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文革“造反”史

@ 九月 16, 2013

原文首发于《张艳茜的BLOG》,感谢作者的原创分享,曾撰文《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1966年的夏天到了,这一年,16岁的王卫国——即后来的路遥——初中毕业。按以往惯例,大中专考试将要进行,但是,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卫国当时正计划着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是,中国发生的一起大事件将王卫国的个人计划击个粉碎。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顺利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国家就给学生发放生活费,农村户口也随之转入学校。不出意外,中专毕业后就能被国家统一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底甩掉农村户口的沉重帽子,鲤鱼跳龙门地成为城镇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的养父养母——大伯大妈就可以松一口气。尽管大伯之前反对王卫国继续读书,可是拗不过这个牛脾气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艰难苦熬到儿子毕业。如果王卫国争气,靠读书为自己踏出一条走出农村的路子,无论这高小两年初中三年有多么的艰辛,结果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大伯心里隐隐的内疚——那份因当初反对儿子读书产生的内疚,将因此减轻。

对继续上学读书始终怀有更强烈期待的,当然是王卫国本人。五年县城求学的饥饿与苦读,终究要收获一个结果,苦不能白受。王卫国甚至想到了该认真设计一下中专毕业后自己的未来。

然而,王卫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川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已然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孩子,发育不全,营养不良。到了1966年,很多农户,有的举家外迁,更多的只有出外讨饭,才不至于饿死。

但是,各种运动却一次都不曾远离陕北这个偏僻的延川县。

1966年8月,延川中学高66届的七八个学生,自发成立了延川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红袖章上是用墨水写的“红卫兵”字样,所以,当时被人称作为“黑字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配合延川县委工作组,在延川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召回学校的初中毕业生王卫国,很快加入到“黑字红卫兵”行列。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延川县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开始到各地串联。1966年10月,延川中学10名学生(7男3女)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红卫兵长征队”的学生,先在永平、延安等附近地区串联一周绕回,沿途抄回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本县宣传外地见闻。然后,他们自绣了一面红旗,向北京出发,徒步去北京串联:

“据与路遥在城关小学、延川中学同级的吴江所言,在他们之后(1966年10月)路遥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去了北京。吴江需要20多天的路线是参照以下路线:县城→延水关(黄河的渡口地点)→(山西省)永和→交口→太原→(河北省)石家庄→北京。”((日)安本·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所有红卫兵在去北京的沿途,随地可以发动红卫兵搞批斗活动,直接参与揪斗各地的当权派。到达北京后有专人接待,将他们接送到指定的兵营住下。然后,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在等待期间,亦有专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但并不是可以随便到处游走的。得到通知后,大家有秩序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王卫国同班同学梁世祥回忆说,他和王卫国等延川中学的一批进京同学代表,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分子。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农民儿子王卫国与所有接受伟大导师接见的忠诚战士——红卫兵一样,内心是激动的,是虔诚的,是单纯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接见结束后,上穿一件黑棉衣、下着一条灰棉裤,脚登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的王卫国,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色黑字的“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

然后,王卫国很严肃地对同来的同学提议: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

1966年10月,延川县县级机关第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反修战斗队”建立不久,各单位相继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二十多个,有“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红旗战斗队”、“兴无灭资总部”等等。为表现各自组织的正确性,造反派之间互贴大字报,相互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标榜自己的造反组织是“革命派”。延川县大街小巷,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纸张短缺。

当王卫国从北京串联回到延川县时,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然开展得如火如荼。疯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的王卫国,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借着风势,联络了初中部的同学,真就成立了一个“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红四野总部”),扛起了“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大旗。

历史上的“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简称“四野”。缔造者是林彪、罗荣桓。这支队伍,能打硬仗,而且战无不胜。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延川中学的这一派学生造反组织起了这么个震天动地、响遏行云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当年的“四野”一样,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吧。

延川县还有另一派也自称是“红色造反派”的组织——“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联合,观点相对立的则水火不相容。“司令部”与“红四野”均是延川中学的师生组织成立的,但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延川县“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别。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班主任常润田老师是班上的当然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调皮活泼,能言善辩。后来,这三个人成了一派的主要头头。而王卫国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显得更为突出,被“红四野”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当时,“红四野”的战友尊称王卫国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有这样的大字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跨“黑四野”,勒死“王喂狗”!

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红四野” 军长王卫国,从小做惯了“孩子王”的权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满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又有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王卫国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它是针对当时“中派”认为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本意在于告诫人民群众,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须坚决彻底。这段话,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至尊宝典。造反派们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歌,可以堂而皇之地去打倒一切、推翻一切。

为了读书,7岁的王卫国离开亲生父母,被过继给自己的大伯大妈;为了读书,大妈靠着乞讨供养他上初中。读书升学是王卫国谋得一个公家人身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的惟一途径。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王卫国继续读书升学的梦想化为泡影。此时,时代好似为王卫国提供了一条比读书升学更加快捷、轻松的道路——只要敢于造反,敢于冲锋陷阵,就可以前途无量。

王卫国狂热地投入到滚滚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自然有着朴素的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同时,改变个人命运可能也是王卫国内心更大的驱动力。对于整个中小学时期没有吃过几顿饱饭的王卫国来说,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吃饭,就是做文章。

“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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