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粮票

@ 八月 3, 2013

原文首发于《黄开林的博客》,感谢作者“黄开林”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赶急的电报》】

说起粮票,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其为何物,但是像我这样的年纪,对粮票可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谁若拥有粮票,似乎就高人一等,不亚于现在的人握有出国护照或高尔夫俱乐部金卡。

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在那个特定时期的重要凭证,其发行之广泛,使用之长久,文化内涵之丰富,足以称之为“中国特色”。从1955年到1993年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粮票似乎比货币金贵,领取粮票吃上商品粮,成了有身份的象征。别看那玩艺儿不大,作用却不可小视,难倒了许多好汉。我曾经在一个分销店见到一位虎背熊腰的汉子,是当地有名的猎手,连豺狼虎豹都怕他三分。面对圆圆的月饼,他粗大的喉结动了一下,咽下一口唾液,从内衣荷包里摸出一块钱要买,售货员问有没有粮票,他说没有但可以添钱,见对方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只好红着脸退了出去。我也曾打过在货架显眼位置摆放的面包的主意,那形状太迷人了,鼓鼓的,嫩嫩的,像对门翠玉的脸蛋儿;那色泽太诱人了,比板栗略浅,比红枣略深,中间油汪汪,边上粉扑扑,有丝绸般的质感。我没有粮票,知道买不到,就天天光顾,用岚皋话讲,就是给眼睛“过年”。

粮票伴随我们度过了许许多多不平凡的岁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多少人因为拥有它,才得以生命的延续。当年,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平民百姓都无不有着自己的用粮标准,按“量”吃饭,有了粮票,就有了生存希望,有了填饱肚皮的保证。炊事员打饭时,尽量把饭弄松软一些,让人看到似乎份量很足,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吃饭的人眼睛睁的“雪亮”,个个明察秋毫,哪一碗多哪一碗少一逮一个准。那时候,谁多吃一点饭,轻者批评教育,重者贴大字报点名批判按贪污犯论处。

三十多年前,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粮食标准视居民从事的职业而定,我从乡下调进县城时普通市民每人每月28斤,干部30斤。我当时在邮电局工作,正宗的工人阶级,由于干的是伙管员营生,归在行政人员之例,吃31斤,炊事员33斤,邮递员36斤,线务员41斤。粮食部门根据户口薄和单位工种证明办理购粮本,有那个要命的粮本才能到指定的粮店购买,购买任何一种粮食制品,像糕点、馒头之类的则要从粮本中取出一定数量的粮票。粮票从品种上分为粗粮票和细粮票,从使用范围上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如果因公到外省出差,就得凭一定级别的单位证明到粮店兑取全国通用粮票。无论你是何工种,油票每月只有4两,每兑换30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得在粮本上扣除4两油。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换完粮票再走。

粮票

粮票的面额不等,一般分为1两、2两、半斤、1斤、2斤、5斤、10斤,全国通用粮票中还有3斤的,我见过一张最大的是部队马料粮票,面值是5000公斤。要买一个馒头,除了交5分钱,还需要交2两粮票。我从张映勤先生的文章中得知,全国似乎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粮票,一两油条有两根,精打细算的上海人有的只买一根。不交粮票,国家吃亏;交一两粮票,顾客不干,这种矛盾,有了半两粮票自然就迎刃而解了。1993年,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居民购粮再也不用粮本了。有的家庭存的成百上千斤的粮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其实,稍有眼光的人保存的粮票也是一项有意义的收藏。前不久媒体报道,一套保留完整的全国各省市粮票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了16万元的高价。

那时候买卖东西,品种不多,供应紧张,动不动就排队,出门购物,不光得带钱,还得带各种票证,少一样也不行。由于粮食不允许买卖,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勉强度日,多是入不敷出,粮票也就显得相对紧俏。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但私下里,粮票却在悄悄流通。那时候,农村比城市更穷,有的人一辈子没见过粮票,头脑灵活的就用农产品到城里捣腾粮票。有一次,妻子见楼下闹嚷嚷的,推窗一看,见一位小伙子拿了一些土特产在换粮票,身边放了一只大公鸡用棕叶编织的笼子装着,要换15斤粮票,别人嫌贵,妻子三说两说,原来不是外人,是我大舅的儿子,两家都不好要的了,妻子反而强行多给了10斤,又上楼取了几件过时的好衣服相送。我上小学六年级时,见到同学有一本《渡江侦察记》的小人书,很想看,由于借的人多,几乎到不了主人的手,等到还回来,封面竟成了“油渣子”,从此锁进木箱秘不示人。我好说歹说就是不借,用书交换也不答应,只好使出绝招,给了他一斤粮票才如愿以偿,要知道,那可是我一天半的救命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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