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口述史辨析

@ 九月 9, 2013

原文首发于《白磊:书吃的文字世界》,感谢作者“书吃”的原创,作者曾撰文《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最近由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了米鹤都先生编撰的“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三《难得本色任天然》和之四《光环与阴影》两本关于文革口述历史丛书,为“共和国第三代”(作者语)的心路历程做了较为完整的口述历史整理。《光环与阴影》一书收录了黄春光、胡生、金靖宇、李卫平及柯马凯(MichaleCrook)五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和历史记忆,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性与无可辩驳的独特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部分史料错误与瑕疵,为避免以讹传讹,特在此文指出,希望与编者共同探讨,并请知情人和历史学者指正。

黄春光先生在其口述回忆《光环与阴影》一文中,出现的最大的历史错误,在本书的第五十二页至五十三页,其原文如下:

“1968年3月,我父亲刚到北京当总参谋长不久,就赶上陕西省要成立革委会。我记得,一天下午,父亲从中央文革碰头会回来说:你不是和李瑞山和胡炜很熟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先找胡炜说一声,主任不是他了,要换成李瑞山,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并叮嘱我:不要说是我让你去说的。我说:他要问原因呢?父亲说:中央定的事情。原来内定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是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名单报上去的也是他,结果突然换了。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那天晚上开会要宣布主任、副主任名单了,父亲处于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他自己出面说又不太合适,就让我提前给他们打招呼。像这样的事,不少都让我去办的。”

黄春光先生的这段口述历史,有很大的历史硬伤。胡炜,原名胡守德,河南新蔡人,1920年生,1933年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1936年考入省立开封高中,在开封读书时,积极投入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声援“ 一二九”运动的游行与卧轨请愿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开封党组织介绍,1937年参加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8年入党。历任新四军4支队八团政治处干事、连指导员、第五支队团政治处组织股长、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1十四团政委、四旅十团政委。1943年任县委书记兼县支队司令、政委,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师长。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1军参谋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62年后,历任二十一军副军长、军政委、军长。1969年任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一军军长,并兼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当选为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974年12月升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从胡炜的简历来看,胡炜是属于抗战时期的干部而并非红军干部,根本没有参加西路军的记录,更不可能有如黄春光先生文中所说的“在西路军时曾被俘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一些二十一军在陕的老同志,他们也肯定胡并未参加过西路军,更不可能有被俘的说法。

至于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从各种现有的资料来看,李瑞山是被中央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领导干部,而并无所谓的“内定胡炜”之说。陕西省革委会成立前,支左委员会曾邀请以西安交大、工总司为首的“东派”,以及以西军电、西工大、工联为首的“西派”两派头头六十余人开会,协商,协商成立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委会的方案。根据中央关于成立省革委会的原则指示,参照已建立省革委会的人员组成情况,经过反复协商、研究,确定陕西省革委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并设常委35名,正副主任8名,而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则由中央确定。

在胡炜的回忆文集《征程纪事续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周总理对陕西的关怀》一文中有回忆:“经党中央批准,陕西组成了由军代表、领导干部和群众干部参加的汇报团40余人于(1968年)4月上旬抵京,总理接见了原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同志、黄经耀同志和我。总理指示说:看了你们的报告,中央认为陕西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适时的成立革委会。中央决定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同志要支持他的工作。霍士廉同志目前以不参加结合为好,军队领导同志也不宜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我和黄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胡炜的回忆也佐证了当时中央对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是李瑞山这一说法。

文革老照片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黄春光为黄永胜长子

而根据1968年5月4日《人民交大》刊载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指示记录》,详细记载了4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及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在这个讲话记录中,周恩来在谈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时讲到:

“这次为什么没有让军队的同志做主任,而让李瑞山同志做主任,就是因为军队任务重…二十一军是野战军,分部三个省,陕、甘、宁都有,需要照顾部队部分工作。有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虽然能力弱一点,不够理想,理想不是化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要考虑,这样提出来有好处,对李瑞山也是个警惕。胡炜、黄经耀、杨焕民与革命群众代表结合在一起,集体商量,研究问题,按照民主集中制,民主商量。陕西工作是康老建议的,通过协商方式把大家搞在一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你们那省中央考虑李瑞山同志任主任,有的同志说不够理想,理想是相对的,就是强的,也有弱点,容易产生一言堂。”

由此可见,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人选,是周恩来与康生商讨定夺的,而康生则是分管西北文革的中央领导。我就这个问题也电话请教过原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西安交大的红卫兵领袖李世英,他说在讨论陕西省革委会人员名单时,两派争论的人选只有霍士廉,是否结合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进入省革委会,两派观点不同,而并无争论过胡炜或李瑞山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的问题,至于革委会主任由军队领导干部来担任,还是地方领导来担任,李世英说,我们遵照中央指示,所以并无讨论或争辩这个问题。

黄春光的“内定胡炜担任革委会主任”之说还有一大漏洞,就是当时各省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甚至常委名单,乃至常委结合比例,都主要由周恩来决定,黄永胜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众所周知,黄永胜是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之后,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在革委会成员名单的讨论中,他作为从广州军区提到总参的四野出身的领导干部,怎么又可能为与其无甚关系的三野出身的胡炜能否担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而牵挂操心?甚至违反党的高级干部保密纪律,让儿子黄春光带话给胡炜呢?在当年的中共高干中,很多高级干部保密意识比较强,极少让子女知道自己工作中的事情,更不会在饭桌上讨论与工作有关的话题。以周恩来为例,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共有三把,自己一把,值班室一把,秘书一把,包括其夫人邓颖超都没有钥匙,更不能随便进入周的办公室。而黄永胜怎么可能刚到中央,在自己无甚发言权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人选名单的事情上,让自己的儿子带话给陕西的一二把手李瑞山、胡炜呢,黄永胜这样做,不怕被康生知道,认为黄伸手越权吗?

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不是象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希望口述历史的整理人与编撰者在核对相关的史料时,通过多方考证以验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切不可以将错就错讹传讹,造成历史的误区。

白磊草就于2013年9月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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