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书的地方

@ 一月 5, 2013

原文首发于《当下最美》,感谢作者“孔明”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征服》】

我来自农家,记事几乎与读书同步。未上学的时候,看着上学娃背个书包,羡慕得白日做梦,梦见自己真背上了书包。眼看着梦想成真了,真背了书包去上学,一路走,一路趾高气扬。书包是母亲缝制的,各色布条(下脚料)拼接的面料。我将姐姐读过的书预先放进了书包,包鼓起来,我心里才踏实。从这一日开始,书包就成了我第一个放书的地方,课本和作业本,笔、尺子、橡皮和旋笔刀等,包括我的“秘密”,都珍藏在书包里,行走不离身。上一二年级时,书桌是一条木板,两端固定在土台上,坐四个学生。坐边上,书包可挂在桌子边上;坐里边,书包只能放脚下。书包永远在视野之内,除非所有的同学都离开了教室。放学,书包斜挎肩背上,回到家,卸下,挂在墙壁的木橛上。因为书包有秘密,平常十分警惕,生怕别人翻动,这别人包括兄弟姐妹。母亲不识字,不怕;父亲忙工作,不担心。上了三年级后,父亲为我买了一个黄帆布书包,有盖子,上面绣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红字,一直背到初中毕业。

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书桌都有不能抽动的抽斗,进教室后,书包直接放进去,放学再背走。书包里已有了课外书,小说或者连环画,我的或借的,都是“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别的同学知道了,就等于老师知道了,只要老师认为必须没收,那就没收没商量,哭鼻子也不顶用;姐姐或哥哥知道了,如果课外书被说成坏书,母亲就知道了,少不得挨骂,甚至挨打。偏是“坏书”,读的冲动越大。既然“秘密”在书包里,就必须提高警惕,保卫“秘密”,防止“泄密”。谢天谢地,我的小学时代,我庆幸我没有发生过“泄密”事件。我周围爱读书的同学,几乎都有过书被老师没收的“劣迹”,在课堂上挨尅,放学路上被同学刮鼻子,回到家还不免挨打受骂。

书多了,书包放不下了,“秘密”放在书包里不保险,就思谋着拥有一个书箱子。父亲是偏爱我的,可能望子成龙吧——何况我是属龙的,很快满足了我的愿望。所谓书箱,后来才知道是腾空了的包装箱,经过木匠改制而成,可以上锁。那是个书荒的年月,只要是书,就被高看,也被觊觎,不排除被当成“四旧”告发,所以加锁的书箱是放书最放心的地方。一本书被玩伴惦记,常常纠结于借还是不借。并非吝啬书,而是心疼书。书被借出去,弄脏弄烂总还有尸首,可常常是有去无回的时候多,借给容易索回难。倒不是借者想据为己有,总是读不完是真的,也有总是读不够的。我有一本连环画,玩伴借去看了不知多少遍,还想看,索要,他总是请求延长时间,真延长了,我可能忘,他也可能忘,不忘也可能丢。村里的玩伴像我这样拥有书箱的并不多,多数人家罕见有书,有,多半是借的。珍爱书的,把书藏在墙壁上的窑窝里,防丢;不珍爱书的,书随便放。没有桌子,趴衣柜上读书,不读了就放衣柜上;坐门墩上读书,读不进去了,书顺手放在槌布石上;睡炕上读书,读迷糊了,书就放在炕拐角;上后院(茅房)读书,起身离去,书竟放在茅坑便上;也有把书放在他娘针线蒲篮里的。我忍痛割爱借出去的书,有过这样的记录:一本被猪啃了个面目全非,一本被猫撕了个惨不忍睹,还有一本掉进水瓮了,捞出来晾干,皱巴巴的,书不成了样子。凡是这样的玩伴,一律翻脸,三天不和他招嘴。

我上初中后,还有了书架,是父亲请木匠为我做的,不是很大,两三尺见方,两层,书可以竖立。有一个可以起合的盖子,加锁。书柜摆放桌子上,气派,玩伴见了眼馋,非要让打开,开眼界。与玩伴拉钩,玩伴赌咒发誓不借书,我才肯开锁。我已有了炫耀的虚荣心,但通常不炫耀书,心爱的书藏着自己看,才心安理得。玩伴听说我买了新小说,就像饿猫闻见了荤腥,馋死了,不叫我名字,叫叔叫哥了。我家辈分高,年龄大的本该叫叔,叫名字我也应声,忽然改叫叔了,那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

我上重点高中了,真成了家里的“重点”,全家人都礼让我,高看我。自记忆里开始,炕头有一个木架子,架上有一个柜子,对开玻璃门,内中三个隔板,能放三层书,但只放了两层,另一层放了别的“宝贝”(在我眼里,父亲锁起来的东西都是宝贝)。书是精装的,粉红色的封皮,烫金字,一直好奇,长大了后才知道是药典,父亲曾经当过药店营业员,跟着老中医学医。书柜刷了灰青的漆,玻璃被木格子区别成对称的三个方镜框,装裱了花鸟、虫鱼、瑞兽、英雄等图片。我时常注视那花鸟、虫鱼、瑞兽,总觉是活的,鸟能飞起来,鱼能游出来,兽能跳起来。雷锋在读书,活灵活现的。他如饥似渴,我也如饥似渴,这便是榜样的力量吧?我没想到这个柜子归了我。这算是我第一个书柜呀,却谈不上喜出望外,因为我的心已飞出了家,飞向了梦寐以求的地方。

我去县城读书,父亲为我准备了结实的书箱。我的欣慰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的“秘密”多少有点“见不得人”了。盘点我的“秘密”,第一是书。因为面临高考,一些书涉爱,确实诱惑之至,所以动摇鸿鹄之志。第二是书,我买的诗词、立志书,怕同学看见了笑我“好高骛远”。第三还是“书”,书信的书,是写给一个高年级女生的,她先我一年上了大学,我是真正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秘密”里还包括我写的文字,我已经做文学的梦了。高中毕业,携一箱子书回家,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自豪感。那个玻璃书柜还闲置着,放进去的多是积攒的课本,都“锁进金笼休共语”了。暑假对我来说漫长又忐忑,心思已不在书上了。早晚给那个女大学生写信,写了撕,撕了写。我不知道为啥要写,也不知道为啥要撕。写的是我非非之想,撕的是我痴心妄想。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天,我焚烧了珍藏在书箱里的所有“情书”。既然是“秘密”,还是放进肚子里吧。“少年心事当拿云”,与李长吉真是心有灵犀了。

兰州大学的四年,把一个后生变成了书生。我知道自己是蚕,作茧自缚是宿命,挣脱不了,也不想挣脱,就这样了吧。大学里有图书馆,有时间,就有书啃,完全可以贪得无厌。书生有个别称,叫书虫。书虫嗜书,不由自主。每到周末,我必去天水路那个新华书店,买我想买的所有书。大一没读完,书已经没有地方放了,便给自己的床头做了一个书架,放的却都是些别人可能懒得动的书。凡是我不想被借走的书,仍锁进箱子里。日积月累,书堆满了床底下。可怜的书,只能与臭鞋、灰尘为伍了。毕业后回西安,书装了8纸箱子。偷着笑自己:“你是守书奴吗?”我是真爱自己的每一本书,包括杂志。多半的书已经读过了,有的读过几遍。读过的,没读过的,今后还读吗?真没想过。书拉到出版大院后,放哪儿呀?连办公室都没有,只好放地下室了。那里是出版社书库,也算得是“物以类聚”吧。

惦记着地下室里的书,却白惦记着,没地方摆呀。出版社给编辑配有一桌一柜,桌是“一头沉”,柜子分上下,开两扇四对门。出版社是书“加工厂”,不稀罕书,时间不长,柜子里就“书满为患”了。这些书都不花钱,也不心疼,谁想要就给,时常还主动给来访者。逢年过节,大扫除,第一“扫除”的就是书。书柜已增加了几个,仍不够,常用的书占了一半桌面。自己心爱的八箱子书,仍在地下室里“受潮”着。对未开包的书来说,爱是没意义的。

结婚时一穷二白。父亲花700元给我置办结婚家具:床,大衣柜,一对床头柜;椅,写字台,一对书柜。租屋,20平方米,书柜靠墙,最显眼,也最尊贵。书柜分上下,上边开架,下边开门。“暗无天日”的那8纸箱子书终于“重见天日”了。每打开一箱子书,我先吻一下。无意中看见镜中我,嘴上一圈黑,像极了胡子。呵呵,小伙子成熟了?——我自嘲!从这日开始,我就留胡子了。两个柜子就像掐尺等寸做的,8箱子书刚好摆满。仍然有“见不得人”的,放进下边柜子里。仍然怕人借书,就写了“书不外借,免开尊口”的纸条,贴在柜子上。妻说:“有用吗?”我的狐朋狗友都嗜书,对他们没用。这八个字,宣示态度而已。他们与我一样,书虫的命:跳出农门,走出校门;不是教书,就是科研;不缺才华,但缺钱花;最爱读书,没钱买书。我是出书的,找我“蹭”书顺理成章。我也神经质,谁说想我了,我回敬曰:“是想书了吧?”谁来找我,我就赶紧把自己疼爱的书藏起来。常“藏”不住,有些朋友进门不看书架上的书,偏要开柜子,眼毒手快,抽出来一本就不想放回去。我的书常“丢”,“丢”给谁了,我心里有谱,偏装糊涂。书能被“袖”了去,也是书的福分。 被“借”走的书,有“借条”,甚至有“保证书”,可至今罕有再回到我书架上的。起先也“耿耿于怀”,渐渐的竟“释怀”,甚至觉得是明珠高投了。

拥有单元房后,第一个愿望是整一壁书架,为此专门请了南方的木匠,做了四个书柜,全部松木板,咖啡色烤漆。两室一厅,最大的房间做了书房,新做的书架子正好摆了一面墙。喜新却不厌旧,虽然新旧颜色不搭配,但旧的书架还是进了我书房,就这,书还是不能都上书架。妻说:“卖吧,卖吧,也不嫌占地方!”我确实嫌占地方,可要当废纸卖,于心何忍?我是宁愿白送人的,可送谁呢?毕竟是自己挑剩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罢罢罢,把一三轮车书卖给了收破烂的。

书房
(图片来自网络)

拥有了书房,独自坐在沙发上,拥有感等于了满足感。有友来访,啧啧称羡。来者是既羡慕我拥有书房,又羡慕我拥有一屋的书。访客中常有三叹:“哇,这么多书!”“难怪你有学问呀!”“这书得值多少钱呢?”也有三问:“这么多书,都读了?”“能读完吗?”“读了有用吗?”通常情况下,我只需要保持微笑。自然了,我的书我知道,这一屋书,可以说多,也可以说不多,看相对谁;这么多书不能说与学问无关,但也不能说就等于我的学问;书值多少钱,我真没想过。当然,我一无所有,有的也就这一屋的书。能读多少呢?记得租屋而居时我夸过海口,底气十足,说是两柜子书都在我脑子里。如今六柜子书,我读了多少呢?我沉吟了,乐观估计也就三分之一多些。至少有一柜子工具书,常查阅的也就三俩本。读文学的时代过去了,偏偏文学书籍最多。朋友赠送的书能装一柜子,心里是既珍视,又惭愧,读的并不多。不是不想读,是读不进去。读书好比做爱,不敢兴趣,也就不“霸王硬上弓”了。

此后,我搬过两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大。所谓搬家,主要是搬书。家具一直是弃旧纳新,书却是新旧通吃,越旧越爱,博爱,求爱,爱不释手,日积月累,只能堆地上了。书房不像了书房,像书库了。搬家不愁书多,却愁一样:一些书明知无用,还搬走吗?不搬走的书,命运只有一个,就是让拾荒的用车拉走。在拾荒者眼里,那摞了一车的不是书,是称斤论两的废物,比不得废铜烂铁。一些书闲置了多年,甚至未翻开过;一些书确实没用了,搬来搬去,没有意思;一些书在可有可无之间,譬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咬牙是不行的,一咬牙,都让拾荒者收拾去了。

我现在拥有两个书房:南书房,北书房。仍然是8个柜子:父亲买的两个书柜“离休”了。住安远门外时买了两个书柜,价钱不菲,却经不起书的重负,也“退休”了。住红武里时做的4个书柜仍然“健在”,继续留用;另外4个是订做的,全木,三开门,比原来的都大。已经住了三年,柜子里的书放不下了,只好又堆地上了。说来惭愧之至啊,堆地上的一半是精装书,8开本,装订考究,纸也奢侈,定价动辄数百上千。这些书都是受赠的,出于礼貌不受不行;出于良知,扔了更不行。拿回家了,总得给它们找个地儿吧?一般书架是不好放的,也占地方。我的书架都“一般”,伺候不了它们。还有一半书平装,也是受赠的,赠者多是一面之缘的文朋诗友。不是我不敬重他们,实在是书柜容量有限。这些书都有作者签名,送人不合适,卖了更不合适。也不是不读,读不过来。真是时代不同了,谁都能出书:有钱、有权的人出书,没钱、没权的人也出书,有的一年一本,有的书可等身。年纪大的出文集,年纪小的也出文集,一出一尺厚,数尺厚,谁读呀?自己读自己,都未必有兴趣,能指望他人乎?

我的办公室,也放着几柜子书。做书的,书来得容易,不珍惜也在情理之中。我有一位同事做副总编辑,退休前两年,就开始转移办公室里的书,每天车接送,顺手拎两包,退休半年后,书还未搬完,最后一次动用了卡车。他送了我一摞子书,全部精装,说是留个纪念,我笑纳了,却愁得不知放哪儿。一位退休十多年的老发行部主任来访我,在门口徘徊,不敢进,进来问我:“这是发行部?还是编辑部?”他老眼昏花了,看不清了我的脸,却耳朵灵,听清了我的声,说:“你干发行了?”我说:“这是编辑部!”他笑了,说:“我过去的发行部,也没有放过这么多书!”我苦笑,却不知该如何解释。编辑部三天两头有新出的样书送来,一些书你要他也要,不几天,没了。很多书你堆地上,人来人往,鲜有顺手牵羊的。倒是隔三差五有废品回收店的人贼眉鼠眼地踅摸进来,指着一地书问:“处理吗?”常来,面孔都熟了,我忍不住回敬他们:“在你们眼里,这都是废纸吗?”轰出去,过几天还来,继续嬉皮笑脸。他们是出版社的寄生虫,有的腰缠万贯了。

书是多得没地方放了,读书的时间却是越来越少了。编辑部的任务是审稿、发稿、校对,处理与书相关的一切善后工作,哪里还有读书时间呢?我刚到出版社的时候,图书室与阅览室常有人出入,有六七个人在打理,现在呢?阅览室没有了,图书室已无人光顾,唯一的管理员成了保管员。不是编辑不借阅,而是编辑顾不上借阅、用不着借阅、没必要借阅了。出版社自负盈亏,编辑得“挣钱”呀。书是越出越多了,却是越印越少了,编辑部不得不广种薄收,编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书出来谁看呢?没人看的书,谁肯下功夫加工呢?就算审稿中需要查阅资料,鼠标一点,百度上啥知识都一目了然了,谁愿意去图书室拂去陈年灰尘,然后弄自己一鼻子灰尘呢?图书室是放书的地方,就让书在那里永远放着吧!

我给知心朋友说,书和读书仍然是我的最爱,但现在的爱和从前的爱真有云泥之别了。在农村时,只要是书,都视若珍宝,都饥不择食,都百读不厌,读过的也几乎都过目不忘。现在脑海里储备的知识,张口就来的,多半是年少时读书所得。我拥有两柜子书的时候,顺手摸出一本书,书上必有我阅读过的痕迹,也多有眉批,读时的心情、心得几乎与每本书可以一一对接。我拥有六柜子书的时候,几乎柜子上的每本书都能说出来历,一些书虽然久违了,却仍能唤起梦一样的记忆。现在,我有了两个书房的书,书却与我有了“隔”的感觉。当年的心爱,如今不爱了;当年“锁”起来的书,如今“展”出来了;当年读起来脸红的书,如今兴味索然了。许多所谓的经典,当年咬了牙买回来,至今没有通读完。是书见多不爱了,还是书读多厌倦了?是书今非昔比了,还是读书百无一用了?是岁月虚化书的价值了,还是时代弱化书的功能了?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却也怅然若失,发痴发呆。书不被读了,占据两个书房真有意义吗?

2013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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