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中的异乡人

原文首发于《Uchiha以鼬之名的博客》,感谢作者“Uchiha以鼬之名”的原创投递。】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两千年前先哲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城市建立的奥秘,上海世博会那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给年轻人带来无数关于城市的遐想,但《中国在梁庄》里,我看到那些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成为城市中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异乡人,官方称之为“农民工”。

作者梁鸿在写关于童年好友菊秀的文章时用了“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这样刺眼的标题,是什么让有志青年在城市里受尽伤害,让无数原本走进城市的异乡人感到“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是什么让他们在城市神情怪异、动作拘谨,回到家乡却能自信活泼、生动自然?

先从官方对他们的称呼上看。“农民工”一词本身就带有许多居高临下的轻蔑色彩,同样是出卖体力的工人,他们却与一般工人不同,被称为“农民工”。在许多语境中,“你真是个老农民”、“真老土”这些词,都不自觉地表露着对农民的轻视。可当今大多数人的祖辈不都是农民吗?

原先这些人被称作是“根正苗红”,大红大紫后,现在他们恨不得早日脱离那个阶层,故乡成为他们“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故乡的落后更让他们鄙夷不屑。好像历史的巧合一样,现在他们要与养育了自己父辈的地方“划清界限”。而那些“农民工”的后代竟然也世袭了这个称呼,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新说法“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合理,扩大了人员构成,不单独指农民兄弟,让人有一种感觉说不定哪个“外来务工人员”在图书馆当临时工,当着当着住进了中南海。

中国有7.5亿常驻农村人口,教育的缺失和庞大的群体使得这些人鱼龙混杂,中国的进步需要建立新农村,更需要取消无意识的偏见。

再看他们的身份。李承鹏在《人人都是外地人》中提到:“在祖国,你要是没钱,到哪里都是外地人。”随即看到西安新出台的转城市户口条件是:3年内纳税30万(【西安e报】1673期之8)。中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根据血缘继承关系和地理位置把户口划分为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带薪休假、工伤补偿等都凭运气,近四成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工资无法保障。“临时工”便起源于此,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身份,查无此人。

理想的户籍制度应该是自动登记制度:一个人出生在某地,就自动登记为该地户籍。若其离开原有户籍登记地,进入另一个地方,不论是城市、乡村,居住一定时间,并准备长期居住下去,就应当获得本地户籍。就好像李承鹏说的那样:“要在美国,想从政可以去华盛顿,搞金融可以去纽约,演电影可以去洛杉矶,如果有志参加黑社会,还可以去芝加哥。”

梁庄

在梁鸿的叙述中,我看到20世纪90年代弥漫在社会中的野蛮风气。在北京,派出所对待不法商贩棍棒相加,狱中盲流们打架斗殴,最后被收容所卖给砖瓦厂。“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他这样表露自己在北京打工的感受,表示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过非人的生活。在这里,城市没有让生活更美好,反而让生活更绝望。

正是这种切肤之痛让当今的商贩看到城管后抱头鼠窜。这个暑假颇不平静,瓜农邓正加被秤砣打死在街头,用摩托车非法载客的冀中星被打成残疾,这些都是发生在新时代里的故事,主角一个是城管,一个是警察。只要还有一个人可以被“突然倒地身亡”,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黑暗的,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非法载客非法占道也只是为了省些钱,却被城里人判了死刑,城市建设并非不是建立在漠视生命的众多鲜血和生命的基础上。

梁鸿在书中提到:就梁庄而言,整体上,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外出讨生活。古代那种宗族社会在新型的关系社会中丝毫不起作用,关系社会更为庞杂,突破了狭隘的一家一姓,以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形式存在,没有永远的血缘,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关系来自高档餐桌、商业贸易、父辈、老同学、官场职场…对于进城打工的村民来说这些根本不可能。无依无靠的他们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城里人知道要“找关系”,他们却还保留着宗族观念投亲靠友,脏兮兮的衣衫让他们表现拘谨、不知所措,听到洋气的普通话也让这些拥有外乡口音的村民无所适从。

这种关系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村民头脑中还存在着一种“报应”的道德观,面对社会上富豪的子女们为夺家产反目成仇、官员谋求私利、贪污受贿、奢靡浪费等现象,他们隔岸观火,因为他们最相信的是报应,干坏事就要遭报应,这些人没遭报应他的子孙就会遭报应,所以他们不关心这些,缺乏维权意识和监督意识。这种有些迷信的道德观也同时让他们保持着一些淳朴的民风,使邓正加可以从一个赌徒浪子回头,只是社会不给他机会,让他暴死街头。

在当今悬殊的社会地位中,他们也感到自身力量的渺小,社会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以他们不关心政治事件,不关心基层民主选举。民主与自由这些名词还离他们太远。

梁庄办有文化茶馆和戏台以提高村庄文化素质,结果文化茶馆成为棋牌室,受欢迎的书籍也都是武侠小说类,一位收藏书籍的老人死后,书全部被子女当废纸卖掉,当作者为老人留下的珍贵遗产痛心的同时,发现村里竟无一人重视精神上的阅读享受。所以,越是知识的贫乏也就越自卑,和自卑相伴而生的是盲目自大;缺乏教养,就越来越被城里人瞧不起。知识上的鸿沟和数字鸿沟一样,是隐形的,只是会在一些事的节点上爆发出来,形成城里人和农村人的隔阂,使双方都产生仇恨心理,最后,人民和人民火并起来了。

梁鸿童年的朋友菊秀,没考上高中,只好去帮父母摆地摊,骨子里她却是个文艺女青年,一直“瞧不上”自己的工作,在创业的艰苦阶段每天早上坚持晨练,到坝上唱歌,和一个有着同样气质的男青年结婚。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同有积极向上的心态,结局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坎坷人生路。

菊秀说:“我们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说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觉得与他说话好像对牛弹琴。”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是谁的思想和谁不对路,同样是文艺男青年的丈夫也“瞧不上”那种要与人抢摊位抢客人的做法,但当养活家庭的责任落到文质彬彬的青年肩上时,他们再也无法谈人生谈理想。

妻子的埋怨、自己的无作为、老丈人家的嘲笑、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这一切足可以使儒雅的他崩溃。年轻时爱吹笛子,爱看书,生的白白净净,这些无法给妻子优越的物质生活,只能成为别人眼里的笑柄。在菊秀的梦里,她总是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因为上学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还有机会。可现实生活没有给他们机会,她的理想、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因为没上成学,生活把她抛到另一个轨道上时,她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看似是这些放不下身段的理想害了她,其实是她生活的那个村庄、那条街道、那个国家害了她。当人们的上升渠道只有通过考试时,这和古代的科举制没有区别,不仅成本高,而且一旦失利就处处受人冷落。当今农村也实行义务教育,但教育水平落后、师资短缺,使这些免费生拼不过城里娃,教育不只是有课上,还包括课堂教学质量、硬件设备、课后辅导、答疑解惑…那些昂贵的学习工具、教辅书、练习题,还有“新东方”、“学大教育”等辅导班所要花的教育投资,是村里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只能继续遵循父辈的足迹。

如今,有许多民间公益组织关注这些易受伤害的人群,王克勤老师的“大爱清尘”、寇延丁老师的“可操作的民主”、“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等都是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的表现,这是关爱的回归、本性的回归、根的回归。民间做出努力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做出更富有责任的努力,在职业技能培训、再就业、成人高考和各种职业技能的认证考试上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密尔说:“从长远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所以中国梦不应该是空洞的政治宣传,而应是脚踏实地的每个人的个人梦。个人梦实现了,中国梦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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