到二校门的废墟旁用铜头皮带殴打后再关押起来。校园内一片杀气腾腾、白色恐怖、惨不忍睹。这就是轰动北京的清华大学“8.24”事件,据说著名作家老舍就是在这次事件中因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和殴打而投湖自尽的。

西安文革狂潮系列(一)返校见闻(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四)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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