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十一):西安红色恐怖队

@ 一月 4, 2013

本文系作者整理当年日记所成,首发于《田玉振的博客》,感谢作者“田玉振”的分享。作者仅授权INXIAN连载,请勿转载,如需刊用,请联系作者本人。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INXIAN同意此看法。】

我们来到省委一看,办公楼前聚集了许多人,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西安市保守派红卫兵司令部的“红色恐怖队”,看到北京来的人民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办公楼里散发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20多个队员就上去围着他问:“谁批准你来这里撒传单的?赶快滚蛋!”那同学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批准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的责任…”他们无言以对,二话不说,窜上去十几个人扭住这个同学就拳打脚踢,从四楼拖到三楼,再从三楼拖到四楼,一边拖一边殴打。他们还在一楼和二楼的楼梯口设了几道封锁线,阻止其他群众上去帮助。门外的群众看不上眼,纷纷围拢到门口谴责他们,大天白日竟敢在省委办公楼上殴打革命学生。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省委中有领导在暗中支持他们,也说明省委仍然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白色恐怖。

说起西安“红恐队”就得先说说北京的西城区纠察队。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发起并成立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也相继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纠察队”(简称“东纠”)和 “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等红卫兵组织。成员大部分是各中学的高干子女。起初,他们成立的目的是遵照毛主席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指示,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他们发出的《通令》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和负责干部的家;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严肃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侮辱人、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逼、供、讯等。因此,他们立即得到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周恩来还通过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他们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及冬夜值班所需的军大衣等。在运动中,他们曾受周恩来嘱托,保护了一些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和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他们却竭力阻挠大学红卫兵少数造反派揪斗各部委领导干部的革命行动,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文革小组执行的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违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意图。江青在一次谈话中曾指责他们“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爹保妈,要揪他们的后台。”毛主席风闻了“西纠”的所作所为后也起了戒心。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西纠”的红卫兵向毛主席敬献“西城纠察队”袖章,想借此肯定“西纠”,但毛主席没有接受他们的袖章。这意味着毛主席并不支持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对他们的深重打击。

当年海报
当年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之后,“西纠”红卫兵中有人建议停止办公,偃旗息鼓,等待机会以图东山再起。但是,大多数“西纠”红卫兵不同意。这些以“红五类”自居的红卫兵,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社会的宠儿,从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那天起一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支持,在“破四旧”和揪斗“黑五类”中一直冲锋陷阵、横行无阻。深受“血统论”影响的“好汉”们怎受得了这等羞辱和挫折。为显示自己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汇聚起浩浩荡荡的人马,扛着“西纠”大旗,高喊“西纠不倒”的口号,驱车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看到自己的父母一个个被揪出来批判斗争后,他们更感愤懑和绝望,但又不肯善罢甘休坐以待毙,他们一反常态,抛弃反对武斗的宗旨,大搞“打、砸、抢、抓、抄”,动辄挥舞皮带,拳打脚踢,疯狂地把斗争矛头指向造他们老爸、老妈反的造反派,将积蓄在胸腔中的愤怒发泄到“黑五类”及其“狗崽子”身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干扰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这就注定了他们覆灭的命运,1966年12月底,江青、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宣布“西纠”为反动组织,强令取缔。

西安“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就是仿效北京“西纠”成立的。9月20日成立时,他们专门请“西纠”的学生来指导。当时,其成员有90余人,大部分是西北局、陕西省委和部分军队干部的子弟,以西安中学,西安市三中、十中、二十中,三十七中、陕师大一附中、二附中等学校的学生为主要力量。“红恐队”的司令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开基之子张文光,组织部长是西北局干部孙克的儿子孙亚明,办公地点在新城区少年宫。

“红恐队”成立后,就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成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御林军。“红恐队”这个组织的名称就体现了他们要作什么。他们的成员戴着“红恐队”袖章,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成群结队,公然进行暴力性的迫害活动,公开地以制造恐怖为荣,人见人怕,无人敢惹。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党派人士党晴梵被抄家杀害、三十七中教师王冷和退休教师王伯恭被打死(相关:王冷之死),就是“红恐队”的主要成员干的。当时有一起徐自简事件(相关:关于西安红卫兵组织的口述记忆),也是“红恐队”的暴力事件之一。

“红恐队”利用抄家来的房子,在西安市的广济街建立一个据点。在那里,他们审讯、关押抓来的“黑五类”,存放抄家抄来的金银珠宝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等。在关押的“黑五类”家眷中有长得漂亮的,他们就趁人之危,大耍流氓活动。他们先把那些有姿色的女眷批判后关押起来进行所谓教育,让她们斗私批修写检讨,等到后半夜后,便调戏、猥亵、奸污她们。那年冬,西安城四处贴有一张粉红色传单,标题为《一个被“红恐队”奸污的女人》,引起公愤,接着控诉“红恐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之后,“红恐队”臭名昭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不敢公开活动而转入地下。

“红恐队”不仅与北京“西纠”的关系很密切,而且和“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关系也很密切。12月5日,北京的高干子女又成立一个和“西纠”性质基本相同的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的当天晚上,他们用几十张大字报刷成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向中央文革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弹。西安“红恐队”立即与他们建立密切关系,派干将到北京多次参与“联动”冲击国家公安部的行动。1967年1月1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讲话中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北京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的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随即,西安“红恐队”被打成反动组织和“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黑子弟兵”、“刘(澜涛)家御林军”,主要人员被定为坏头头,部分成员被审查关押。

文革结束后,陕西省委在讨论“红恐队”的问题时,认为该组织是“反中央文革、反对林、江集团的”,是“因为出身干部子弟被迫害,心中有气,对随意批斗、揪斗老干部不满,有些过激行为”。之后,他们被平反,很多“红恐队”成员被解放,重新安排工作。

西安文革狂潮系列(一)返校见闻(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四)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六)赴京学习搞革命(七)北京见闻(八)见到毛主席(九)郑州见闻(十)从郑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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