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党是怎样消失的

原文首发于《新周刊》,感谢作者“谷正中”的原创分享,作者系21CN网副总编辑,广东省文化学会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古之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合称为“乡党”,即“家乡”,如《论语》中有“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后来又转意为“乡亲”,如柳青《创业史》中有“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们也顺心” 。

传统乡党社会的消亡,应始于清末光绪帝废除科举和开新学堂的“新政”;加速于大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最后消亡于从1946年至1953年,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运动”中;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以及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给被摧毁的“乡党”踏上了最后一脚。

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后,“以往传统社会中充当统治精英和主干的士绅阶层,现在被摧毁了”。

他道出了乡党消亡的核心原因——乡村精英阶层的消失。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这些精英就是以乡绅为主体的乡村自治领袖。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党们的社会关系不由官府直接干预,而由乡党中进过贡院、考过功名,或做过官等有知识、操行、人格背景的“斯文人”主导:乡村有红白喜事,他们必须儒雅地站在村口,面带发自内心的微笑,打躬作揖迎送贵宾;祭祀时带领宗亲,抑扬顿挫、语速徐缓地念着祭文;若乡党有诉(讼),则端坐祠堂中央,闭目、一言不发,听完双方痛诉后大喝一声:“你们都是不孝子孙,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对于普通人来说,要中科举除了天生聪颖外还需祖上积德,谈何容易?但能识文断字,谙熟《乡党应酬》,乡党们必委托你办他们办不了之事,简单如过年书写对联。一旦被乡党们认可这方面才能,你就晋升到基层斯文人之列,你就是乡党的领袖——乡绅。

这种认可是乡绅莫大的荣誉,也导致了,当土改到来,一些平日恭敬谦卑的乡党指着他们鼻子批斗时,乡绅自感斯文扫地,因为受不了屈辱,多少人自缢而亡,以期生前能保持乡绅那份体面和尊严。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今时今日,真正意义上的“乡党”概念早已消亡,现在它只“宅”在三秦大地的口语里,或文学作品中,引人遐想,供人追寻。

晚清以降面临现代转型挑战的乡党

代表旧时代的乡绅也明白,科举见废,现代民主自治方式将取代以士绅为主的乡党基层自治,旧式乡党要在现代化转型中逐步消亡。众多乡绅虽不情愿,但还是努力转型,并积极培养适应新社会变化的“接班人”——有责任、优秀的“现代公民”。

如晚清变革的精英,后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骨干,以及在各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大多是乡绅的后人、门徒弟子。

邓中夏的父亲是晚清举人邓典谟,晚年修纂了《宜章县志》。另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的祖父彭藩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彭湃是名副其实的“富三代”。

乡绅一项重要职责是赞助教育。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四川富商成立了基金(相当于现在的NGO),补贴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便受益其中。邓的父亲邓文明曾是广安警卫总办(团练局长),在家庭殷实时,还曾办过一所学堂,同样是乡绅的一员。

史学界的巨人陈寅恪的祖父是积极推进光绪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帮助巡抚力行新政的陈三立。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晚清以降的精英与乡党,在血缘、经济、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乡党”中不乏像上个世纪的中共党史专家邓力群等意识形态的左派代表,但是更多的人在体制内外,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而努力。

耗费毛泽东32天考察撰写出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推动农民翻身,消灭地主剥削为核心内容,在当时并不被待见。陈独秀看后,大骂毛年轻气盛、思想偏激,中共中央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也冷处理了毛的手稿。可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同“过激的农民运动”。

乡党

“乡党”在民国的转型过程因战争中断

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共反目后,中国乡村社会面目全非。上世纪30年代,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中国农村改良运动:教育家晏阳初最早到河北定县搞平民教育运动;国学大师梁漱溟辞掉北大教职的身份到山东邹平乡搞自治建设运动;西北军高官彭锡田等在河南镇平、内乡进行自治自卫运动。

国民政府在局部地区尝试新的保甲制度,希望通过打破几千来“皇权不下县”的模式,让中央政权势力渗入中国基层社会。政府特设农复会,制订合作社法,成立农本局。

基督教团体喊出“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1930-1931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派美国乡村事业专家鲍德斐博士来华,协助指导中国基督教会的农村工作,在昌平、昌黎、通县牛堡屯、保定樊家庄等地设立农村牧区。

中国基层社会的改造,要倚重教育的发展。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七七事变”之前五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那时“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
可是多方尝试,无法让中国社会像邻国日本那样顺利转型——传统精神的“接力棒”并没有从“旧乡党”传递给“新乡党”,也就是现代公民。

“七七事变”生生切断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过程。抗战结束前后,国统区人民承受着货币贬值等灾难,整个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或许是地缘政治作祟,苏俄式的革命对中国社会有极强的吸引力,乡党还没有来得及转型、蜕变,就遭遇了历史的“暴风骤雨”。

土改镇反导致乡党的社会形态基本消亡

让地主乡绅迅速消亡的土改,撬动了乡党社会的地基,它以剥夺生命权,即肉体消灭为开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赤(中共苏区)白(国民政府统治区)交界地带,破坏极为严重。据南京大学退休教授姜平的《邓中夏一生》记载,在湘鄂西的边境外,有三十里宽的地区内不见人烟。

自1927年8月起,在全国发生了100多处农民运动。

第二次土改高潮发生在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后的北方解放区,这次运动也存在许多极左的状况。

到1952年年底,除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完成。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很显然这些土地来自4500万的地主与富农。(《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杨奎松

消灭乡党的方式方法

作家野夫在《乡关何处》里写道,“在古代汉语中,它(组织)只是一个动词——编织与构陷”。他的大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是“组织的人”,“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是组织的某个螺丝、刀片版的部件”。

组织在乡党消亡过程中,代表的就是让螺丝组成的机器运转起来的能力,即权力。当时土改的组织就是农会,或工作组。

台湾史学家陈永发的弟子陈逸达用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为样本对东北土地改革研究后得出结论,农会主任代表的是权力,当时有一句流行语——“一切权力归农会”,如果组织不空降农会主任老杨,李有才肯定斗不过地主阎恒元。

工作组干部“老杨们”,一般都是异乡人,与当地人没有瓜田李下之嫌,无乡党间的亲友故旧,所以他们下得了手。他们还能言善辩,更会用文宣品去教育、发动群众。

这些空降的“老杨们”只是发动,并不直接动手肉体消灭地主乡绅。现在老一辈回忆时还认为,“工作组的人是好的,坏就坏在地方上。”

污名化和道德矮化是发动群众最好的办法。由“五四指示”开始的解放区土改刚好发生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打击乡党的手段,就是把土改与打击“汉奸”、“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称,农民运动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等九种方式从政治上去消灭地主——乡党精英。

经历土改后,保甲制被农会、党支部取代,由此演变成今天的村民委员会 党的村支部,村下面是生产小组的模式。

价值文化层面的消灭——毁儒

鼓励相互揭发,这与传统道德不符,孔子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伦理主张亲亲相隐。只有“毁儒”,才能让群众突破伦理关。

从“五四运动”开始,孔子就成了反面角色。如果说肉体的消灭直接使乡党速亡,而“毁儒”是从根子上消灭乡党。绵延两千多年的孔家终于在文革时期被踩在脚下。

儒家用“礼”的形式来维护其主张的价值观——“仁”。“礼”在世俗层面表现为婚丧嫁娶、祭祖拜神明等的仪式,以及传统节日。结果,除了传统的春节(过年),节日一度变成了国庆、“五一”等带有深厚意识形态的日子,直到2008年中国才将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

祠堂是宗族祭祖、议事的庄重场所。家庙、祖庙是敬神之所;族谱承载着对宗族的认同;家族的祭产,为祖宗血食所关。土改时,祭产被宗族内外的群体析分;文革破四旧,族谱大都成灰烬,宗祠等精湛的建筑艺术被毁。今天南海西樵山一块块铭刻着先辈名字的石碑,就那样静静地躺在游人如织的大道上…

乡党消亡的后果——乡村伦理纽带的断裂

在乡党消亡过程中,既按照那些“美好”设想埋葬了封建糟粕,又埋葬了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观。

当年与刘少白一起为乡亲们兴学办好事的还有边区议员牛友兰。他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给了共产党,但土改时却遭受绳子穿鼻游街的羞辱,并且要他的儿子,晋绥行署副主任牛荫冠牵着陪斗。

人伦丧失还表现在农会成立后,南方部分宗族观念十分强烈的山区居然出现了宗族间通婚现象。在乡党消亡后,乡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能阻止这种婚姻。老一辈人认为,这些婚姻男女就是在参加农会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并得到了农会或工作组的支持。这让现在族谱的编纂者犯难了,如实记载,从辈分上说,族谱里难免出现姑姑嫁给侄子,甚至爷爷辈娶孙女这类无以面对列祖列宗,颜面扫地的尴尬。

像土改这种对财产不合现代法分配的方式,变相鼓励好逸恶劳。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农村建设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就土改专门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讲了三个故事。

一个五十多岁贫农出身的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血汗钱买了120多亩地,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只能入城做车夫;另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用终身积蓄零零星星买了20多亩地,加原有的合计30余亩。结果土改一来“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

董家有一个亲戚有田地七八十亩,弟兄三人分了家。老大勤恳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将田地卖光。结果土改一来,老大的田分了,老二可以分田进来,“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

至于家谱经年不修,一些民间家族记载中断,国史补缺不足,已经不再为人关注了,在现代人眼里,反正有了国家户政部门,家族的年庚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乡党是怎样消失的》二维码网址相关阅读
一代名厨李老三
“憨驴”老吴
好人一生平安
老陕

Published by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