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九):郑州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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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下午,我们乘5点多的火车返校。我在去北京时给大哥的回信中交待要拐到郑州看望他的,便决定在郑州下车。我们班的另一个河南同学李双亭也很关心河南的文化大革命,想和我一起到郑州看看,就一起开好了介绍信,早晨5点多到达郑州时,我们一起下了车。

走出火车站,我们先到接待处办理公共汽车免费证。这里有许多外地串连的学生,排着长队,大部分是中学生。我们排了近一个钟头才轮上。

办好免费证后,我们坐6路公交车来到河南农学院。接待室师傅告诉我们,学院有许多组织,但总的说来是两派。我们俩是造反派的,便找到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人员听说我们是西工大的学生后,非常热情地给我们端茶倒水,很快安排好了住处。当我问起我大哥田玉印时,他说:“我知道,是园林系的,人很老实,但参加了保守派组织抗大战斗队,现在名字改成田卫红了。”他还告诉我大哥宿舍楼是哪栋。

大哥的母亲(我叫五婶)是明媒正娶用花轿抬到我们家的,特别受奶奶宠爱。我母亲是买来的,深受奶奶歧视,一直当丫头使唤。本来我母亲早在大哥之前就生了一个哥哥,产后母亲患病发高烧,奶奶不管不问,父亲成天下地干活也没时间照顾。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烧得迷迷糊糊,把小孩放在身边睡着了。我父亲睡时没听到小孩哭,以为小孩也睡了,没有看。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去抱小孩准备喂面汤时,发现小孩的身子已经冷冰僵硬,不知什么时候死了。母亲一想起这件事就伤心落泪。五婶生下大哥后,奶奶非常偏爱,盼望他长大后能做官就起名玉印。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名字太俗气,有点“四旧”的味道改成了卫红。

大哥
大哥田玉印

我们来到大哥的宿舍楼,不仅找到了大哥,还见到了高中同学黄庭恩。他也是“抗大战斗队”的,得知我们俩是西安造反派组织的,他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也没有让我们进他的房间,在楼道里说了会儿话就离开了。我看到楼道里有新砌的墙,问大哥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不同观点的学生住在一起都很别扭,经常吵吵闹闹,甚至打架,他们便自己动手把宿舍楼的楼道砌砖墙隔成一个一个单元,同一派的住在一起,两派互不来往,这样能避免互相冲突。

大哥的衣服上沾着许多浆糊,个头又矮,活像个小丑。他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他很少写大字报,战斗队经常让他到外面贴大字报或标语,最近忙得也顾不上洗衣服。他心眼太实在了,看着他那脏兮兮的样子,又可怜又可悲。他不善言语表达,给我们介绍学校和郑大的情况时,罗里罗嗦,并有点诉苦的味道,一直谈到吃午饭。不过,我们还是基本都搞清楚了。

大致情况是:他们学院的一些师生要造校党委的反,提出“炮打校党委”时,他们认为校党委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造反”“炮打”的词只能用在敌我矛盾上;学校的造反派提出要罢校党委书记毛克忠的官时,他们认为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学生老师根本无权;当省委作出罢毛克忠官的决定后,他们说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落实,是造反派瞎汇报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坚持为毛克忠翻案。别人说他是保皇派,他接受不了,并以多数派自居,认为大多数群众支持他们,他们肯定是对的。他们竭力反对郑大学生党言川等揭发批判省委的问题,说他们放着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不搞在外面瞎胡闹,是反革命行为。他们还把北京钢铁学院谭立夫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讲话视为香饽饽,复印很多到处散发张贴。

我告诉大哥,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都在声援、支持党言川等造反派。大哥硬说我们都受蒙蔽上当受骗了,说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领导,是反革命行为,把党言川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右派的学生等活该,是罪有应得。他们还大量印发造谣中伤党言川等学生的传单到外边散发。他的观点和认识明显有问题,不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但是我们刚见面,我又不是很清楚这里的情况,所以也没和他争论,一直耐心地听他介绍。

第二天晚上,我找着大哥一起到学校的体育场边坐下交谈。开始,他仍然说我被蒙蔽了,给我谈了许多问题。我一一驳斥了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他无言以对。但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不正面回答,一滑而过。后来,我劝他好好学习一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最后,我说他心是好的,主观上是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但客观上起了保皇作用;还说他消息太闭塞了,对外面的许多事情不知道,别人把你蒙在鼓里了,诚恳地劝他出去看看,或到北京或到我们西安。他也答应了,后来听说他去韶山和井冈山了。

第三天上午,李双亭去找他的同学了,大哥一直没来找我,我也不想去他们那个保守派单元找他,便到大街上转,想买一个挎包。我转了许多商店也没有买到一个如意的,后来在百货大楼旁边的一个小商店看到一种军用挎包,大小合适,两块多钱,就买了一个。之后,我又到人民剧院门口看豫剧三团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剧中的银环妈、栓保妈和二婶是电影中的老演员,而主角银环和栓保是新演员。栓保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演员演的,和电影上的差别太大了,唱腔也不好,我看了两场就走了。

下午,我找着农学院红卫兵的接待人员,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们学校和郑州大学的文化革命情况。他很高兴,我们几乎谈了一下午。听完后,我明白他们学校保皇派的观点和做法了,和西安一样:一是打死老虎,装怯作勇;二是别人打活老虎,他们反对、指责,甚至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或错误抓住不放,肆意歪曲攻击;三是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他们出来保,攻击造反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四是骂造反派是一小撮右派学生翻天;五是强调要落实材料,说造反派太过分了,没有事实就提出罢官、改组等。

郑州大学的情况很复杂,斗争也很激烈,接待人员给我讲了许多。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位教师写的大字报后,在郑大引起了很大反响。中文系的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立即贴出全校第一张《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压制群众,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接着,政治系7个学生也贴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

校党委慌了,当夜派宣传部长祝一清向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汇报。杨说:“郑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陆平,你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根据省委指示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1、立即组织人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和出发点;2、下边的人不准进行串联活动;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宣传。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 “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的大字报。他们对写大字报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召开大小斗争会,让写大字报的学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在强大的压力下,6月5日下午,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第二天凌晨,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跳楼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会议,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他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没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跳楼自杀,引起众多师生的恐慌和不安。

这时,政治系学生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共同向党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4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这下捅了马蜂窝,省委急忙派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带领工作组进驻郑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也来到郑大亲自坐镇。他们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竭力包庇校党委,采取种种手段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一是利用学生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二是翻查邵维均等三名同学的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三是召开全校各系各班代表会,开辟专栏大字报,号召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施加压力。同时组织全校师生批判邵维均、贺长有和李春兰,继续压制学生,把斗争矛头对准写揭发批判校党委大字报的学生。他们还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他们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等。结果,4名团支部书记被撤职,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张凤芝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张凤芝写好《绝命书》决定走和王相海一样走上自杀的路,但被同学发现未遂。

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激起许多学生的不满。6月18日晚,中文系学生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在他的带动下,反对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整个校园。同时,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带领一些学生自动聚集在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他们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闻名全国的郑州大学“8.18”事件。

第二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改组校党委,并准备撤出省委工作组。在即将撤离之际,工作组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由他们提出负责人,仓促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郑大文革)。

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的问题,郑大许多同学认为他们犯了严重的右倾思想错误。为此,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38张纸的《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贴在行政楼前的大字报栏内。信中从二十个方面揭发批判省委及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接着,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和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同时,郑大文革的学生们则贴出“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的大字报,两种对立观点和认识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

8月6日,党言川得知毛主席发表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消息后异常激动,感到毛主席的话句句说到了心坎里。他立即赶赴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的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同学也来到北京。他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向首都人民系统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正在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得知后,在北京前门饭店专门接见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刘建勋主动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并“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西安文革狂潮系列(一)返校见闻(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四)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六)赴京学习搞革命(七)北京见闻(八)见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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