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西安大遗址(下)

@ 六月 9, 2013

原文首发于2013年3月1日《中国文物报》,作者“钱玉成”与西安大遗址一起经历了文革,本文系他的追忆。前篇回顾《文革期间的西安大遗址(上)、()》】

曲江平地大会战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巅峰,也将破坏大遗址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曲江公社1976年夏季改土大会战”,是一次以“农业学大寨”的面目出现的大肆破坏西安大遗址的活动,现追忆这一过程如下:

曲江池为唐长安城东南隅的名胜区,为唐长安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今西安古城区南约5公里的底凹地带,隋宇文恺设计和建造大兴城时,以人工挖凿这一带屈曲的湖泊而得名。唐代此一地带已宫殿连绵、阁楼起伏。曲江公社的南部与长安县交界处为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后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曲江地区也是文物遗迹、遗物密集地区,是西安大遗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当时并未划分为文物保护单位。

从保存至今的《曲江公社1976年夏季改土大会战战区示意图》和《汉唐曲江水道塬岭示意图》看,当时西安市有关部门虽也明白曲江地区汉唐文物遗迹密集,但仍倾其权力调集西安市郊区各公社的劳力达数万人,甚至运用机械设施,对这积淀汉唐文化的文物遗址大肆蹂躏、破坏,划分包干区,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战天斗地”,移岭填谷,沧海桑田一瞬间,将杜陵和曲江池一带汉唐遗址形貌做了一个根本的改变。笔者参与记录发现的汉唐建筑遗址数十处,在土地一片狼藉中收集砖、瓦、俑、钱币、瓷杯、铠甲、玉雕龙头等大量汉唐时期的文物,亲眼目睹了这一破坏古代文物遗址的浩劫行为,虽痛心疾首,但也无可奈何。

文革期间对西安大遗址保护的主要对策

西安文物管理处作为当地保护、管理各类文物的事业单位,有职责保护好以西安大遗址为主的各级不可移动文物和出土文物,但在“四人帮”势力倒行逆施的“文革”期间,往往很难完全尽其职。尽管如此,西安文物管理处还是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尽其能力保护西安大遗址,采取的主要做法如下:

1、将四大遗址保护纳入西安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都,中央和陕西省对西安大遗址范围内土地的征用还是极为谨慎,根据文物法规将四大遗址的保护纳入西安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在四大遗址的保护范围内没有安排基本建设工程,这是四大遗址赖以保护下来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汉长安城遗址内严格控制,没有一家工厂企业进入。唐大明宫含元殿一带土地也控制极严。而对于大遗址范围内已经发现有丰富文物内涵并考证为重要建筑或墓地的地方,征地筑墙,派专人驻守保护,如丰镐遗址中的马王村车马坑,唐大明宫遗址中的麟德殿遗址等,后来成为大遗址保管机构所在地。正因为当时所作的保护,才使现今西安大遗址的保护和开发有了较好的基础。

2、积极应对“农业学大寨”中的改土平地活动

在“文革”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当时西安郊区已不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对土地进行小平小整,而是提出了“三端一平”的目标。要将广袤的土地改为一片极为平整的土地,道路、水渠和树林都要改为方正平直的规则形状。这样,大遗址地面遗存的大型建筑台基和底凹的古代河湖遗迹,都是“在劫难逃”的平整对象,1976年夏季的“曲江公社改土大会战”正是缘此而起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采取了“责任在身,当仁不让”的态度,依法据理力争,与区县领导短兵相接,区县领导往往以“古遗址地区农业学不学大寨”来质问和要挟,保护大遗址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1974年初,西安文物管理处以秦阿房宫“北司”遗址遭毁坏,惊动中央表态加以制止为契机,要求在四大遗址保护范围内平整土地必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得到西安市革委的认可。此后每年初,四大遗址范围内的各生产队上报本年度的土地平整计划,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一起据上报的计划逐一实地踏察,根据遗址的遗存状况确定哪些可以平整。逐级上报后,国务院基本是按上报的意见批复。

阿房宫遗址

阿房宫遗址

在四大遗址108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内,十余个公社,成百个生产队的平整土地现场,每年从冬春的计划安排,到实地的逐一踏察,提出具体意见拟文上报,到下达批文再实地逐一落实,甚至要跟踪平整土地中的出土文物事宜等,这对当时只有十余人的文物部门出来说,其艰难繁巨是可想而知的,且在当时只靠数辆“老坦克”似的陈旧自行车往返奔波数十甚至百余里,真是疲于奔命,但总算杜绝了在四大遗址内的平整土地大会战,且将四大遗址内各生产队的平地计划纳入国家监管之下,从而使四大遗址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免于浩劫而幸存下来,这真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

3、组织群众,形成保护西安大遗址的保护网络

当时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及上级部门西安市文物局,运用行政权力,发动群众,成立各级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和文物保护小组,聘任当地热心于文物保护、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责任心的人员为遗址保管员,颁发由西安市文化局签发的专门证书——《保护管理手册》,其中首页便是保管员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相片等信息,这是由国家机关签发的聘任证明,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保护大遗址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文物保护管理手册的后页是有关遗址的内容介绍、保护意义、保护的范围、重点和要求等内容,“保护要求”中说明了保护的原则是“保护重点,坚决贯彻两利政策(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文物保护),保持原状,不许作任何破坏”。后面是一张简明的遗址图,因大遗址不是一个,故保护管理手册也是分遗址而印制。

这种自上而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文物保护小组和文物保护员组成一个较为完整、严密的保护网络,在文革及其以后的较长时间内,使西安大遗址得以有效的保护,而将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4、宣传文物政策和保护文物意义,尽量做到有效保护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不定期地组织人员下厂、下乡宣传当时的文物政策和法规、大遗址保护的内容和意义,运用照片、图纸、文字和口头说明等形式,尽量使大遗址的文物保护深入人心,做到有效保护;每年还召开市文物工作会议,召集有关部门、单位和文物保护人员宣传总结文物情况,及时传达中央和省市文物政策等。对于市、区有关会议,利用机会宣传文物政策和大遗址保护内容。

5、专人负责,定片与巡查结合,做到有事随时处理

西安大遗址面积大,范围广,文管处人员极少,只能采取专人分地定片和巡查相结合,以确保对重点遗迹的保护。

6、沟通有关部门、单位,综合保护大遗址及其文物

有了广大群众的参与保护还是不够的,市文物处还主动沟通市规划局、建设局、农业局和省国防工办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将大遗址保护的内容范围等以图纸、文字等形式送交这些部门。如西安市规划局的韩骥先生在西安市地图上以各种规定色彩和符号,划出西安市城内各级文保单位(含大遗址)的主要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等,使西安市的文物、遗址等总量、等级一目了然。

1976年曲江公社改土会战之后,西安文管处先后绘制西安大遗址文物的保护图纸多种,如《周丰镐遗址保护区位置图》《秦阿房宫遗址保护区位置略图》《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位置图》《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区图》《西安城墙现状示意图》《唐芙蓉园、曲江池位置示意图》等,通过市政府和市文化局文件方式,将西安大遗址内容和保护区范围等送到各级地方政府、基层单位及群众手中,同样达到最大限度保护大遗址的目的。

“文革“已经过去多年,许多事已趋于淡化,但凝聚中国古代人名智慧和辛劳的西安大遗址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得到认同和关注,并正在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与那段黑暗时间里对厄运的抗争分不开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中或可得到不少的启示。

:本文经韩保全先生校阅原稿,韩先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补充内容,特此致谢。(韩保全任西安市文物局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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