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三):大女人与小记者

@ 八月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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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口述大概范围

1、红色资本家(改革初期西安的工商业态);2、西安人的天籁书屋;3、1949年前后的开国元勋子女们;4、由文革西安众生相窥视国人;5、红色广场上的慈善大业;6、和访民一起的五年;7、单车骑出家天下;8、做毛泽东少年劳工的一千个日日夜夜;9、我是刘斓涛的麻花兵;10、我身边的女人们…(整理者按:每一个都是极好的话题,可以从一个个人的经历中窥见一个时代被遮蔽的真实。)

九、木樨地22号楼与天籁书屋

说起口述又想起一段往事。我家在北京住木樨地22号楼,这是北京任人皆知的一座知名楼宇,位于西长安街木樨地地铁站南出口。记得父母住那的时候,同楼居住的还有王光美、侯宝林、丁玲、萧三、贺敬之等各界老名人,也可以看出他们共有一个特点:都是文革后复辟回城的牛鬼蛇神。也有像李瑞山、侯宗斌、陈永贵、姚雪垠这样的文革得势人物。

有一次,我找丁玲为天籁书屋题匾。丁玲的爱人陈明在旁边说“丁玲从来不题词。”丁玲看我有点尴尬,就提议找姚雪垠去题:“你家不是住在他一个单元吗,姚雪垠最爱题字。”话音里多少听出点儿别扭来。我后来就找到姚雪垠,他果然非常热情地为书店题了字“天籁书屋,传播文化,振兴中华。”姚老很健谈,也许见我和他同住一院就多少有了亲切感,话题扯开来无话不说,后来就直接开始埋怨中青社派给他的青年助手了。

当时姚老正在赶写《李自成》第五卷。中青社是出版商,知道姚老体力不行,就派来一个青年助手给他做笔录,他只须口中喃喃,其余事理就全交由那“小子”和一架双盒卡式日本录音机办了。听起来轻巧,其实不然。姚老对我说:“这个小子就是来气我的。我说两句,他能说十句,全是牢骚。气得我时常中断口述。书也写得没完没了,不是没什么可写,而是这小子给气的!”

半年后,姚雪垠来西安在止园参加外国文学研讨会,新华书店邀请他签售,姚老说我只到一个叫做天籁书屋的店子去看看。那天姚老和老伴儿、孙女特地来了我的只有四只书架的南关小店,下面是后话,此处暂搁…

十、大女人与小记者

说到哪儿算哪,就此说说丁玲与天籁书屋。丁玲对题字不感兴趣,这让我由心底佩服。丁玲不题字,就和我聊起了开书店。丁玲说:开书店是个好事情,我当年和胡也频也是一腔热血开书店,还起了个名儿叫“红‘河’书屋”,丁玲是湖南人,虽已操熟练的普通话,但个别字眼儿难改,比如这个“红河书屋”的“红河”就叫我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当时没好问,心下想,回来翻翻史料兴许就知道。回到家资料不好查,那时候哪有如今的网络引擎可搜,是要翻看大量的砖头块儿的。后来仿佛有天意暗示,湖南人把“黑”不是念做“和”音嘛,原来是“红黑书屋”。能起这么个名儿足见丁玲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当然这个“自由主义”是针对她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言的。尽管她可以写诸如《莎菲女士日记》类的东西,但她毕竟是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啊。这就是共产党内一大部分矛盾人群的矛盾人生所在。

下面说的段子就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啦:丁玲又对我说,卖书不挣钱,自古以来都如此。我们开的红黑书屋就赔本儿了。一开始我们认定只有印书才能挣钱,我们书屋就印了胡也频的诗集,才印了27本就自己个儿给分瓜了,你一本我一本全送了自己人。但是我相信印书是挣钱的,现在也一样(真是高瞻远瞩,丁玲说得绝对没错),你们天籁书屋就也要印书,印别人的书,印自己写的书。书店一定办得好!

好俺娘呢,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女人活脱脱也算是个共产党人呢,还是共党里的高级干部!她难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不允许资产阶级占领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的吗?服了,共党队伍里竟有如此自由主义者,那党还得好吗?谁都知道,共产党人是讲究党性原则的,有损他们所谓党性原则的事情是绝对不许干的,连谈都别谈。而眼前这一个堂堂共党高干竟然开口闭口鼓励商人们自己印刷思想产品?我晕!

丁玲和我谈话还有陈明在场,当时我还录了音,而且是明录,没有暗藏,录音机就放在茶几上,我说我是咱院儿的孩子,在《陕西日报》工作,是记者。撒了谎,生怕她不给我题词。后来她在院子里每天早上打太极见我就叫小记者。后来这段录音因为我之后的生活颠沛流离,也就不知丢到了哪里。

平生认识两位女人被我称之为“大女人”,丁玲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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