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门手艺

@ 十月 8, 2013

原文首发于2013年8月23日《东方早报》,原标题《理想和激情之外,报道新闻是个技术活儿》,作者“陆晔”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美剧《新闻编辑室》刚刚开播时,一位喜欢推荐剧集的媒体朋友在微博上给了个差评:女二号不漂亮,索金大叔借剧集给电视人上道德课,人物设定与现实不相符,“太老旧理想主义了,没人真在新闻室里这么摆着说话,而且现在的威胁早就不是简单收视率而是网络社会媒体了,剧情太不2.0了”。这位朋友还引用了一位美国观众的观感:“想看看The Newsroom新一集,就像总是去翻翻前男友的Facebook照片一样,虽然已经主动分手,但也担心自己会错过什么精彩”——这是第一集前十分钟那个关于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可以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高潮段落的后遗症。因此在不少观众眼里,这部剧集无非是在新技术时代对传统新闻业曾经的光荣与梦想的酸溜溜的缅怀。更多的人批评的是这部剧集借电视新闻报道台前幕后故事呈现出的价值观:基于精英立场的优越感和对社会大众的不屑与失望,“让我们告诉这些愚蠢的大众究竟应该看什么!”以及将预设立场的新闻报道和叫好又卖座的高品质新闻报道直接画上了等号:“中立的报道也是一种偏见”(Media bias toward fairness)。

上述这些批评,我个人大致赞同。其实对于美国同行来说,以出现在《新闻编辑室》第一季片头里1960年代的爱德华·默罗、1970年代的克朗凯特为代表的电视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早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发达之前,就已经风雨飘摇了。以1996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电讯法为分水岭,“放宽管制”带来了快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有线电视的发展,不仅直接瓜分和冲击了稳定的广播电视市场,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无线电波的稀有性和公共性为基石的传统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理念。以往单纯的广播电视公司,变成了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有线和卫星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和其他信息与娱乐服务的超大型媒介集团的一部分,各大电视新闻机构都在兼并浪潮中经历过压缩制作经费和裁员的困难时期。我曾问过1990年代末担任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下属新闻学院院长的Murray Fromson先生——他曾是CBS著名的国际记者,报道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是1972年随尼克松访华的记者团成员之一,“你觉得1996年电讯法之后,美国电视新闻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愤愤然:“我做电视记者时,CBS新闻部是整个公司最大的部门,也是最核心的部门。我们只需做好新闻报道,其他的,成本啊收视率啊,完全不需要考虑。NBC和ABC也如此。但是现在,无论哪一家电视机构,新闻部门都变成了一个大公司的子公司下面一个小小的部门,变成了大公司盈利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没人在乎你想做的‘最棒的新闻’,他们只在乎每一个收视率百分点代表多少潜在的广告消费者,在乎你是不是挣钱。”如今电视新闻的竞争环境更是每况愈下。1990年代因为报道海湾战争一炮成名的CNN,一向以报道立场的客观中立著称,最近这几年在收视表现上远远不敌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Fox News和MSNBC。而且,在社交媒体的围追堵截下,那种抢独家、抢时效,赶在通讯社之前插播新闻、为重大突发事件中断正常播出的惊心动魄的职业快感,早已荡然无存。

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我将《新闻编辑室》从第一季追到现在。这里面当然有“怀旧”的成分。剧集中被许多人诟病的所谓说教,确实让我回想起中国电视的“黄金期”。那是央视《东方时空》横空出世的年代,是《新闻调查》宣称要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以记者的独立调查揭示被权力、被利益、被偏见、被社会习俗遮蔽的真相的年代。那时我在上海本地电视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观察》初创期简陋的编辑间和同事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然而这部剧集之于我个人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被唤醒的理想和激情。我一向认为新闻报道其实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门手艺,一个精细的技术活儿。它需要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批判性思维和高度理性的认知框架基础上,实践极为严格的技术路径和操作步骤——如何处理与消息来源的关系,如何采用多个独立消息源进行交叉验证,如何在采访中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等等。不管是否认同《新闻编辑室》所呈现的有关如何报道新闻的价值立场,它在每一集展开的故事里,所体现出来的技术路径和操作手法,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媒介实践中很容易被忽视的。

剧照
剧照

比如,我们都知道新闻的第一要义是真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记者就新闻事件系统地进行事实的搜集和验证。这也是以记者的独立性为基石的新闻业客观性法则的重要前提——这一法则并不表示记者会不带偏见,相反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必然会因成长环境、教育经历、政治文化背景等等带有各种各样对外部世界的先入之见。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有一套检验新闻信息准确性、可靠性、一致性的透明、精确的系统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排除记者个人的思想局限和文化偏见对新闻报道可信度的干扰。《新闻编辑室》用电视新闻报道台前幕后的故事,为我们诠释了国内新闻采编教科书往往并不刻意强调,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在操作层面,新闻的本质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极其专业化的实证方法。

《新闻编辑室》第一季第一集,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事故的报道,确定油井深度与压力的关系;对石油公司内部线人的身份确认(当然讨厌这个剧集的人会说:太扯了,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中,某个记者恰好有一个大学室友和一个姐姐在关键岗位上而且还愿意爆料…得了,这毕竟是电视剧);对漏油量的测算;确认相关监管机构的责任范围;联系从石油公司、环保局到地质专家乃至白宫发言人等的不同立场的相关人士进行直播评论;报道确切的死亡失踪人数和石油泄漏的惊人速度;海岸警卫队救援现场的连线;对钻井设备公司高层发言人连线采访中关于封堵泄漏使用的水泥型号的准确提问,以及对水泥投入使用前是否进行过测试和测试结果的追问;从内政部而非维基百科获得的矿产管理局在该石油泄漏地区的监管人员和钻井数量的准确数据、实际检测次数、最近一次检测执行人员本身的资质等等。

这些细节,活脱脱一个新闻采编教学案例,也让普通观众了解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的意义。

在《新闻编辑室》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第一季第四集,在其他媒体纷纷引用美国公共广播网NPR提供的单个独家匿名消息来源,报道亚利桑那州女议员在图森市遭遇枪击身亡的时候,ACN坚持去医院寻找一手消息源进行证实,迟迟不报道这一所谓最新消息,导致收视率快速滑落。在巨大的压力下,那句“一个人,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闻不能”,是理念的坚守,也是对新闻报道技术路径的坚持。第二季有关美军是否在巴基斯坦对塔利班扣押的人质进行救援的行动中使用了沙林毒气的爆料,话题敏感,事关重大,执行制片人将采编人员分成红蓝两队,蓝队负责采集证据,整个过程对红队完全保密;红队则在完全不知情的前提下,在蓝队经过数月的调查取证,基本完成证据链之后才第一次介入,对证据细节和证据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讨论。这种“防火墙”的做法,意在尽可能阻断记者因长时间投入调查而有可能产生的情感偏向,在对证据进行专业判断时出现干扰。本周播出的第六集,我们会看到蓝队经过不同渠道取得的证据,如何第一次在红队面前自洽为一个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即便如此,红队用圣诞老人可信度打比方进行的质疑——“你并没有亲眼看到八只驯鹿从眼前跑过,你只是跟自称看到了八只驯鹿的人谈过”,对于确保新闻报道建立可信度的技术路径不被忽略,极其重要。尽管这样的防火墙措施依然无法杜绝由于个别记者为了某种目的,一步之差越过真理和谬误之间的那条底线。就像我们总是说,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我们只能毕生努力逼近却永远无法轻言达到的职业标杆,有了它,新闻业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没有它,新闻业一定只会变得更糟。

至于新闻究竟应该中立,还是可以有倾向?记者究竟是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还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新闻编辑室》引发的这个议题,我个人在此无意讨论,因为这其实是新闻业始终处于争议中、与媒介角色和新闻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宏大命题。对于我个人来说,在同行们普遍唱衰传统媒体的当下,每当我看到演播室的倒计时,看到导播切换出晚间新闻直播的画面,看到编辑部为一个重大突发事件放下所有个人恩怨全情投入的时候,我依然会血脉贲张。就像曾担任《洛杉矶时报》总编辑的报业前辈Michael Parks所说的那样:数码时代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获得新闻的渠道、时间和方式,但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并没用改变。就像媒介社会学者迈克尔·舒德森所强调的那样:新闻“扩大了整个社会可以共同思考的内容”,它通过作为“培育民主政治的场所”的公共领域,和“通过新闻得以维持”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两种方式,“促成了共同的社会世界的日常反思与再建构”。《新闻编辑室》打动了我。

在第一季的结尾,ACN的新闻主管查理赞叹编辑部报道突发新闻的忙碌景象:“太漂亮了!整个报道都在实时进行中。威尔没用台本。这是执行制片人的首秀。她胸有成竹。只有她知道接下来要报道什么。如此优秀的表现全靠主播和执行制片人之间难以置信的合作。”这一情景让我觉得魅力四射。或许只是因为我实在太爱电视新闻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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