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最“反动”的那本书

@ 八月 28, 2013

原文首发于《天涯社区》,感谢作者“书吃”的原创,作者曾撰文《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昨天在碑林附近一条小而窄的巷子里请外地来的朋友吃饭,去的早了,外地的朋友还在临潼游玩没回来呢,于是就直奔安居巷的那家开了不久的旧书店转转。

于是进文昌门,过三学街,右转到安居巷,进了那家书店,老板在门口闲坐,扔了一支烟过去,扯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便一头扎进书店,寻找自己想要的书了。这家书店说来我是经常来,基本上一周要来一至两次,所以很多书也是熟记于心,但也会经常看见一新收购来的旧书,里面也许就有我想读的或者想收藏的书。十几个书架一一仔细看过,发现几本“灰皮书”,如考茨基的,也有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史的。

在一个书架上,突然发现一本费正清所著《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9月一版一印,书的扉页有虚线框,内注“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的字样,这是当年内部书的标记之一,而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也很有特点,“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各个阶级的人们,都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在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美国与中国》就是适应美国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专门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著作之一。本书作者费正清,曾于1931年来我国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先后任重庆美国大使馆特别助理和新闻处主任,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并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作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哀叹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美国的一次惨重失败,千方百计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炮制新的侵略方案。

作者主张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所谓历史的深度,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歪曲我国的历史,诬蔑我国的革命,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的新的方法,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向我国渗透,梦想恢复美帝国主义已经失去的势力。作者还吹嘘对待对大陆的现实主义,和对台湾的现实主义,鼓吹一中一台,叫嚷台湾“独立”,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研究中国国和中美关系的情况,现在把《美国与中国》一书翻译出版,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与老板侃价,用几块前的便宜价格就那到这本品相非常好的“内部书”。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有篇关于文革时代的私人阅读经历,其中就谈到这本最“反动的”《美国与中国》。朱先生为俩能搞到这本书,利用私人关系从厂里开了给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又从省委宣传部换了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回到上海,约了最好的朋友去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刊发行组”,朱先生这样写道: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刮目相看。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他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却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让他说服老李,我要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再换开一封介绍信,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老李果然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就全凭我自己去说。

火车去郑州,在拥挤的车厢里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五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钟,我却觉得有一个小时,如坐针毡般难受。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美国与中国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真是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分享喜悦;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供应的书目,汇成一张总书目,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那张介绍信的作用。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双臂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未见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五百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那么高级的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采购清单?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又热情推荐还有一些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的书,‘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难搞到’,语气如此热忱,就不象在公事公办,按级别配置‘反动书籍’了,而是一种标准的职业行为,在推销紧俏商品。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十六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二十三本,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推荐买下的。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超过后来八十年代西学热中许多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辨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来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看到这句话,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花了三百多元人民币,几乎整整一年的工资。捆起来是四大摞,两人四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硬币,只够我们乘十七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九八二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老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则与他有关的渺小故事了。”

回头想想,朱先生讲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想不到我又在这家旧书店遇到了这本出版史上的“活化石”,而且居然是全新,更居然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的。于是写下这么一篇文字,纪念我的这次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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