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寺事件:别把僧众和申遗对立

@ 四月 30, 2013

【感谢“@RyanLei”的原创投递。作者曾撰文《谝一谝西安的堵》。兴教寺事件回顾:西安e报:1570期之1、2、31571期之21573期之51574期之本周公共话题1575期之41579期之1

“兴教寺事件”发展至今,事件各方在多种媒介平台上沸反盈天辩的不可开交,笔者也想凑个热闹,说说自己在这个事件过程中的观察及所思所想。

事件起于4月10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拆迁逼近玄奘埋骨古刹》,文章一出便反响强烈,微博转发上万,尤其是微博原文中一句“据南都记者了解,申遗拆迁的背后,是著名的曲江系公司的商业运作”更似烈火烹油,瞬间点燃了舆论场。说实话,我个人在初看到这则报道时,对于兴教寺周边“政府开始做拆迁准备”很是担忧,觉得政府在干一件愚不可及的事,如果万一寺塔被毁,政府领导就是千古罪人。

可看到文章后半段,仿佛是先有立场再有的调查,文章最后淡淡的带出一句“西安市一名副市长…负责文化、旅游、文物等方面的工作…其曾任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曲江模式”的缔造者”直觉得该文的“春秋笔法”有些使用过度,段先念就段先念嘛,笔锋曲转的若隐若现,估计也是财经口的写作通病。段既然主管文化旅游宗教等事务,代表的是西安市政府,去兴教寺考察再正常不过,如果把这也作为曲江“染指”的证据,那他还不把全西安染遍了?看来记者缺乏基本的行政常识。这篇从新闻写作上讲极不合格的文章,做出了“曲江系幕后运作拆迁”这么重要的论断,信源只是在相关网站查找到的信息以及自己的判断,既无当事方调查(事后的报道证明这样做并不难),也无第三方证言,找到一个两年前西洽会的签约,并没有核实今年3月份收到的拆迁通知书是哪里下达的,和之前的项目有没有关系等问题,只能说他是事先带着立场来组织的材料。这是我初看这篇文章的观感。

之后,诸如第一财经《西安兴教寺“拆迁”牵出2.3亿项目,“曲江系”身影再现》等等后续文章,都将矛头指向了“曲江系”。直到曲江新区的官方微博给出了拙劣的辟谣“并未参与申遗”,仍未能使网友的怒意释怀,又提出了“不参加申遗依然可以拆迁”“幕后黑手”等等质疑,诚如“@在西安”一位网友所言“算是给曲江糟糕的公共形象一个教训”。直到微博上有人解释兴教寺在两年前签约的时候只是为配合西洽会的意向,后来一直就没有运行,曲江早已经退出了兴教寺项目开发,而且根据基本的政府运作常识,下拆迁通知书等只可能是所在地的政府,曲江没必要也不可能舔着脸去惹一身腥。可惜这样的解释已经被淹没在海量化的网络信息里。当人们树立起硕大一个利维坦作为箭剁后,唐吉坷德式的道德感就武装上了身,对曲江强烈的质疑抨击,无数转发呼唤着“大师兄”出手打倒曲江救救“师傅”。而作为事件当事方的长安区政府甚至西安市政府则几乎不见有人诘问,乖乖的做着鸵鸟。

所幸事情过几日又有了新的发展,公众情绪也沉淀了下来,我们也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为何要拆,拆哪里,各方的态度如何等基本问题上来,才知道了原来拆除的是斋堂灶房禅房等僧人生活活动区域而并不是“三塔”,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建筑都是90年代以后修建的,根据文物保护法律和申遗相关要求,为保护文物纯粹性需要拆除,并许诺给予补偿性重建。而民间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样做是破坏兴教寺作为一个宗教场所的完整性,而且将来会被政府“上下其手”搞土地开发,尤其强调“佛法僧”三宝本是一体,不能被隔离开来(笔者对这一点尤其赞同,“三宝不离”是宗教场所的根本,若是没了僧人岂不成了青龙寺公园)。可以说双方一个讲法律,一个谈律法,都有道理,但是鲜有交集。声援兴教寺的一方说“僧众理应享有对寺院的所有权”显的底气并不是那么足,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寺庙的产权直接就归属于僧人,那只要他们不想迁走,谁之奈何?

兴教寺

by @小翔2010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我国,宗教活动场所的产权归属一直就是个“灰色地带”。寺院产权从法律上讲不属于僧众,因为僧众属于“非营利性非法人组织”,而非法人组织的民事权利等是受限的。简单的说,僧人群体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特殊组织,是没有独立财产的(这样规定对寺院并非完全没有好处,比如说因为民事权利受限,寺庙里的庙工是享受不了雇佣关系保障的,出了事寺里也不负责);那么寺院属于信众或者捐献者么?显然也是说不通的(兴善寺建筑很多都是日韩信众捐赠的,怕是又会引来很过“爱国炮”),捐献就代表着放弃产权;那么属于政府么?也不是,否则政府就不用出什么“拆迁通知”了。我国法律现状所给出的答案是——全民所有。僧人道士只是有对寺庙道观的使用权,允许在其中从事宗教活动。而所谓“全民所有”,本质就是“全民谁都没有”,你懂的。

出现这种古怪现状的原因,容我再啰嗦几句,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古代的寺庙道观,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宗教场所,更是世俗活动的中心,同时也坐拥良田,比如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出家人不纳捐税,又有信众捐献,日积月累便积累下大量的土地庙产。除了一些信奉“不做不食”的派别外,大部分等同于“地主”。解放后搞土改,僧道也概莫能外,兴教寺在解放前有300多亩田地,都被土改分给了村民,现在山下的几个村子其实都是当初的“庙产”,僧人们还是能在寺庙里修行,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拥有任何固定资产了。所以给宗教场所安上“全民所有”的帽子,也可能是个权宜之举。这种尴尬的情况一直延续了下来,十年动乱中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寺庙被挤占他用(比如西安卧龙寺就成了殡葬点),僧众被驱赶,直至“落实宗教政策”,僧人们才逐渐被请了回来。但是这种“政策回暖”依笔者看也是功利的,大多都是为了恢复门面、接待外宾等目的(少林寺甚至是在电影播出后才被人想起并拯救的)。所以国家也就乐得这个“制度的空白”继续存在下去,宗教场所产权问题也就一直被搁置了下来。

宗教场所的产权归属在国外是比较明晰的。天主教的教堂产权归梵蒂冈,教会可以向自己的属地委派人员管理,但是在我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嘛…今天天气哈哈哈。新教(基督教)在美国,很多教堂由社区兴建,产权也属于社区,社区内部的社会组织能力很强,是整个国家政治的基石,而在我国嘛…今天天气哈哈哈。佛道等本土信仰在台湾非常昌盛,而对岸更多的是以财团法人的形式处置宗教财产,既解决了出家人持有财产的道德尴尬,又便于接受监督,公开透明。有了财团法人这个身份,宗教势力在台湾是非常庞大的社会力量,充分介入到慈善等领域,大家熟悉的证严法师创立慈济基金会就是个例子,而在大陆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嘛…今天天气哈哈哈。

理解了以上制度困境,就不难理解僧人与地方政府的处境。兴教寺因为属于“十方丛林”而非“子孙庙”(可百度),僧众从佛教律法上并不能拥有寺院,从世俗法律角度也没有产权;地方政府根本解决不了“无头公产”这个全国制度难题,只能遵循一般土地开发惯例,本着不惹动民意的做法,与僧众等各方面利益相关人协商解决,从兴教寺公开信里也确实看到他们曾和当地政府有过协商,还有过“讨价还价”。陈同滨教授说僧人出尔反尔讨要更多土地,笔者并不觉得这是要挟,若能本着保护寺内文物的原则,双方能各退一步,便是双赢。谁知事起微博,曲江躺枪,民意沸腾,双方皆被逼到死角。僧众因此背上舆论道德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谁和政府谈条件谁就是历史罪人;政府公信力不佳,瓜田李下,再也不起谈判的念头,僧人多“被代言”,也找不到谈判的对象,以部分官员的颟顸举动,相信再也不会有好的解决办法。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和玄奘塔毗邻有圆测、窥基二塔,圆测是新罗(韩国)人,窥基对现在日本“唯识宗”影响很大,这也是日韩重视兴教寺的原因。前几年有一次韩国总领事拜访兴教寺,笔者碰巧在场,发现塔院的铁门紧锁,兴教寺主持得知客来匆匆跑来开门,问及为何把门锁上不让游人参观,他也面露难色说寺里管理人手不足,又怕破坏文物,干脆锁上只招待贵客。院内多处修葺不佳,我瞥见韩国人一行忧心忡忡看着他们先贤的塔,而玄奘塔上也搭着锈迹斑斑的脚手架,不知停工了多久,实在让人不是滋味。

靠每年文物局那点财政资金,根本是杯水车薪,而笔者认为申遗带来的,不论国际国内关注度,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是整修保护资金,都是兴教寺急需的。申遗中有一条重要的“文物周边社区的认可”指标,若是能以此为契机,民间各方力量促成山下与寺庙朝夕相处的村落(村民中有众多居士)加入到申遗博弈中来,作为兴教寺在世俗社会的“代言”,则既可保护一方历史文脉传承,又不破坏当地社会“肌理”,又能让政府有合理合法的博弈对象,避免了“和尚谈判”的尴尬,还避免了冲突的发生,岂不是皆大欢喜?可一些人罔顾事实,甚至连兴教寺的现状都不了解,一味的把僧众和申遗对立起来,煽惑人心,消费寺僧,实在是令人齿冷。更让笔者痛心的是,很多出家人在微博上以“佛法”绑架言论,甚至直言兴教寺僧人若是答应申遗,曲江若是染指兴教寺,必成民族罪人,必遭天谴,下阿鼻地狱什么的,自以为金刚怒目,除魔卫道,殊不知都是知见障作祟,离正念正行差的十万八千里。

玄奘法师当年西行,“想千载如目击,览万里若躬游”,何等气魄!开宗立派,教化世人,行走世间,以出世的心,做着入世的事,何等气量!要是他看到今日这些人的言论与作为,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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