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身的布票

原文首发于《黄开林的博客》,感谢作者“黄开林”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薅不尽的野草》】

我最早见到的票证,第一是票子,也就钱,第二是就要算是布票了。我们那地方讲究“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有“吃饭穿衣量家当”一说,在凭票供应的年代,贴身要穿的棉布显得尤为重要。

翻阅资料,才知道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9月15日起,所有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和私营纺织厂生产的棉纱、棉布一律由中国花纱布公司统购统销,并采取分区、定量、凭证供应的办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每人发给布票7.4尺,中等身材勉强能做一套便衣。最少的一年只发了3.7尺,连一条裤子都不够。

那时流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话,我是老大,沾的光就多,过年至少有一件新衣,理由是老大穿一年,第二年长了个子就穿不得了,退役下来就该老二了,等到老三老四就是补丁摞补丁了。弟妹们不答应,母亲东家一尺西家五寸的去借布证,凑到一堆就能扯几尺灯芯绒,一人一双千层底布鞋。

布票
(图片来自网络)

对布料的叫法,经常从婆和母亲口中出现的有白洋布、红洋扣、格子呢、卡其布、天蓝布、碎花布、灯草绒,最好的是黑贡呢,又厚又结实。我最怕洗这种布料的衣服,一见水就变硬,搓不动,扭不干,得用棒槌砸。婆的针线活好,锁扣精细,针脚平稳,自裁自缝,无师自通。对门有一光棍汉,每年腊月都要在胳肢窝里夹几尺布来,请婆帮忙缝制一件对门襟上衣,虽说分文不取,人家也是厚道之人,抽空扛一大捆干柴送来,或是舀一升核桃半篮柿饼。取的时候,婆把大一点的布头包在里面,叮嘱人家一定要捡好,这块可补肩膀上的疤,那块可补胳膊上的洞,如果没人补,就拿过来。那人千恩万谢地去了,婆抓一把碎布对我妈炫耀:这是我的落头,大一点的可以打补疤,小的可以铺鞋底。

记得在溢河小学当代理教师时,我就穿的是洗得发灰了的黑贡呢对襟衣服和抄腰裤子,有一位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同学问:你都当老师了,还穿这样土的汗褂儿?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脸有些红却是真的。那是一个以朴素为美的时代,谁身上补丁多谁最光彩,有的怕别人说嫌话,就把新衣裳穿在里边,等洗过几水才让它露面。

婆有位养子(我们喊小叔)订婚,要三套衣裳,借了好几家,才把布证湊够。婆从箱底里拿出她亲手绣的白包袱,上面有老鼠嫁女的图案,我仔细看过,布局合理,比例得当,对称均衡,刺绣精细,那吹吹打打抬轿子的场面比人的婚嫁还要排场。为了装礼品,便用红颜料染了色,后来省上下来普查民间艺术,拿着包袱连称可惜。好景不长,不到半年,女方反悔要求退婚,农村的规矩,退婚就要退彩礼。钱好退,布证难找,为此事还拖了一些时日。

我在邮电局工作时,帮机线班扛电杆铁丝,每天可以列表补助半斤粮票,还要发一双白线手套。为了节约布证,攒足手套就请人拆了绾成线团,花好几个月的工夫织一件秋裤。未婚妻曾给我织过两件,一丝一缕,一针一线,一针情深,一线意长,意义就非同一般,穿在身上不仅暖和,还有一点甜蜜的感觉。班长要结儿媳妇,正在为布证的事犯愁,我听到后就把家中给我准备动婚时要用的两丈布票拿了出来,叫她先解燃眉之急,班长一再表示感谢,两丈布票落一个满人情,算得上那个年月的“中国特色”。

布票
(图片来自网络)

布票宽不过一指,长不足三寸,用色也未超过三种,时限要求严,过期或扯掉副券作废。图案设计上有明显的时代特征,1966年以前主要以“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利”“五谷丰登”为主题;“文革”期间则以“毛主席语录”“红太阳”“三忠于”“工农兵”为标志,多数印有毛主席语录,具有浓郁、鲜明的政治色彩。“文革”后的布票则较为朴实,没有更多文字和图案。1983年11月22日,商业部发出通告:从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制品敞开供应。从此,布票正式退出流通领域,从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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