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十一):天籁招聘如招亲

@ 九月 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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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八十年代的私人书店

1983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最近,在古城西安出现了一家由青年作者开办的文学书店。

书店名为“天籁书屋”,是青年业余作者田夫(按:本人时用笔名)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办的。书店本着优先为文学青年服务的宗旨,专营中外文学,社会科学书籍,兼办预订、租借等业务。十余平方米的书店每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

在书店开办过程中,作协西安分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著名作家秦牧在西安讲学期间,闻讯为书店做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题词。 【摘自《“天籁书屋”文学青年办文学书店》】

《中国青年报》上的这条消息,现在看来很蹊跷。为什么一个小书店竟会引起团中央机关报的关注呢?但若把此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年代背景来看,还原到那个“无产阶级的舆论宣传阵地绝不能被掌握在私人手里”的时代大政治前来审视的话,这件事情就真的非同寻常了。后来的事实亦证明了这点。

当时私人书店全国仅有三家。黄宗英分别在北京和深圳蛇口创办的“都乐书屋”是一家;另一家是北京女孩在南礼士路一带开办的图书沙龙,兼带售书,后因“政治沙龙”嫌疑被取缔…黄宗英是作家,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中国当时著名影星。黄宗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第一个开办书店,我一直认为和她的身份不无关系。

1985年,我去广东考察过黄宗英开办在深圳蛇口的分店。书店的位置距离“海上世界”不远。当时去深圳的内地人最热衷去“海上世界”,那是一艘废船改造成的水上观光点。游人可以花两元钱,排队,然后通过架设在船头的一架望远镜去看神秘的镜中香港。著名的偷渡逃港运动其始发点就在距离黄宗英的都乐书屋分店不远的海边。我之所以要去蛇口考察,而不是去北京考察黄宗英的都乐书屋,原因在于广东的经济开放形象。我在潜意识里认为向南靠齐才是我的前途。果然,我从深圳返回西安前,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广州市买了一架打签机。回到西安后,我在西安人的众目睽睽下,竟公然在一些热销的书籍后面定价位置用打签机打上了我认为的价值,那往往高出图书原价的两到三倍。我对此行径的解释是“改革的年代,价钱也得改革。”所谓随行就市,有人买就行。记得那时候我做了许多照搬深圳的事情。和去广东长途贩运服装的骡马市的小贩们一样,广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就连我抽的香烟都从那时候起改了希尔顿,我甚至在广东报了个粤语速成班,那不外乎是教你一些“您好、谢谢、再见”等等,以及交易时用得着的大一小二,ABCD的读音…

那时在中国,图书贩售是严重的政治事情。也难怪,涉及上层建筑领域的物事,岂能与政治脱离干系?天籁书屋轰轰烈烈走完了它六年的寿命,于1989年被迫关张,实属短命。

邓小平的一次言论,生成书店薄薄的一个小册子:浅黄底色封面,大红宋体书名一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央(那时这些事情属文化部、公安部管辖)有令:外国小说重新由文化部一本本审核,尤其是美国小说一律禁止出版销售。一时间,中国的图书市场,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将政治事件的发生归罪于“书”,将思想活跃亦归罪于“书”。令人不得不记起二千多年前的那场“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尚书〉序》)之事…

 二十七、“天籁”招聘

八十年代初期,西安的工商行业面向社会招聘员工尚属罕见,尽管那时已经出现了毕业后无法就业的年轻人群。社会上对这些人群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待业青年”。这就给天籁书屋扩大经营提供了充分资源。天籁书屋甚至无需登报,前来报名应聘的人就络绎不绝。记得我当时在南关总店的门前仅仅推出一块招聘牌子,报名者顿时人满为患。报名开始第三天就已经收到五百多张登记表。

面试,在我看来不是件轻松事。按说叫“他人”来初试,复试我再定夺,顺理成章。我却不能放心,“他人”会不会以己之心度我之腹?我很难相信,这个世上有谁会和我的心思一致。这其实从侧面也说明了我注定不是帅才。后来,偌大一个书屋所进图书,我竟一本本亲自审核,且一审就是六年。由此来看,书店注定不会被我做大,我是说做到实质性的壮大,而非声势。

招聘进行到第六天,我的秘密小本上被画上了三角,我看得上的不过十人。那个“他人”说话了:“世和啊,这不是选媳妇,只要看得过眼的就行,人是看着看着顺眼来的。叫你看一眼就动心?那不是选媳妇又是什么?”我对“他人”说:“这是我选,有资源就多选,我不累。”如此不听“他人”之劝,最终导致六天后,能被我叫来复试的仅仅三人。而被我一一初试过的人则达八百人啊。

一场面试下来,我几乎得罪了周边所有人。对平凹、周氏、张敏这些人,我可以说“你们不知内情”;对妻子,我可以说“听我的没错”;对公众,我则可以撒谎“这不是我一人儿说了算的。”…但对我一直提到的那个“他人”,我却不好说甚。他叫杨惕,陕西作协会员,写小说见长。因为写作上的往来,和我关系不错。书屋开张时,我便请他做了副总。现在想起,这个副总也真不好当。事必躬亲的我,不是帅才的我,让杨惕得经受多少在人檐下呢?为此我现在向他表示我三十年后的感动。我马上要六十岁了,有些事我是刚刚才明白。

悲剧发生在天籁书屋二次开张的前夕,也就是和省文联的合作开始。那夜我召开开张前的最后动员会,楼上楼下150余平方米,大堂里坐了区区六人一一我、杨惕、房东儿子、还有两个答应来帮我一天的朋友,和唯一招聘来的一位员工。这个女子叫郭惠梅——个儿高挑,面肤白里微粉,话语柔弱,听起来绵软,款款而行时就似宫里佳人…堪称八百里挑一。我对已经很不耐烦的众友们一律呵斥:“对郭惠梅不许说三道四!”因为看客你早看出,这不是用选媳妇的标准来选拔店员又能是什么呢?

杨惕对我说:你选谁我们都没意见,现在就只说明天怎么开张?谁卖书,谁收账,谁又能坚守一天不离开店门一步,不说别的,上厕所咋办?

说心里话,杨惕的话直捣我的软肋。数天来我第一次向他服输:“都是朋友,你不能见死不救。”那时候我眼前浮现出的是开张之日,150平方米的店铺里人头攒动,摩肩擦踵…西安人对天籁的预期,这种情景完全可能。“你就救一把我吧!”我已经开始用乞求的口气和杨惕说话了。杨惕比我年长,气度大,此刻并不嘲弄于我,他说:“让我的亲戚,我姐姐的女儿来试试吧…”杨惕姐姐的女儿,我知道是谁,招聘第一天她就来过报名现场。浓眉,重了;漂亮,过了;眼大,要适度…这是我对凡漂亮女人的诊断。但凡美丽器官的组合超限,便有演变而为“异样”的趋势。这是很客气的说法了。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明天就要开张,人手的确不够,那就让这个初试落选的女人来吧…

杨惕作为副总对此总有妥当安排。“如果她形象不适合面客,那就叫她坐收银台,不直接和读者接触,也免你心烦…”我说成。

天籁书屋重张第一天,收银台上就此坐着这样一个异样美女。之后的每天里,只有到下班去收银台收款的时候,我方直面于她。那时,我眼见她那白白的小手哗啦啦地数票,就由衷有了赞美。许多社会上的谗言被验证:“天籁招聘犹如招亲”!四年后,她成了小我十多岁的妻子,我儿子的妈妈。八百里挑一,选来的郭慧梅坚守书店始终,成为我小妻子的闺中密友,也是读者公认的美女标杆,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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