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是我心里的一尊碑

@ 九月 27, 2013

原文首发于《张孔明博客》,感谢作者“孔明”的原创分享。作者曾撰文《上庙会》】

在这个不飞雪的冬天里,我怀念我的语文老师陈瑞林先生。

记得是去年中秋的时候,党端婧老师来访问我,与她很自然地谈起陈老师。党老师比我年长,但在陈老师面前也是名副其实的学生。我在北关中学读书的时候,党老师是陈老师办公室里的常客,因为陈老师喜爱我,我也常去,就和党老师有了共同的语言。我问党老师:“你可知道陈老师怎么样了?”党老师说不知道,但与我相约,过了国庆节,专程去探望。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吧?竟也忘记了陈老师的年龄!我上高中的时候,陈老师已经年届花甲了。我上大二时陈老师已经退休。现在,我大学都毕业28年了。心里当然担忧,但仍期盼,结果期盼来了一个令我难受的消息:陈老师已经作古三年了。

我没有悲从中来,却愧从中来。我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师过世的消息,也不能用忙来安慰并解脱自己。陈老师的家离西安城区可谓咫尺。从白鹿原北坡下去,过灞河,过西蓝高速公路,过老312国道,便是古华胥国遗址所在的新街村,陈老师就住在这个村子里。陈老师是陕西著名才子牛兆镰的关门弟子,与乃师一个故里,毕业于著名的三原中学,回乡执教小学。上世纪50年代初,奉命调入大荔师范学校,供职逾20年。他是一头沉,又想着叶落归根,便屈尊调入蓝田县北关中学。我上高中时亲近他,是因为他赏识我的作文,时常拿了我的作文当范文到别的课堂上朗诵,这一份荣耀所产生的自豪加感激深深地沉淀在了我的心底。他鼓励我写作,推荐我课外诗文读本,把自己的藏书介绍给我阅读,向我常讲一些古人好学的故事。事实上他喜爱所有喜欢他语文课的学生,但凡去找他,无论是否为了学习,他的脸上永远挂着笑容。他的家乡背靠着横岭,他的脸与横岭的沟壑地貌有几分相似,但不严峻,即使生气的时候也无法显现师道尊严。多年后我回想他的脸,自己笑了。他的脸与枯莲更相像,他的笑是莲花的喜悦。

不止一个同学问过我:“你为什么会和陈老师好?”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在北关中学,许多老师和学生对陈老师很不尊重,我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陈老师是读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他是满腹诗书,挣钱舍不得吃穿,却舍得买书,书丰富了他,也文化了他。他告诉过我,他的好脾气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是后天修炼的。与他有了深交后,才明白他并非对轻慢与侮辱无动于衷,他怜悯所有的轻慢者与侮辱者,因为他们只会也只敢在善良者面前显露他们的可怜和可憎。陈老师告诉过我,他不忍,他大而化之,因为“忍”字是心上戳一把刀,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他就学弥勒佛,“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他的处世哲学被解读为懦弱、窝囊、迂腐,他知道被误读,却泰然自乐。他说做人是做自己。既然怀揣着个良知,就照着良知去做,但求问心无愧,不求被所有人理解。事实上,被理解又能如何?小人不会喜欢君子,势利眼只会向权势献媚。多年后,等我有了人生阅历后,才真正悟透了陈老师的话。蜜蜂不喜欢屎,苍蝇不喜欢花。人与人道不同,何必违心周旋呢?敬而远之可也。就处世而言,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是祖父,一个是陈老师。祖父告诉我忍,陈老师告诉我不忍,殊途同归,那就是大而化之。世间的人和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上大二的那年秋天,陈老师突然来到兰州,说是路过。陈老师退休了,觉得自己身体尚健,记忆力也好,早早回家颐养天年太奢侈了,也对不住自己一肚子诗书。他应聘到了宁夏中卫县,继续他的传道授业解惑。那一天陪同陈老师走著名的黄河铁桥,游著名的白塔山,师生有说不完的话。之前我已经耳闻他有一肚子委屈,我不问,他不说,只在诗文掌故里你言我语地陶醉个不亦乐乎。那一年我才十八岁呀,少年心事当拿云,踌躇满志溢于言表。陈老师却已是六十“高龄”,与他的学生没有了阅历的隔阂,只有了赤子之心的情投意合。他到了中卫以后,与我一直保持着书信,他数说着中卫学生的苦与质朴,我诉说着自己志向的远大豪华。多少年后,回味那一段师生书信往来,真感激了天地造化的惬意安排,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师生之间的那一种诗文传承的道义之美。如果把人分为身和心,身是父母所赐,心却是老师所培育。老师之道在于言传身教。老师是花粉,学生是蜜蜂、蝴蝶,受益而不自知,恰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我回西安后,老师也告别了宁夏中卫,回到了老家。他是闲不住的,找我寻工作,说是看大门也好。我答应了他,却没有满足他。我的心思他知道,我不希望他再奔波。不久,他写信告诉我,他应聘到了狄寨中学。狄寨原就是白鹿原向北的延伸,步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新街。过了古稀之年,他才彻底告别了讲台,过上了田园生活。也可能有一年的光景,他被请到县上编县志。我去看望他,大热天与另一位老者同居一室,没有电风扇,一边手摇扇子,一边满脸淌流着汗水。他高兴,说修志是当世功德,他老师牛才子就修过县志。他具体负责交通志,整日爬格子乐此不疲。县志出版后,我找不到他的名字,扫描式阅读后才发现,编纂委员会的名单占了多半页,陈老师的名字隐藏在脚注的一堆六号字里。还好,总算是“人走留名”吧!

陈老师常进城看我。他家没有电话,也不习惯电话,想进城了就站在公路边,只要进城的班车都上,不在乎有无座位。他说:“我腿还硬朗,站着没事。”对我来说,他是不速之客。他总带些地里长出来的萝卜、红苕、苞谷棒子等,不空手。我笑说:“你是老师呀,来已经搞反了,还带东西,折煞学生呀!”他慢声细语解释:“是你师母的意思。我说进城找孔民(我原名)呀,你师母看见家里有啥,就往兜里装。新鲜的,你尝个鲜。”坐不了十分钟,他就起身,说:“孔民,我见你了,我回呀!”他嫌我忙,耽搁我工作。我不放行,总是哄他:“不忙!不忙!”带他去饭店吃饭,他总是推辞说不饿,我说我饿了,他不吱声了,跟着我。一碗面,一碗饺子,不许我要菜,还振振有词:“你工资不高么,孩子正花钱!我是吃地里的,地里长啥吃啥,吃得最多的就是菜。”我进商店买东西,他推三阻四,我笑道:“总得给师母带些啥吧?不然,师母埋怨你这个学生不懂事。”我总想买些农村稀罕的食品,他总是嫌贵。送他到车站,他说:“你总是破费,我再不来了。”他仍来,只是相隔的时日越来越久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1995年麦收后,那一日回蓝田,感觉不见日久了,便决定半路上下车,去访他。一下公路,就看见一个人在摊场。草帽,蓝制服衫子,黑制服裤子,拿着杈,弓着腰。眼前一亮,扬声喊:“陈老师!”陈老师耳灵,转过身,叫:“孔民!”摔了杈,急步迎过来,拉着手不丢。跟进他新盖的楼,师母正坐在杌子上择菜,看见我喜悦地直起身子,说:“你看天热的,我娃快坐下凉快!”小脚进来出去,递扇子,沏茶,寻吃的,腿脚已不灵便。我不打算吃饭,师母却非要做饭,说:“不常来么,你多坐会儿,你师生说话。”端详我的老师,古铜色的脸胖了,黑了,却显得更健康了。陈老师说,他现在不读书了,伺候师母的自留地,图个自食其力;伺候一堆孙子、一堆鸡,图个天伦之乐。说着话,孙子就这个来了,那个去了,要这要那的。陈老师指着门外的山说:“虽然这山不是那山,但总算是体会到《归田园居》的那种诗情画意了。”顺口吟了几句陶渊明的诗。他领着我看楼,两层,楼上楼下的窗子都没有安窗框。他说为了这个楼,积蓄掏空了。当初老五的媳妇娶不进门,媳妇的进门条件是盖楼。他有五个儿子,都务农。老五是可以接班的,却没接成,个中曲折,陈老师不说。五房媳妇娶回家,加上盖楼,开销是想得来的。陈老师从来不说负担重的话,师母想说,陈老师不让说。临走,陈老师送了我几本书,说:“留个纪念吧!”他送我到公路边,车远去,他远望,一直到我看不见了他。那一次我落了泪,不知为啥。或者说我知道为啥,不方便说。我背了一路周敦颐的《爱莲说》。在我心里,陈老师就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荷。

工作确实是越来越忙了,岁月不留神,就溜走了很多。年年提醒自己要去看陈老师,年年都落空了。西蓝高速公路通车后,按说看望他老人家更方便了,却一年多少个来回都错过了。检讨自己,只能说没有那个心。怎么能忘记自己爱戴的老师呢?可我就是“忘”了。自知是心里有着老师的位置的,可为什么不去看望他老人家呢?深深的自责一直使我内心不安。去年已过了三年,那么老师应该是2009年作古的。14年里,他老人家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和我一样“忘记”了老师,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忘记”了他曾经给予过关爱的学生?老师的忘记是一种“忘我”,学生的忘记却是一种“忘本”。

我知道自责没有意义。江河不倒流,岁月不倒回,老师走了,越走越远了。岁月的无情,第一便是夺情。人生的全部意义都系于一个情字。亲情与生俱来,师生之情可遇不可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事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良师益友,真情寄生其中而不自知,虽自知而不牢记,虽牢记而不维护,虽维护而不身体力行,真情便被岁月慢慢地稀释,乃至于若有若无。情之在人,一百次问候不如一次握手。真情如同鲜花,珍视并不能阻止枯萎,只有及时地表达、送达,彼此闻得见芳香,才算得上真正地拥有。

陈老师,我辜负了你!然而我无须请你原谅,因为你早已潜移默化了我,使我明白了你的与众不同。你是蜡烛,燃烧就是为了发光,发光就是为了照亮别人。你恪守宿命,以自己一生的言行给自己立起了一尊碑。现在,这一尊碑已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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