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为何以税负论兴衰

@ 八月 7, 2013

原文首发于《深圳特区报》,原标题《财税改革要高举宪法旗帜》,感谢作者“姚轩鸽”的分享,曾分享《建立财税权力监督制度要靠宪法》。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现就职于西安市国家税务局。】

孙武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家,其所著《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也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日等文,是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一。

有意思的是,孙武论国家之存亡兴衰,判定敌对势力大小之变化,竟然是根据其境内征税税率的高低、老百姓税负的轻重。史载,有一日,吴王阖闾问孙武:“六家世卿分别掌管晋国地方,谁先灭亡?”孙武答曰:“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吴王又问:“接着谁先灭亡呢?”孙武答到:“其后韩魏两家灭亡。赵氏因为没有抛弃过去的赋税制度,晋国最后归他统治。”吴王惊问其故,孙武答曰:这六家虽然都在各自领地内进行了田赋制度,但周朝规定百步为亩,而范氏、中行氏改成每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改成每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氏、魏氏改成每二百步为一亩,独赵氏改成每二百四十二步为一亩。这意味着,在每亩征收率一定的情况下,亩制越小则赋税相对较重,亩制越大则赋税相对较轻。自然,赋税轻则百姓高兴,百姓高兴则上下能同心,上下同心国家就能兴旺繁荣。事实上,后来晋国的形势正如孙武所料,范氏、中行氏先亡,实力最强的智氏也在韩、魏、赵三家联手打击下灭亡,最后三家分晋,成长为战国七雄。

问题更在于,为何孙武以税负论兴衰竟然一语中的?原来,税是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在政体既定的前提下,税负越重,则国家从国民那里获得的财富就越多,国民可支配的财富就越少。而且,如果国民交给国家的财富越多,而国家给予国民的公共产品质次、价高、量少的话,势必引来国民更多的“税痛”与怨恨;如果国民交给国家的财富多,而国家给国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低、量多的话,国民就会因为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欲望、目的得到满足而高兴,进而爱国、爱君。而其他情形,比如国民交给国家的财富少,而国家给国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质次、价低、量少,同样会招来国民的不满与怨恨。而国民交给国家的财富少,国家却能给国民提供质优、价低、量多的公共产品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在政体既定的国家之间,以税负判定其兴衰存亡是一种简易的方法,也是比较客观准确的。但是,如果政体不一样,要用税负高低判定一个国家兴衰时就要十分谨慎,不可以偏概全。

税

这是因为,在政体不一样情况下,税负高低仅是判定国家兴衰存亡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却既不是最高标准,也不是根本标准,更不是终极标准。判定国家兴衰的最高标准是人道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税制是把纳税人当人看的,是从纳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出发的,是遵从纳税人涉税意志的,诸如在征多少税,如何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用税等等重大决策方面都是经过纳税人同意的,也就是遵从法治、平等、限度原则的,那么,长远看,这个国家就会兴旺发达,就会繁荣进步。因为,自由不仅是深刻的人性需要,而且,也是每个国民发挥创造性潜能,自我实现,以及国家繁荣与进步的必要条件。

而判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标准则是公正平等。如果说赋税公正意味着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那么,赋税平等则意味着涉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

归根结底,判定一个国家兴衰的终极标准在于——能否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以及增进的大小与多少。具体说,凡是增进国民福祉总量越多的税制,就越优良,而这样的国家就越能可持续发展,就越能繁荣进步,就越能兴旺发达。相反,凡是增进国民福祉总量越少的税制,其税制就越差,而这样的国家就不能可持续发展,就会停滞落后。

当然,一个国家的税种构成不一样,国民的税痛敏感度也就不一样,从而也会成为影响这个国家存亡与兴衰的重要因素,比如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国民的税痛感就强。问题是,虽然有助于纳税者对政府及其官员用税效能的监督,但有时也会加剧征管的成本。同样,“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虽然有麻痹纳税者痛感的弊端,但在转型期,似乎又不能完全否认它存在的价值。

但无论如何,根据税制优劣来判定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当是最为客观、科学,也可能是最为理性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说,不能仅仅以税率高低、税负轻重判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它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判定标准。要全面准确判定一个税制的优劣以及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至少要通过上述几个主要要素判定之后,方能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一言以蔽之,透过税制优劣,即可管窥一个国家未来兴衰与存亡的大致形势。税优则国兴,税恶则国衰。税与国运之沉浮,亘古如一,中外同理。

如此观之,孙武之得失显而易见。固然,六家世卿存亡兴衰之理,与其征税税率、老百姓负担轻重有关,但根本说来,则在于他们过多剥夺了老百姓创获财富的自由自主权利,显失公正与平等,没有真正发挥国家的本分职能,满足百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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