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九):天籁书屋诞生记

@ 九月 1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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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从“青年农场”说起

为了口述距今已整整三十年的西安天籁书屋,我在网上翻查了一些相关资讯。那个年头中国连电脑都没有出现,直到1984年,中国开始有了民间的电脑运用,但没有轻松上手的输入法,电脑尚仅有绿显,打印也仅有针打,甚至连鼠标还未能发明出来…

如今网络出现了,21世纪的后来人对旧时期的天籁的怀想文字,虽然只言片语,着实可见那书屋对世人的曾经影响。我想嘛,作为那间座落于西北边城的小小书屋的始创人和见证者,作为西安的早期文化生活以及私人工商业兴起的亲历者,记录它们,责无旁贷。

每年大学暑假,我就和妻子同去兰州度假。尽管我是在工厂,这一去得损失半个多月的工资。

和妻子度假是在兰州黄河边上一个叫做“青年农场”的地方。解释这个容易,西安人大多知道,就是甘肃省的“八号院儿”。

记得那时住“青年农场”的陕西干部不少,先后有李登瀛、陈旭、李子奇、宋平、黎启阳(女)等。我的岳父杨植霖亦在其中,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最著名的是和王若飞同坐国民党监狱,后来写下《王若飞在狱中》。这个老人不同寻常,按现在的话来说,杨就是党内开明人士。在中国有个特点,凡是穷的地方文艺就发达。甘肃省不外乎如此,全国都在拨乱反正,发展经济,甘肃省火了的却是舞剧《丝路花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正是杨植霖一手抓的。反正经济上不去,不如文艺先翻身,共产党又喜欢这个,被叫做宣传。怨天尤人的色彩在那时非常严重。

杨老喜欢跳舞,这与他早年毕业于天津燕京大学不无关系,是属共党内的投奔延安族。后来和乌兰夫在大青山闹共产,是典型的内蒙汉民(祖籍山西)。

我那时候,“自由主义思想就很严重”,别无所长,就此跳舞一项和杨老达成默契。杨老家在青年农场内西北角上的一栋别墅里。每到周末,杨老就热情邀请亲朋们来农场一坐。就此在客厅里摆起了舞场。后来漂亮的年轻女性也来的多了,看起来都面熟,原来是“丝路花雨”剧组里的甲角儿、乙角儿。和杨老跳舞也有令人熬煎的时候,舞曲一律二人台(曲牌名),是被称作“内蒙二人台”的一种民间小调,节奏类乎慢四拍。和对手交错就有了远近亲疏,松紧有致的交错。和女人腻味用它作伴是一种极其合适的选择。

每年和妻子去兰州探亲,就此终日以舞为伴。在青年农场的日子也有“有所作为”的事情。那时候刚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前沿的先锋思考。丛书其中之一的《人的发现》(副标题: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一书,是杨植霖的大儿媳妇李平晔所著。那时候,李平晔刚生孩子,我时常常见她抱着孩子改稿,十分辛苦,因此由衷佩服。

探亲的日子有限,总有结束之日。有那么几次探亲后,我就难免厌倦。那时候我已经在日夜攻读世界名著,是根据文革前陕西师范大学为学生设计的一份世界名著必读50本书单去按图索骥的。我的原本不系统的人生观,加之文艺为我带来的自由狂放,导致我如脱缰野马,为所欲为…

1983年的寒假,我在兰州“青年农场”的日子里,创办书店的决定渐渐成形。

二十三、天籁书屋

创办书店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当时的“群木小说社”(贾平凹、周矢、陈忠实、邹志安、郭培杰、张敏、高铭等)成员,并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但书店的名字却一直未能定下。后来平凹和周矢一致提议:你不是在兰州吗?兰州有作家喆夫和匡文丽夫妇古文底子好,都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瞅了个周末,我邀请喆夫夫妇来到“青年农场”。喆夫是位科普小说家,擅长治印,在科普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名列科普四大家之一。巧的是四大科普作家之一的宋宜昌(宋平之子,作品《断臂维纳斯》当时在香港出版而名噪一时)也在“青年农场”居住。

还有一位是上海的叶永烈,其人后来热衷红墙文学,致力于海里秘闻搜刮,背离了科普。第四位是谁我一直没有搞清。喆夫的妻子匡文丽亦属不凡之辈,她和胞姐匡文留、另有牛正寰、周境如、庞瑞琳等五人均为天水作家,被誉为陇南新秀,文坛五朵金花。

看得出,喆夫夫妇能够进入“青年农场”已经有些慌张,举止难免拘谨,对我亦是客气十分。后来在他们夫妇的创意下,我们当场约定起名“天籁书屋”。取自于庄子齐物论里“天籁”之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我这人做事急,尤其有兴趣的事情,就必须一试方了。因此往往欠谋划,成功之前必反复以失败开路。

我把“天籁”定名迅速告知西安的文友。当即大家推荐平凹题写。之所以让平凹去写并非因了他是书法名家。事实上,他后来为我所写“天籁书屋”是他的字首次在公众前亮相。1984年,我在北京劲松街头的书店里看到一本散文丛书,那是由我的书店店员,后来成了天德书屋老板的左军所出版的“天德书屋”散文丛书。丛书的序言是平凹所写,开首第一段如是道:“平生第一次题匾是给天籁书屋,后来书店倒了,老板背着牌子跑了”。印证了平凹第一次书法作品便是“天籁书屋”。

平凹一口允诺题字,这样我就在兰州又耐着性子等了些时日。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尤其不便,我和平凹联络只能靠一个个基站人工转接的长途电话。半个月后,平凹的字寄到了兰州。打开来看,大失所望。说实话,之前我们谁也未曾见过他的字,不就是冲着他已经小有名气嘛。可是眼前的“天籁书屋”是一张张大小不一,零零乱乱的纸片,而非连缀,更非一气呵成。平凹早期的字尚可欣赏,近乎于欧体,规规矩矩。只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叫我实在为难。

后来大家看到的挂在西安街头的“天籁书屋”是我用几根竹片子临时制作了一只放大尺,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字迹里挑出来的四个字,大缩小,小放大,最终拼凑一起而完成的。

假期毕,我怀揣着那四个字回到了西安。我是瞒着父母把我们家的唯一一张单人床板给半破了,拼凑起一块“匾”来。没有钱,我是用墨汁刷上床板,然后描金字,最后覆盖一层清漆加以保护才完成的那匾。这些动作如今看来得亏我自小尚有美术功底。

妻子从钟楼邮局储蓄柜台上,用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存单取了八百块钱,说是杨植霖留给她结婚的唯一钱财。那时候的杨植霖,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放他的用工资捐献巨额党费的先进事迹,交党费已成例假,而每每缴费之前,杨植霖都会向子女们“请示”,杨植霖的七个子女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一律艰苦朴素,从不不以高干子女自居,对其父亲的定期额外交党费事件则一律表示:你是你,干我们什么事?分外坦荡。此刻,她的这笔钱就成了我们开办书店的全部资金。

而我没有现金,只有一腔子热血,直到今天都这样儿。我们从家里搬来两个民用书架,只有四层,高不过一米五左右。朋友又为我凑了几个。不大一间屋子里就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地摆开了书店架势,地址是在西安大南门外的西侧,原先的省体育馆是我对门…

我去骡马市工商局办开店手续,手里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张陕西钢厂关于职工张世和除名的“陕钢83年XX号文件”。工商局长告诉我说“你先等等…市里有话,你这是个体,能不能开书店还两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怎么能够被资产阶级的个体户商业占领,这是市里领导的怀疑,我们也没有办法。谁叫你要冒这个尖呢?”工商局长甚至建议我为了谋生开个香烟摊子也还不错,因为香烟那时候还没有专卖管制,但也只能是残疾人一类开办,至少它是不受政治限制的呀…

天籁书屋尚未出生,就已经面临着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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