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北政法学术讲座审批办法的质疑

@ 十一月 1, 2013

原文首发于《谌洪果的BLOG》,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曾撰文《卖淫作为职业的正当性》。】

2013年10月22日,西北政法大学官网首页,赫然挂出有关《西北政法大学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告。我认为,这个规定是荒唐可笑的、矛盾错谬的、有辱大学精神的、践踏学术尊严的。现就该《暂行办法》中的问题,从一个普通教师的角度,简要提出如下回应意见:

  1. 《办法》前言交代了其出台的依据,是2008年、2009年、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党组、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发布的一系列有关高校讲座管理的文件。
    这就是校方规定的“正当性”基础,这也是学校管理者一贯的行事思维:当他们貌似忠诚地、变本加厉地完成上面的任务时,他们就认为自己很好地履行了在位的职责,也逃避了免受追究的责任。
    可是,他们却毫无顾忌地遗忘了自身最大的担当:这是一所大学,好歹应该维护一下大学自由的底线吧?好歹应该听听教师学生的意见吧?怎么总是心安理得地将学术拱手相让于政治呢?怎么就不能保持起码的独立精神和护犊之心呢?
  2. 《办法》第三条一方面主张“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决反对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有害言论”。
    这两方面的规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学术层面,研究无禁区,意味着不同观点的平等探讨、辩驳,任何一方无权以真理自居。可是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却要把政治标准凌驾于学术标准之上,由学术外行拿着政治棒子随意打压学术思想。
    此外,学术无禁区,是实质标准,意味着自由交流;课堂有纪律,是形式标准,意味着尽职尽责。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应该政治挂帅,扼杀言论。所谓的错误和有害,学术外行无权认定,更不能搞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
  3. 《办法》规定了事前“一会一报”的审批制度和事后“一事一结”的总结制度,让学校宣传部门有了全面掌控摧残教学学术活动的生杀大权。
    要求就报告人基本情况、讲课内容、人员范围逐一填表,这种实质审查完全无视学术活动自愿参与、开放透明的性质,是对学术活动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的侮辱。
    我认为,教师讲什么,学生有权从学术角度批判,但那些不学无术的管理者是没有资格审查的。实际操作中,这种审查就是政治审查,与学术无关,并且沦为了选择性执法和双重标准:官方邀请的人员的讲座,往往校院处级领导一句话就可以举行,但只要是教师学生自组织的活动,则各层级职能部门相关管理者便装出道貌岸然公正执法的样子,极尽刁难阻碍之能事。政法大学的管理者,就是如此造法执法的。
  4. 《办法》特别限制本校教师的正常学术活动,要求本校人员被邀请担任报告人的,也“必须经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所在单位党组织要对其提出明确的政治纪律要求”。
    请问:教师在教学之余,就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与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交流,这本应该是大学鼓励的行为,怎么现在也成为压制的对象?一个教师既然可以在平日课堂上讲授,为什么做一场学术报告就要遭到如此严苛的审查?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不一致?为了压制师生交流的积极性,还规定任何研讨会、报告会都要由相应主管单位或职能部门主办,难道设限、打压、管控,这就是管理方唯一的功能?大学在你们眼中难道就只是一个行政官僚机构?
  5. 《办法》甚至规定了现场干预的做法:“在报告时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性错误观点,主办单位要及时制止,并消除不良影响,同时要及时向审批部门报告情况。”
    这一规定之实践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审查者的政治思维总偏好于把学术解读为政治。此项规定公然容许外行和闲杂人员对学术活动进行搅局干预,随意中断。这时候管理者便不谈什么“课堂有纪律”了,神圣的学术场所成为了被肆意糟蹋的地方,斯文如此扫地,简直成何体统?事实上,这类事情已经有过不好的先例。它们发生在堂堂大学,岂不是天下之奇观和荒唐笑话?
  6. 《办法》也体现出管理者观念上偏狭滞后,对于大学发展潮流反应迟钝,比如规定在校园网上举办研讨和讲座,也要经过批准;要求“校内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资料原则上不扩大传播范围,未经校主管部门批准同意不得流向社会。”
    那么,假如我在微博上开个网上研讨会,或者将自己录的讲座视频放在网上,请问这种更严重的行为,你们该怎么惩罚我?如今的大学早已超越课堂和围墙,网上各种讨论和公开课比比皆是,受益者众,你们却还在垒砌这种无济于事徒留笑柄的高墙。何况,既然讲座都允许学生听了,怎么又怕流到社会上去?这其中既敏感又不自信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
  7. 《办法》通篇充满陈旧的政治话语和敌我思维,对教师学生的不信任到了极致,对大学里的学术活动充满轻视之情。比如:第二条规定“主办(承办)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管理,严格把关”,第十条又重复规定“主办单位…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加强管理,各司其职,严格程序,严格把关。”
    政法大学管理者的这种立法水准实在令人堪忧。从这些措辞中我们看到的,只有自上而下的管理者思维,根本没有起码的服务意识。在这样的表述中,学术、大学、教师、学生等标识大学精神的主体完全被缺席了。

本学期开学,校长书记一起找我谈心,谈最近形势的复杂,叹大学精神的丧失。去年我读书会被禁,之前我请人讲座受阻,你们都躲着我不见我,这次反而主动找我,实在让人诧异。不过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有过公共发言,有过一些抗争,但都是无法忍受且无愧良知的底线之战。这次也一样。我感到困惑的是:你们劝我专心教学学术,别介入政治,可是西北政法诸如此类的规定、对正常学术读书活动的一再打压(1431期之11432期之21433期之本周图片关于读书会风波致我的学生读书会被禁风波始末及申辩身体力行的公民行动力)、把传播基本法治理念都扣上政治污名的做法,难道不都是从政治出发?我对这样乌七八糟的政治实在厌倦,没有兴趣,我只知道坚守一个教师的本分。我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没有什么,因为坦然。如果我在如此践踏学术尊严底线的做法面前都沉默,那我的学问毫无意义,我没法向教师这一职业交代,我会因此而羞耻。大学失丧,国家失灵,我的悲哀何时才是尽头?

尊敬的西北政法的管理者们,你们真的这么心安理得吗?有人或许会说,这样的讲座审批规定在今天的各个大学都太普遍啦。是的,普遍,所以触目惊心;普遍,所以和大学精神背道而驰。普遍的恶,是更可怕更令人忧心的恶。因为大家会视之为正常。西北政法官网上堂皇地挂出这种丑陋的规定,就是对“恶”处之泰然的例证。我认为这是把耻辱当做光荣,是在糟蹋这所大学的声誉。

而我的声音,我的作为,虽然不能改变什么,虽然孤独而悲凉,但我要说,这才是西北政法的光荣所在。如果你们说我骄傲,就让我在这一点上骄傲一回吧。如果政法大学领导真的像他们在各个场合宣称的那样崇尚法治信仰,那就请切实把法治当做信仰来看待、请把法治置于政治之上吧。请千万不要忘了:这,是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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