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革狂潮(十二):大串连到许昌

@ 一月 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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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北京回来后,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不少同学给校文革会贴大字报,说校文革会、系文革分会、班文革小组等组织束缚了手脚,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导,提出“只有打破框框,学校才能大乱,才能打一场人民战争”,强烈要求解散这些组织。之后,学校的文革组织虽然没有解散,但已是形同虚设,对学生的要求放松了很多,尤其是各系、班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学校组织活动,都是靠广播站反复通知,谁愿意去就去,不去也无人管。整个学校成为一盘散沙,学生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0月27日晚上,西安的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第四次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陕西省委、西北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单位和人很多,有几个人发言很好,真正揭发批判了省委、西北局的阴谋勾当,就是天气太冷了,我的脚都冻麻木了。我们班只来了十几个同学,没多久,走的只剩几个人了,会场变得稀稀拉拉。

会议正开着,有人说西安外语学院的保守派组织筹委会趁临委会来体育场开会之机,抢占了他们的房子和广播器材等物品。大会立即让各校宣传车把西安外语学院临委会的人送回学校,接着西交大、西军电、冶院等院校纷纷去支援。我们学校派红卫兵五支队(五系)和四支队(四系)去支援。我们来到他们学校后,也没起多大作用,只是助助威罢了。他们先来的不仅夺回了房子和广播器材等物品,还从该校筹委会的资料室、印刷厂等地方搜出大量的黑材料和造谣传单,并搬走几台印刷机,一直奋战到凌晨5点左右,个个都冻得瑟瑟发抖。我们看没什么事了,便步行回到学校。

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暗中指使西安电影制片厂偷偷录制了一部纪录片,主要内容是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张贴揭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问题大字报、在省委门前的建国路静坐绝食的情况。学校不知道怎么把这部纪录片要了回来,第二天晚上组织全校师生观看,目的是把电影作为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企图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血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铁证和活靶子,供学生们批判。

10月31日,我们五系组织去洛南社教地区平反。我们班一些同学已经出去串联了,只去了几个同学。到洛南后,我们匆匆忙忙搞了12天。11月13日,天上飘着雪花,我们乘汽车返校。汽车过秦岭时,山上到处是一片白茫茫,崎岖的山路上,一队队学生背着背包,打着红旗,冒着风雪徒步串连。他们有去韶山的,有去井冈山的,也有去武汉的。我们不禁议论开了,有的说到上海好,有的说到韶山好,有的说到成都、昆明好,有的急不可待地说明天就走,但没有一个提出要徒步串连的。

第二天下午,西安的革命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刘兰涛、霍士廉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五六万人,整个会场坐满了人。刘兰涛、霍士廉低头站在舞台一边,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会议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会场上不时高呼“打倒刘兰涛!”“打倒霍士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兰涛和霍士廉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不时掏手绢擦脸上的汗。会后,他们俩又被押上汽车在市内游行。

这次批斗会后,西安就很少召开大会了,因为各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大部分都外出串联了,校内都冷冷清清的。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串连的学生,10月5日,西安市专门成立一个接待组,后来改名为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市联络站。11月16日,我听说周总理有新的指示,今冬串联暂时停止,有些急了,若不快些出去,恐怕今后就没有出去串连的机会了。刚好,西安石油学院的高中同学尹笃春曾经邀我去重庆串连,我赶紧跑到西安石油学院找他,但没想到他一个人已经走了。回到学校,看看同宿舍的同学都走了,便决定一个人到上海去串连,那可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我立即把东西一收拾就去火车站了。

学生长征串连
学生长征串连(图片来自网络)

车站的人很多,拥挤不堪,车站工作人员干脆把进站口的栅门关上了。我看许多人从栅栏上往里翻,没办法,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翻了过去。车站里面的人也很多,火车刚到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列车员不敢开车门,下车的人都是从窗口爬出来的。许多人不等车上的人爬出来完就挤着往窗口里钻,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就寻找一个人比较少的窗口挤着钻进车厢里。

谁知车内的人多得简直密不透风,茶几上坐着人,靠背上站着人,货架上和座椅下躺着人,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我几乎是悬空立在过道里。车内空气非常污浊,吵闹声不绝于耳,等了好长时间火车才启动。刚出西安市,一个女生急着上厕所,里面的人不开门,无论她怎么苦苦哀求,里边的人就是不开门,把她急得哭起来。周围好多人帮那个女生说好话,并和厕所里的人谈判,直到那女生答应把座位让给厕所里的人后,厕所的门才开了。

火车太慢了,不仅每个小站都停,而且每个车站都有许多学生上车,上不去就围着火车不让走,每个车站都要停很长时间,真把我急坏了,站都站不稳,简直是活受罪。照这样下去,到上海不知道需要几天,吃不上、喝不上不说,连上厕所都很难,我改变了主意,不去上海了。从上大学以来一直没有回过家,我非常想家,干脆回家看看算了,便决定到郑州下车再转车到许昌乘汽车回家。
火车行驶了30多个钟头,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才到郑州。车门仍然不开,我只好挤着从窗口爬出来。郑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车站上的人更多。我不敢出站,看到有一列去武昌的快车,就赶快挤上去了,快车小站不停,一个多钟头就到许昌了,下了车,我把东西整理一下便去姨家了。

姨家住在许昌市井园街25号,离火车站不远。我上大学时在这呆过4天,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姨在街道上的一个缝纫社上班,姨夫在市建筑公司上班,膝下有四个儿女,两男两女。大女儿叫荣,16岁,正在上初中;大孩全周,12岁,二孩全林,10岁,都在上小学;最小的女孩华只有6岁。因为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不上课,两个表弟和小表妹在家。她们家比较贫困,住三间坐南朝北的土坯草房,是自己盖的。姨、姨夫和华住东头,西头是厨房,靠后墙放一张床两个表弟住;中间是客厅,靠墙放一张小床,荣回来时住。家里除客厅的一张破旧方桌和东间的一张破旧三斗柜外就再没别的什么像样家具了。

她们一家人见我回来都很高兴,特别是三个表弟妹,一直围着我说这说那,走哪跟哪。晚上,她们领我到旁边的工人文化宫玩。刚好有中学生在广场上演节目,围拢许多人看,我们也挤到里面观看。只见4个女孩身着绿军装正在演歌舞,她们一边跳一边唱:“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演完又演一个歌舞“老两口学《毛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分别扮老汉和老太婆。他们俩也是边表演边唱:“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床前,老头子,唉!老婆子,唉!咱们两个一起学《毛选》…”他们配合默契,活灵活现,激起观众阵阵热烈掌声。这个节目演完就结束了,观众还意犹未尽,我也不情愿地领着表弟妹回家了。

姨夫和表弟妹都睡下后,姨和我围坐在煤火灶台旁一边取暖一边谈话。我问她荣还在学校上课吗?她说:“她们学校早停课了,前时,她们9个女同学成立一个刘胡兰女子长征队,步行串联去韶山了。为这,我专门扯了一丈二草绿布在我们缝纫社给她做了一身绿军装,还买了背包带和挎包。”接着,她又给我介绍了她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荣于去年考入许昌市六一路新建的许昌市五中,全校只有她们一个年级4个班,共160多个学生。她在65-1班,个头高,学习好,担任班长。文化革命开始后,学生就闹起来了,说学校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扬封资修黑货等,先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校长,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批斗后劳动改造。学校没人管了,一些平时调皮捣蛋挨过批评或受过处分的学生开始找老师的事,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揪出来批斗。教她们唱歌的女老师有时用手拍着大腿打拍子教学生唱歌。这些学生就说她是拍着屁股教唱《东方红》,是对毛主席的极大侮辱,就把她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斗她时,因为这位教师为自己辩解,就说她不老实,几个学生狠命地暴打,致使她脊骨骨折,不能动弹。老师都很害怕学生们找事,不敢上课。荣也是红卫兵,因为不上课,经常回家帮助做家务活和带弟弟妹妹。

除了揪斗老师外,他们还揪斗“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命令他们到学校的菜地劳动改造。一天下午,荣来到学校正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交谈,忽然几个男同学跑过来喊:“任荣,昨天晚上七一路旁的工地上开批斗会,批斗的是你父亲,你也是黑五类。”说着,他们上来就扯下她胳臂上的红卫兵袖章。荣气得涨红着脸辩驳道:“胡说,我父亲是老工人,咋会斗他?”那几个学生理直气壮道:“真的,就是你父亲,不信你回去问问。”荣羞辱地冲他们说:“好!等我问清楚了回来跟你们算账!”说完,扭头离开他们,气呼呼地往家跑。

当晚,荣哭着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姨夫满腹冤屈地给她作了解释。姨夫从小就失去了爹娘,独身一人住在一座破庙里靠讨饭度日,后来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慢慢学会了泥瓦活。解放后,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再后来让他在工地上领工。他根据每个人的技能和体力分配活,按干活多少报发工资。有几个调皮捣蛋爱偷懒的年轻人不满意,造谣说他和几个妇女有关系,老是给她们分轻活,拿的钱和他们差不多,便串通一帮人召开斗争会,让姨夫交待男女关系问题。解释完,姨夫说:“不行明天我到公司开个证明交给你们学校。”第二天,姨夫开好证明交给了荣,她立即跑到学校交给学校工作组。但是,工作组人看后说:“这上面没有确定你父亲没问题,只说群众怀疑正在调查呀!”荣无话可说,羞愧地低头走出办公室。那几个学生一看到她,立即勒令她和那些“黑五类”子女一起到菜地里劳动改造。

后来,中央号召长征串连,学生们差不多走光了。荣和其她8个“黑五类”女同学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刘胡兰女子长征队,也步行去韶山串联。其中有平时和她要好的4个同学,分别是黄埔俊杰,父母亲是地区水利局的干部;李胜美,父亲是地委干部;宋喜苹,家庭出身地主;周秋芝,家庭出身富农。

姨还非常伤心地给我诉说了她们家养的那只狗被打死的事情。她家没有院子,专门养一只小黑狗看门。小黑狗肥嘟嘟、黑黝黝得很可爱,也很懂人性。好玩。他们给它取名“小黑”。姨和姨夫,特别是表弟和表妹一回到家,小黑就迎上去亲个没完。晚上,两个表弟争相搂住小黑睡觉。只要有人路过家门,它就窜出被窝,在门口“汪汪汪”叫个不停,直到人走远了才停止。但是,若是自家人或亲属来家,只要他们叫一声“小黑”,它就不再“汪汪”叫而是乖乖地转为“哼咛”声亲昵起来。一家人把它当做开心果,宠爱有加。

但是,文化革命开始不久,街道上的一帮调皮捣蛋孩气势汹汹地来家,说旧社会只有富人才养狗,是专门咬穷人的,让他们立即把小黑打死。一家人哪敢辩驳,但又怎忍心打死心爱的小黑。小黑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厄运即将降临,躲在屋里的床下瑟瑟发抖不敢吭声,两只泪丝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家人。看着它那副可怜相,一家人都很揪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忍心下手。在他们的一再威逼下,姨只好无奈道:“哪,哪你们动手吧。”那帮人一看家人同意了,立即窜进屋里,把小黑拉出来吊在门前的桐树上,并嬉笑着说:“今天咱们来个文明的,不叫主家心疼。”在小黑无助的挣扎和呻吟中,他们硬是把一瓢一瓢的水灌入狗肚中,直到小黑”肚子像葫芦一样不再挣扎和哼唧为止,然后解下小黑有说有笑地拖着它走了。残忍的画面,一家人都不敢看,躲在屋里揪心地捂着耳朵,禁不住暗暗抽泣。那帮人走后,小表妹一下扑到姨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其他人也禁不住呜呜地边哭边诉小黑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姨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为了使她高兴,我便把到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谈给她听,她马上转悲为喜,不住地感叹道:“哎呀,你能见到毛主席,真好!真好!”我们俩一直交谈到深夜才睡。

西安文革狂潮系列(一)返校见闻(二)陕西日报社前静坐(三)市儿童剧院的武斗(四)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六)赴京学习搞革命(七)北京见闻(八)见到毛主席(九)郑州见闻(十)从郑州到西安(十一)西安红色恐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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