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庙口述史(十七):卖磁带被判死刑

@ 十月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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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宛然之死

宛然,一位皮肤白皙,形容腼腆的男孩子。他总是穿一身中式布纽的长衫,长长的围巾像五四青年那样斜搭左肩。在我的记忆里,那年他也就21岁吧。经济大潮开始冲刷大陆的年代,我们这些人纷纷南下贩运,尝试赚钱的愉悦。宛然禁不住也在西安南院门古旧书店东侧,开了一家小音像店,专事录音盒带的销售,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出光盘。盒带成为中国百姓日常的娱乐…

宛然常去广州购买盒带长途贩运回陕。1983年共产党严打元年,宛然因为店内有邓丽君的磁带销售而被公安抓捕。不久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因为宛然的母亲是市公安局的医生,因此有公安领导过问宛然母亲,问她的态度。令人难以想到的是,宛然的母亲专门为此向党组织写了大义灭亲的文字:听从党的安排!

邪恶的组织,诞生了邪恶的人,连母性都要丧失殆尽。从那以后,我们这些宛然的朋友再也没有去过宛然母亲的家。宛然就在那年被党处死。

 三十六、鹰击长空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秋天,保小最后的留守者已经完全迷失了运动方向。随着我们各自家庭出现的巨大变故,我们的家长好像一夜间被社会排挤在了人世之外,社会上也开始赋予了我们这些孩子一个共同称号一一“狗崽子”。

我那时住和平门外煤研所,但凡外出被人识辨,一声呐喊,就有素不相识的革命群众捡砖头来追着砸我。某某同学的爸爸(赵守一)成了最新被发现的赫鲁晓夫在中国陕西最大的代言人;某某同学的爸爸最终没能逃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被定性为潜伏在市委高层内部的美蒋特务;某某同学的妈妈则早在榆林城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就有人在榆林街头见到过她而被怀疑为早期就投敌叛党…

我们这些13岁的红卫兵们的革命斗志遭到极大的打击。

西北第一保育小学六六届的三个班级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迅速出现了三个“战斗队”,并且分别占领了学校里的几处有利建筑。我在乙班,当我决定发起成立我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时,就从《毛主席语录》本里翻到的一句诗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里选定了“鹰击长空”为队名的。

我们占领了学校卫生所的住院部。那时候对门37中的王冷老师已经被打死。我们当时只知道打死了老师,却不知道死者是谁。因为革命运动已经出现打砸抢和武斗的倾向,在我们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求生存。在研究了很多天后一个方案出台了。我们决定把被我们占领的学校卫生所住院部全部房间门窗钉死,把它打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堡垒。住院部每间病房都有一只探视窗,我们敲掉了探视窗的玻璃,一律换成三合板,然后在三合板上涂上厚厚的加了盐的墨汁,再在上面密密麻麻地钉上小铁钉,将所有铁钉用除漆包线连缀起来,然后通电,画上骷髅头。我们叫它电网。记得此招是国家测绘局的局长公子,丙班的黄镇发明。为了制作电网,我们还偷偷去高年级女生楼,当时作为丙班战斗队的总部所在地,观察了具体的制作方法。

我们忽然发现,革命没有经费,就连红卫兵袖章也是靠大家的伙食钱拼凑起的。凑起来的经费并不足以支付袖章的制作费用我们就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印。我们是用印刷传单的黑色油墨代替黄颜料刷袖章上“红卫兵”那仨字的。这个想法极其大胆,我们根本没人知道油墨在红布上会发生什么反应。这样的结果十分悲剧,它直接导致我们“鹰击长空”战斗队始终没能戴上自己队伍的红袖章。刷着黑色油墨的袖章在卫生所的顶棚里足足风干了4个月,直到我们撤离保小,从未干透!

其实当时社会上根本不承认保小的红卫兵组织。“鹰击长空”也曾试图与当时的工总司(西安市工人联合造反总司令部)以及他们的对手工联(西安市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两大组织联系,但由于无门路,没有“现代平民”的阶级出身背景,事情始终了无进展,最终只好放弃。再后来我们投靠了“刘澜涛的红卫兵组织”——保皇派。由于在西安市体育场的55万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上红卫兵热情地为刘斓涛戴上过红袖章,刘斓涛也特别体恤为红卫兵支援过麻花。这些红卫兵就自然而然被社会上的造反派们称为是“刘澜涛的麻花兵”。我们与麻花兵组织有了接触,但根本不知内里,因为据说刘斓涛还会为我们发放每月18元的红卫兵革命补助。而在那时候,我们的战斗队是多么需要资金啊。 每个月里,我们各自家里给18元伙食费以便我们住校,但我们只交给校方半个月的饭钱。剩下一半就装自己兜里零花。住校的情况家人不可能知道,知道也无暇多问。因为我们的父母开始一个个被打倒,被关进了一种叫做牛棚的地方。甚至有的同学的父母开始跳楼、割腕、服毒寻死。

《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就是一例。当钟楼上有作协的造反派贴出“揪出隐藏在文化领域里的走资派柳青”的标语时,柳青的爱人,我们班同学刘晓汾的妈妈当夜回到了长安县皇甫庄,就在柳青写作《创业史》的那座从前的地主庄园里投井身亡。而皇甫庄曾是柳青无数次用小车载着我们去玩耍度假的地方。柳青爱人投身的那口井,正是她每回为我们从井底取出冰凉西瓜以消暑的那口井。

为了节俭费用,为了战斗队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开始趁深夜去小寨村农民的地里偷菜吃,回校煮一锅,撒点盐就是一顿。再后来有两个省委的孩子从家里偷来了气步枪,加上我们的几把弹弓,我们长途跋涉20里去到长安县的偏僻处猎杀麻雀,回来给麻雀乎上泥巴烧熟了吃。每月有一回正餐。我们到小寨商场内的食堂里围坐一桌,买五分钱一碗的白米饭然后用餐桌上免费的酱油浇着吃,正好似盖浇饭。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干的造反的事情似乎只有翻窗进入校阅览室,躺在书堆里睡觉。我的好多读书便是在那里完成。

但后来的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我们这些13岁的孩子开始不得不面对更加严峻的革命形势,直到和对面37中打死王冷的红卫兵们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殊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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