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不能没有新公民的崛起

@ 六月 3, 2013

原文首发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6月2日AA26版,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作者曾撰文《评朱令案的民意:无罪推定与正义激情》。】

5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一篇叫《大学精神承载家国梦》的文章,文章说:“如果大学缺乏独立思想和多元标准,丧失人文情怀和时代使命,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这篇文章作者就是决定做“终身副教授”的西北政法大学教师谌洪果。他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因为他个人发起了大学校园内的读书沙龙活动,却受到校方的压制,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在微博中将此事昭告于众,并“为捍卫学校内读书的原则,守护大学自由独立精神之底线”坚持这个不受校方欢迎的读书沙龙。

其实,谌洪果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斗士,只是在坚守他自己的底线而已;他也不幻想自己能改变大环境,只是希望“能独立呼吸点新鲜空气”,从自己做起,慢慢影响身边的人。作为一个从事法律教育研究的公民多元主义者,他把讲台当做了公民教育的舞台,他认为只有更多公民的崛起,中国才能真正地走向成功的转型。

宪法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个核心

南都:您之前曾给小学生讲宪法。上宪法课一般好像都是面对大学生或社会层面的人员,在小学里面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课。怎么想到对小学生做这种演讲?

谌洪果:这体现了我一直坚持的公民教育之理念。当然它的缘起是偶然的,和我们的很多公民行动一样,并不是有意规划的结果。去年1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座谈会上就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陕西省省长赵振勇在2月6日的一个法制座谈会上,也号召我们多多学习宪法,在这个讲话当中他甚至说,大中小学生是普及宪法进行法制教育的一个重要对象,并号召全省的大中小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就讲讲宪法。

《华商报》刊载了这个新闻,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刚好那时正临近小学开学,于是有记者和西安雁塔区八里村小学校方取得联系,问是不是可以响应号召试一试。所以缘起过程很简单,基本就是临时起意的结果。而我之所以答应并乐意为之,是因为这正好符合我致力推动的公民教育理念及关怀,当然,我也喜欢接受挑战。我看过一些相关的材料,在英美等国的小学甚至幼儿园,就有各种形式的公民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讲宪法的历史,讲公民和国家的关系,讲公民作为人有什么基本权利和自由。人家从很小的时候,公民的认知就已经很健全了,而我们非常缺乏这样的教育,不利于塑造健康的人格。

宪法

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在思考它向何处去,它的路径会是怎么样?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很多说法与设想,包括上层下层路线之争、改良革命之争等等。中国当然会实现转型,但无论怎么转型,如果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底盘,如果没有一批新公民的崛起,变来变去还是旧制度的循环,形变实不变。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对立宪的观念和技艺,有整全理性的思考。宪法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个核心,但这个东西是一个细致活,当你具体地接触到一个个的学生或者对话对象,你会发现要实现良好沟通很难,因为以前的教育缺乏这样的储备。当然,我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也有很多技术上的不足,毕竟是第一次,以前习惯于给大学生讲,现在给小学生讲,一些教学方法是不是适合,包括如何以平等的公民姿态来从事公民教育。这个不光是我要反思,其实是中国所有想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人,都要认真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更多更有效地进行公民教育。

南都:那这课程反响如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谌洪果:反响还不错,至少我相信能给到场的小学生以及小学老师在观念上有所冲击。但你要知道,公民教育不是一次性的,而具有长期性和潜移默化性。此外,我非常反对把宪法教育讲成了简单普法或传达刑事政策。因为在我看来那个不叫教育而叫洗脑。这次是一个好的实验,但形式上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从实质方面我觉得问题不大,比如说我讲课的内容,都是为了让他们能认清一些常识,扩展一些视野,带有启发性,带着问题让他们思考。在这种整体缺乏缺乏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的环境下,难度的确不小。想想看,在今天,围绕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宪政,该如何在维护人权的同时限制公权,都还有这么多争论,可见我们的宪法常识的匮乏,真的让我感到公民教育的迫切性。

在我看来真正的公民教育,不仅仅是课堂上一方讲授,另一方接受的过程,而是需要平等沟通、扎实演练。它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我们共同被启蒙,所以公民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是一个实践教育,是一个开放教育,还是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提高的自我教育。所以我想说,在每一次这样的教育和实践当中,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我自己。我这学期也给大学生讲一门公民课,我告诉他们,今天我给你们开公民课,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比你们更合格的公民,恰恰相反,在很多方面,我可能比你们更糟糕,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身处的是一个更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被直接间接地传播着各种政治立场、仇恨暴力,变得封闭偏狭,对人与事缺乏基本的尊重。所幸的是,我自己愿意经历痛苦的蜕变过程。我也希望在公民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我所有的缺陷和不足,让我们共同来警醒提高,认识到“学为公民”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谦卑和自省的心态,积极行动,公民教育就能非常扎实地开展。这是课堂上的话,也是心里话。

不是斗士,我只是在捍卫多元

南都:您受到关注,主要是源于之前与校方有关读书会的叫板,以及公开表示不参与教授评定,当个永远的副教授。那您的这些举动与理念,后来有没有遇到别人的不理解吗?

谌洪果:有啊,因为很多人在思维和行事上,早已习惯于亦步亦趋,你稍微发出个体的声音,公开一下个体的选择,就会面临许多不解。不过无所谓,我只是在捍卫大学的多元,我也从来不认为我的声音和选择就是正确的,但我作为多元之中的一员而存在,这一点很重要。大学尤其如此,更应该自由、包容和多元。我所有的行动,都不是标新立异,我不是斗士,我只是在捍卫多元,捍卫大学教育的底线而已。我想这也是公民生活的题中之义。

我做的任何事情,包括我去年的读书会,所有从头到尾的细节,都是公开的、坦诚的、善意的。做正确的事情,你是以公民的姿态而存在,你就不必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恐惧。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读书会的整个过程,不仅仅是捍卫了大学自由的底线,整个过程我更欣慰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公民教育的过程,我、我的学生,各方的支持者,甚至包括那些试图阻碍读书会的人,都能从我的整个抗争中看到,我们该怎么保持一种合法正当、理性阳光、互相尊重的公民姿态,来争取自身的权利。这个过程你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和误会,但一步一步挺过来,收获如此丰富和美好。这就是一个公民实践,不刻意制造议题,但当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你必须起立应对。

我还想补充说,在中国往往是这样的,只要你认真做事,只要你做的是正常的事,一定会面临各种阻碍和委屈,因为你在超越许多人的一元化想象,甚至很多人误以为,当别人的生活方式与自己不同的时候,就是在触犯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富有独立个性和尊严的公民的崛起,只会拓展这个社会各方面的机会和空间。习惯于不同和异议,也是一个基本的公民心态。

多元化

南都:所以你认为社会的转型是否成功,宽容应该是一个重要标志吧?

谌洪果:是的,我提倡温和理性、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大历史变革下的转折点。让我最寒心就是,这个社会围绕每个议题,总是出现各种对立和仇恨,每方都有一种非要把对方给搞死的姿态。泛政治化,站队,情绪化、敌我立场分明。面对今天中国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不关心那种斗争意义上的政治,但是我关心具体的公民,具体的生命,我关心每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公民。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缺陷,会有理性认知的不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有着多样的兴趣偏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身份,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表面上我们是在一个世界,但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但有一点是基础的,那就是我们的公民身份。我们需要合作,在公共生活的空间,在公共领域的平台,我们可以呈现立体的、丰富的生活面貌。坚持自我的判断与尊重别人的选择并不矛盾。社会的暴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只认同自己,并且希望把自己的认同强加于别人。不宽容,这个社会同样没有出路。

南都:看来社会应该具备一种多样化的状态,才显得正常。

谌洪果:对,这就是我强调的公民社会的意义。公民教育强调的是自由教育,这个自由教育体现在公共生活治理之道的层面,实际上就叫多中心主义。社会不能只有一种中心,大家都在组成不同的生活中心,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公民社会,有各种正式非正式机构,有各种利益团体,有各种信仰群体,有各种自治组织,有各种公益事业,有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正是这样的多中心,形成自由开放、竞争协作的动态关系。没有整个社会的多中心化,社会要么就会窒息,要么在对立思维下走向崩溃。所以公民社会的本质还是一个多元主义,它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都:多中心主义,一直都是很人呼吁的观点,吴稼祥先生最近在《公天下》那本书里面也提到了。

谌洪果:好像那本书的副标题就有“多中心治理”。不过该书我还没有拜读。我对多中心治理的认同,最先的思想资源来自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预料到了民主会带来两个弊端,一个是多数人的暴政,一个是平庸化。由于每个人都成了原子化的个人,都自私自利,不关心公义,所以恰好投专制者之所好,其结果是,在民主时代,平等和专制反而可能结合,导致更隐蔽的暴政。如何克服这种危险状况呢?托克维尔描述了很多方式,包括普通法精神、普选参与权、乡镇自治、结社权等,尤其是市民社会中,各种社区行业自治、教会组织等格外兴盛发达,它们共同构筑起多中心的平台,构成了良好的市民社会底盘,为一种公民民情的生长不断提供源头活水。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是民主的训练基地,是生动的法制教育和实践,也是共和的精神和公民的美德最好的学校。当然,后来对多中心治理进行了系统阐发的主要是奥斯特罗姆夫妇等人,他们尤为看重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核心就是多中心化的治理。宪政经济学的代表布坎南在阐发宪政规则的选择时,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过程博弈的契约观,对多中心治理及其好处,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学理论证。

对于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判断

南都:多中心其实更深层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权力制衡吧?

谌洪果:多中心是隐含了社会中的不同力量如何平衡的问题,但它和宪政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是不一样的。多中心强调的是公民自由对社会对个体的价值,而权力制衡强调的是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运行。前者需要捍卫,后者需要制约。当然,站在公民角度,对宪政制度也必须要有清楚的判断。比如就权力制衡而言,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常识。不管你怎么解读宪政,如何尊重国情,但制度的设计和改革,出发点就是要看到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所以要以野心对抗野心,对权力施加约束,不能一家独大。就拿我本人来说,别看我一天高唱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但要是我拥有不受监督制衡、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我照样会腐败堕落,甚至变得比谁都坏,比谁都荒淫无耻。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基础上的制度的重要性。

所以,我提出宪法设计的三重结构,即权力与权力的配置;权力与权利的配置,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配置。所谓权力与权力的配置,遵循的原则就是互相牵制,无论是横向的中央分权,还是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所谓权力与权利的配置,要遵循权利为主体,权力服务于权利并不得侵犯权利的原则。所谓国家与社会的配置,遵循的原则是保留社会理性生长的空间与活力,让公民和国家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其实,这三个方面的唯一原则,就是分权,权力权力之间,分权;权力与权利之间,分权;国家与社会之间,分权。任何宪制,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就能做到基本的合理和公正。当然,具体如何推进,需要很多立宪和民主的技艺。

权力制衡

南都:那么你对中国未来转型的制度前景有什么预测或看法?

谌洪果:历史无法预测啦。反正很偶然,而且我有时甚至很悲观。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我们不注重培育公民社会,导致这个社会一方面缺乏基本的认同、共识和原则,另一方面,又缺乏起码的妥协和合作的精神。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别看我们表面是单一制国家,追求大一统局面,但处处是断层和撕裂,缺乏规则意识、缺乏历史眼光、缺乏责任伦理。好在我永远相信,希望在民间,这么多年的积累,我也切切实实看到公民社会和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壮大。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言的民情基础。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公民的崛起,是靠一点一滴、慢慢推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急不得,你越急越没用。同时,公民社会也很脆弱,容易遭到打压、排斥、误解,容易陷入绝望无力,所以也需要妥善维持和培育。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我们只能在不同领域,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重要的是要追求个体幸福,而不是不计一切代价,去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当然首先是要改变我们自己。

南都:这更多的从公民自身来讨论的。最后再谈一谈你理想中的社会状态是什么样的,包括你理想中的大学吧。

谌洪果:就说两个意思吧。第一,所谓理想,都包含在我们当下的行动中。没有脱离行动和过程的理想,也不能因为追求理想而取代了现实想要的生活。第二,今天在中国谈理想,尤其谈理想的大学,我认为从来都不需要刻意设计和标新立异,只需一种回归即可,回归到人的本分、社会的本分和大学的本位上来。比如,就大学教育来看,相对于十年二十年前,显然是倒退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学术气氛都在政治化和世俗化的双重冲击下不断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要求做好本分,你还能要求太多吗?当本分都成为另类,难道不觉得这个时代很滑稽吗?至于更广阔的层面,我说过,自由是丰富的,幸福是多样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让每个人的自由、才能、个性和尊严,都能得到最大化发挥的社会。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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