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辉煌与悲哀

原文节选自《赵攀强的blog》,感谢作者“赵攀强”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难忘的催债经历》】

敦煌,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从古城西安出发,经中卫、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莫高窟。沿途大漠浩瀚,祁连山绵延,不时见积雪浮云,风沙蔽日,一派旷古悲凉的景象。这就是世人瞩目的河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我们参观了莫高窟一些开放的洞窟,那卓越的彩塑艺术,惊世的壁画瑰宝,以及藏经洞里发生的离奇故事,无不令人震撼和惊叹!触景生情,我的思绪飞向了那遥远的从前。

在海上丝绸之路没有开通之前,河西走廊是中古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国际大通道,敦煌则是其“咽喉之地”。因为从敦煌向东,经河西走廊可直达汉唐古都长安,向西通过西域,可进入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罗马。由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使它在欧亚文明互动、中原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敦煌曾经的辉煌,那是很自然的事了。

说起敦煌的辉煌,不得不从汉朝说起,也不能不首先想到张骞。西汉初年,匈奴人控制着北部的广大地区,扼住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并不断进犯西汉边境。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决定反击匈奴,一边派大军与匈奴交战,一边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生活在今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夹击匈奴。

不料张骞的使团一进入河西就遭匈奴人的俘获。在匈奴度过11年艰苦漫长的岁月,张骞终于寻机冒险逃出,先后到达大宛、大月氏。张骞在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左右,又到了大夏,因见联合之事无望,便打算回归汉朝。可是,他们再次被匈奴人抓获,又被困匈奴一年多时间。不久,匈奴单于死了,匈奴内乱,张骞趁机出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虽然此次出使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张骞对西域各国的地里、物产和各民族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之后,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时汉朝已经控制了河西一带,张骞使团顺利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这次张骞出使依然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但西域诸国都派了使节来与汉朝交往,远远超过了军事上的意义。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从中国到西域各国来来往往的使者、商队,络绎不绝,物质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丝绸之路随之建立,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也进入一个繁荣期。

随着中西物质文化在敦煌的交流,佛教也由西方经敦煌传入中国。在西晋、十六国时期活跃在敦煌及河西的高僧有竺法护、竺发乘、鸠摩罗什、昙无谶、法显等,在河西一带译经传法的僧人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在河西活动的僧侣们不仅译出了许多佛教典籍,促进佛学义理与戒律学的发展,还促进了此地寺庙、石窟寺等的兴建。

第一个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佛窟的僧人叫乐遵。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的某天,乐遵来到了敦煌三危山,看见河岸边的山崖上忽然呈现出万丈金光,光芒中似乎有千万尊佛像闪闪发光。他觉得这是佛祖给她的启示,于是便在这片崖壁上开凿了一个佛窟,以示供养。后来又有一个法号为法良的僧人来到这里,在乐遵窟的旁边又开凿了一个窟室。以后僧人开凿禅修窟,地方豪族大户开凿功德窟的活动逐渐兴盛起来。

敦煌

从汉代以来,河西走廊一直是中外贸易中转和贸易中心之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经过河西走廊、新疆才能远销到大夏、安息、罗马及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外国的商人也要经过这里才能将货物运抵中原。可是在隋朝建国前后,大隋忙于统一中国的战争,无暇西顾,吐谷辉控制了沟通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领几十万人马西巡,指挥几路大军在祁连山和大通山的狭长地带大战吐谷辉,大获全胜,解除了吐谷辉对隋边境和丝绸之路的威胁。隋炀帝到达张掖,登焉支山,高昌王和西域27 国使臣夹道参见隋炀帝,各国商人也都云集于此,几十里路上,车水马龙,人流滚滚,交易喧嚣,盛况空前,持续时间达六天之久。由于有20多个国家的商人云集于此进行国际性的商品交易,所以后人把这次盛会称为“万国博览会”。之后,隋朝在吐谷辉故地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伊吾五郡,加强了隋对西部地区的管理,突厥人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

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敦煌莫高窟迎来了石窟营建的黄金期。隋王朝虽然只有短暂的37年时间,但在莫高窟新开凿的石窟达101个,每年以两个多的速度如此密集地开凿石窟的朝代,在莫高窟只有隋代。这与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皇帝都崇信佛教,以及隋代的强盛密不可分。

唐朝是中国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唐都长安成为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太宗李世民被突厥人称为“天可汗”。

唐僧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二十八岁的玄奘走上了西行求法之路。玄奘孤征二十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中亚、印度一百三十国,历尽艰辛,九死一生。由于玄奘潜心求法,刻苦好学,加之悟性极高,学识越来越受到众人的推崇,也受到了印度戒日王的青睐。公元642年,戒日王在他的首都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辩法会,十八国国王莅临听法,六千各国高僧云集于此。在这次辩法会上,玄奘法师被推举为辩主。经过十八天的激烈论辩,玄奘法师最终获胜,从此以后,玄奘法师名震天竺全境。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法师回到新疆于阗,唐太宗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玄奘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过阳关、沙洲(敦煌)、瓜州、直达长安。玄奘西行求法属私自出境,身无官文,曾在敦煌、瓜州度留月余,如果不是当地官员和人民崇尚佛教,并鼎力相助,唐僧取经成功谈何容易。

唐朝丝绸之路空前活跃,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敦煌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局面,到唐朝总计有窟龛一千多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佛窟以及大型洞窟的建造多了起来。如开凿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现存有九层窟檐建筑,是敦煌石窟最负盛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俗称“九层楼”,大佛殿内有高达35.5米的大佛,俗称“北大像”。开凿于开元年间(713—729)的第130窟,内有高26米的大佛,俗称“南大像”。开凿于大历六年(771年)以前的第148窟,内塑长15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塑像。这些规模宏大的洞窟,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仅此说明了唐前期敦煌一地雄厚的经济力量,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河西陷落吐蕃之手近百年,丝绸之路被切断。公元848年,张议潮趁吐蕃内乱之机,发动起义,一举收复沙洲(敦煌),并派人入长安告捷。之后,张议潮以沙洲为根据地,继续进军,和吐蕃交战,到公元851年又相继收复了肃、甘、伊等州。这年8月张议潮又派其兄张仪谭等29人奉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11州图籍入长安告捷。此年11月,唐王朝于沙洲建立归义军,统领沙瓜十一州,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

在收复河西之后,归义军政权继续推行崇佛政策,同时还不断向唐王朝请经,莫高窟也迎来了开窟造像的新高潮。为了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功绩,莫高窟第156窟绘制了巨幅历史画卷张议潮出行图,及“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公元914年,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张议潮后代)病逝,由于张承奉没有子嗣,州人推举曹议金为帅,归义军政权从此落入曹氏家族。曹议金被唐王朝受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沙洲刺史、检校司空”。曹氏对外积极采取和亲政策,用通婚的办法接好四邻,对内利用世家豪族,加强内部统治,竟使归义军政权再度延续百年之久。与张氏一样,曹氏一家非常信佛,几乎历任的归义军节度使都在莫高窟修建自己的功德窟。如莫高窟第98窟就是曹议金的功德窟,内有曹议金画像。莫高窟第61窟内还绘制了大量曹氏家族女眷,是敦煌石窟中女供养人群像最多、体积最大、画面最绚丽多彩的一组壁画。

1036年,西夏攻占敦煌。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尊崇佛教,将佛教定位国教。西夏在敦煌开凿重点地区在榆林窟。这一时期,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也留下了西夏佛教信徒的足迹。在莫高窟有大量西夏时期重修重绘的洞窟,西夏壁画以千佛、菩萨为主,水月观音是西夏壁画中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品。1062年,西夏惠宗为了和北宋进行战争,曾向东迁徙敦煌民众,使敦煌受到很大的消弱,加之后来瓜、沙、肃三洲发生饥荒,百姓流亡他乡。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及陆上丝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日渐衰落。

元朝建立后,向西的交通要道已不再经过敦煌,敦煌在地理上失去了以往的优势。1291—1292年,元朝移瓜沙居民入肃州,敦煌的地位日趋衰微。

明清时期的敦煌更是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航路,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使中西交通中断,丝绸之路凋敝,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已是一幅“佛教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的残破景象。

尘封了数百年的敦煌莫高窟,有一天来了一个王道士。在他雇佣人力清理莫高窟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藏经洞。当打开那扇小门,眼前呈现一个黑黝黝的小室,凭借微弱的光线,王道士看见洞窟里整齐有序地堆放着很多的白布包、造像和法器等,这是发生在清朝末年(1899)的事情,这个偶然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窗口。在相当长时间以后,随着藏经洞文物的流散、各种出版物和研究成果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知道了这个石室藏有各种写本、印本或拓本,大量经卷、文书、账册、帛书、绘画、织绣、铜像、法器等总量达五万件之巨。这样大量的文物为什么会封存在一个小小的洞窟之中,又是什么时候封存的呢?至今说法不一,成为谜团。

敦煌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可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并不清楚这种历史意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这批文献并不重视,国内学者对此发现也一无所知。然而欧美在西亚的考古学者们却惊喜异常,纷纷前来“盗宝”。

第一批到达敦煌的外国盗宝者是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1907年3月21日,斯坦因首次来到敦煌,先在敦煌附近的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当他听说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批古文献时,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斯坦因利用王道士的无知与对宗教信仰的感情,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随后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手稿三千多卷写本,一并运到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馆。1915年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莫高窟,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使斯坦因又得到了4大箱的写本文书,斯坦因又在当地收购了一些,所得一共约5大箱六百余卷。

十一

第二批到达敦煌的外国盗宝者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带领考察团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利用这段时间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考察。王道士回来后,伯希和利用金钱诱惑,买通王道士,然后就在洞中任意挑选自己满意的经卷。最后,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6000余件写本,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盗取的多,却是藏经洞写本中的精华。

1909年5月,伯希和又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学者一些敦煌卷子并说出了它们的由来,当时在北京的许多著名学者目睹了敦煌宝藏,大为震惊。经过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吁,才由当时的清廷学部负责把敦煌藏经洞所剩文物运送到北京。然而在运送以前,王道士就已经将其中比较完好的经卷私藏起来,后来又被欧美一些劫宝者买走。前来押解的清朝官吏极不负责,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物清理干净,留下不少遗存。押解沿途,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运宝”的车中,造成大量经卷流失。最后运回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的经卷只剩下八千多件了,且有不少是被人切割充数的残卷。

十二

第三批到敦煌的外国盗宝者是日本大谷探险队。1911年10月5日,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到达敦煌,他拍摄了洞窟,先后得到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1912年1月26日,大谷探险队另一名成员橘瑞超赶往敦煌与吉川回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这些写本在大谷光瑞去世后,一部分捐赠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留在旅顺的六百余件敦煌写本于1954年调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

十三

第四批到达敦煌的外国盗宝者是俄国探险家鄂登堡。1914年5月沙俄成立考察团,鄂登堡为其主要成员之一。1914年8月20日他们到达莫高窟,详细研究了洞窟壁画与彩绘,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两区的崖面平面图。他们在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国时,带走了千佛洞测绘的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拍摄了二千多张照片,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绘制了几百张绘画,同时也带走了莫高窟南北两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

十四

第五批到达敦煌的外国盗宝者是美国人华尔纳。1924年1月华尔纳到达敦煌莫高窟,此时藏经洞中的宝藏早已被瓜分干净,在经过参观考察后,他们决定剥离壁画和搬走彩绘,进行文物盗窃。华尔纳给了王道士一些礼物,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第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华尔纳用一种特制的胶布,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唐代壁画精品26块。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一并带回美国。1925年5月19日,大获其利的华尔纳第二次来到敦煌,目的是揭取壁画和搬走彩绘。由于华尔纳第一次的破坏行为使当地老百姓十分气愤,他们向王道士责问此事,使得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过日子。当地政府也对华尔纳第二次考察千佛洞的要求表示拒绝。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严密监视下,华尔纳考察团只活动3天便匆匆离开敦煌。至此,西方探险者在敦煌的劫宝活动画上句号。但此时,藏经洞的大部分文献资料早已流散于世界各地。

十五

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接着就是外国探险者接憧而来,大量的文物因而流向海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年是法国人伯希和劫走大量文物,并广为人知之后近四十年时光里,中国的文化人却没有一人前往敦煌去看个究竟,中国文化界的麻木可见一斑。所以陈寅格先生叹息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政府的腐败,官员的贪恋,学者的麻木,民众的愚昧,岂止只是一个让中国人蒙羞万年的王道士?

敦煌,是中国人的骄傲!敦煌,又是中国人的悲哀!

参考资料:

《灿烂佛宫》樊锦诗 赵声良著,《莫高窟史话》樊锦诗主编,《讲解莫高窟》敦煌研究院编,《白话二十四史》中国华侨出版社,《资治通鉴》司马光著,《中国高僧》李利安著,《伟大的祖国》西北大学德育教研室编,《可爱的陕西》韦建培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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