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司法解释多一些理由和时间

@ 九月 17, 2013

原文首发于2013年9月12日《南方周末》,感谢作者“葛峰”的友情分享。作者曾撰文《首席大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解释,共同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打击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法学界,司法实务部门,以及将网络视为生活不可或缺部分的普通公众对此强烈关注。

许多疑虑和讨论围绕在这个新鲜出炉的司法解释上:两高的解释是否僭越了立法权,突破了立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公诉条件,入罪标准是否经过了实证研究,科学可行;以及,随之而来更为重要的问题,网络的活力和公众的网络监督权是否会受到损害等等。

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和实际生活的影响尚待评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司法解释的质疑和讨论,不会停歇,随后出现的适用该解释所判罚的个案,也会反复地被传媒与公众反复研究评判。搁置拗口的法学词汇、繁复的立法技术、立法的层级效力不谈,我们来看看两高对司法解释出台的说明。

两高的说明显示,虽然出台的司法解释有一定的学理、立法、司法和实践的研究,但是没有公布一个全面性的针对国内网络网民发布和传播信息行为,以及其实质影响与危害的调查分析报告。两高进行了调研,征求了意见,但是咨询活动的广度、深度和密度,以及最重要的咨询结果没有公布,解释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就成了问题。

比如,不同群体的感受不同,两高调研的群体范围,是否足够公开?征求意见的对象,能否代表广大的网民,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和过于专业的法律界人士?长期接触网络的人和路人对网络信息的认识和评判标准并不统一,他们的意见得到吸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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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又如,诽谤信息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就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那么点击浏览三四千次、转发三四百次的情况,算是什么程度?博主的粉丝数量是否在考虑之列?

再如,仅因为网络与公众生活密不可分,网络空间就可以等同社会空间?社会学家和相关领域专家对此问题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什么?

针对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说明,还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如果有一个详细科学的调查分析报告作为基础,有更多的制定理由,司法解释的质疑会更少,建设性的讨论会更多,司法解释的说服力、可操作性、执行力会更强。

此外,司法解释需要这么快发布吗?与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立法解释不同,司法解释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有人认为,网络已成为违法犯罪的温床,司法机关已经处理过相关案件,就应当回应热点案件,相时而动,并为及时出台指导审判实践的司法解释而叫好。然而,此论并不正确。

虽然,司法解释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法律适应当下的社会情况,在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弥补立法不足,解决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实际困难,具有相时而动,回应热点的表面特征。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司法解释的指导意义必须建立在大量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个别的,地方性的经验如何,以及应当怎样提炼并统一到国家层面,需要大量反复的分析论证。国内有多少相关案例?两高的司法解释又观察和梳理了多少案例?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详尽的说明。

这并不是说,司法解释出台的时间越久越好,而是说,越是“应景”的司法解释,越要审慎的考虑。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判,基于不同事实个案的裁判,在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裁判标准逐步细化之后,出台司法解释更为合适。再者说,拿出几个说理充分,论证严谨的判决回应热点案件,将裁判的技术和标准生动展现,作用和效果不会比司法解释差。

其实,给司法解释多一点时间和理由,就是给司法多一份信任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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